论大病保险回归基本医疗保险的历史必然性

2009年内生于新农合的高额费用保障政策,于2012年演变为与基本医保分离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下称大病保险)。尽管目标和资金来源与基本医保相同,却交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并最终将大病保险定位于与职工相互保险相对应的补充层次,形成了“同一筹资两个制度层次”的结构。本文分析了将居民基本医保一分为二的大病保险在理论逻辑和实践中不可解的困境,指出大病保险在公平和效率两方面都会产生损失,与社会保险的价值观及大病保险制度安排的愿望相悖。本文指出“有限政府、有效市场”在医疗保险领域的局限性,认为现阶段内生于基本医保制度的高额费用保障政策是必要的,但基于公平统一、高效医保的要求,大病保险回归基本医保制度是理论逻辑和历史的必然。

广西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分析

在“十四五”时期背景下,以SWOT框架模型系统阐述广西大病保险工作中的主要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面临的主要机遇和威胁,并提出对策建议。

大病保险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0年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大病保险对于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进一步运用PSM-DID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展开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大病保险可以缓解城乡居民相对贫困,以每人每天1.9美元为贫困线,可使贫困脆弱性降低5.8%,以每人每天3.2美元为贫困线,可使贫困脆弱性降低21.66%;以居民户口类型为标准划分,大病保险实施对于农村居民缓解贫困效果更好;以年龄为标准划分,大病保险实施对于老龄人的影响更显著。由此提出加大大病保险政策落实力度、提倡全民健身从源头遏制健康贫困、构建完备的大病保险监管机制等建议。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精准性补偿方案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目的:分析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补偿的精准性,为有力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以及有效提升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提供参考。方法:以需求为导向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补偿方案进行设计,构建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测算模型以及灾难性医疗支出平均差距和相对差距测算模型,较为全面地反映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情况和严重程度,以河南省为例对模型进行应用。结果:(1)由于人口和政策因素,现有补偿方案下河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难以精准地满足低收入群体需求,其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平均差距和相对差距远高于其它收入群体。(2)根据年龄与住院史结合调整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方案测算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收入群体的灾难性医疗支出平均差距和相对差距均有小幅下降;根据个人年收入分层制定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方案分析结果显示,低收入群体的平均差距和相对差距大幅下降,其他各收入群体有所上升。(3)将年龄、住院史与收入结合形成新的方案测算结果显示,所有收入群体的灾难性医疗支出平均差距和相对差距均有明显下降,低收入群体下降幅度最大,新方案能够综合前两种方案的效果。结论:基于年龄、住院史与收入结合的新方案能够有效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在调整补偿方案时采取渐进式的方法,首先从报销比例入手,根据年龄与住院史制定差异化的报销比例,后期根据实施效果进一步采取年龄、住院史与收入结合的方案,较好地实现大病保险补偿的精准性。

大病保险、医疗服务升级与农民健康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了健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未能显著改善农民健康的背景下,研究农民健康水平的提升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2012年8月开始试点实施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基于2011—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样本所在城市是否试点实施农村大病保险作为依据构造“农村大病保险”参保变量,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大病保险对农民健康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实证结果显示,试点农村大病保险使农民自评健康显著提高0.08个单位,并且在对健康水平和农村大病保险等变量进行重新调整的情形下,实证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大病保险对低收入群体的健康促进作用更大,并且对社区内有医疗点的群体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对于需住院群体而言,农村大病保险通过促进农民做出住院决策进而改善了健康;而对于住院群体,农村大病保险通过促进农民选择级别更高的县区级医院进而改善了健康。为进一步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应丰富农村大病保险的筹资主体,引入个人缴费和财政补贴,在扩大大病保险基金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大病保险待遇水平;同时,应改善农村基层医疗资源分配,提高农民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和服务水平。

大病医疗救助与大病保险衔接的实证研究

目的:实证分析大病医疗救助和大病保险的衔接情况。方法:选取湖南省A市的B、C两地为调查区域,以区域政策文件为主要研究文本,结合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座谈等方式,从人口覆盖、服务覆盖、费用覆盖、结算、资金筹集五方面分析制度衔接状况。结果:大病医疗救助与大病保险制度存在衔接缝隙;大病医疗救助进一步减轻了救助对象经济负担,但效果有限;结算衔接在时间、空间上未能完全协同;大病医疗救助资金不足制约衔接效果。建议:统一大病医疗救助与大病保险的保障对象认定思路,协同起付线与封顶线,加大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大病医疗救助的力度,统筹大病医疗救助与大病保险资金,搭建制度衔接的信息化平台。

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防贫效应研究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2018年、2020年三期平衡面板数据,采用贫困脆弱性指标识别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群体因病致贫返贫的相对贫困状态,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评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防贫效应。研究发现:(1)在当前我国城乡居民高贫困脆弱性的现实状况下,大病保险制度整体上能够降低城乡居民的贫困脆弱性水平,但对贫困脆弱性发生率的缓解效应仍有提升空间;(2)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防贫效应存在显著群体差异,中高收入群体优于低收入群体,非重大疾病患者优于重大疾病患者,加剧了“逆向再分配”现象。因此,为充分发挥制度的防贫效能,应建立针对贫困脆弱性群体的动态监测识别机制,优化大病保险制度设计,完善相应配套政策。

大病保险对克服农村中老年群体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从多维贫困角度考察大病保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减贫效果。方法: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大病保险对农村中老年居民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第一,大病保险使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多维贫困指数显著降低了0.022,对样本多维贫困有明显抑制作用。第二,在中年、低收入群体和东部地区,大病保险产生的减贫效应更强。第三,削弱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强度是大病保险减轻农村中老年人群多维贫困的主要路径。结论:大病保险有效减轻了农村中老年人群的多维贫困,但要进一步增强减贫效应,还需要从健全筹资机制、优化制度设计、加强政企合作、做好制度衔接等方面进行改进。

保本微利原则下的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机制研究——以菏泽市为例

居民大病保险资金筹集的可持续性是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长远、稳定运行的关键,本文运用菏泽市2021-2023年居民大病保险实际运行的数据,在“保本微利”原则下构建基金收支精算模型,对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24年居民大病保险将人均筹资标准由90元调整至127~128元或起付标准调整至13920.31元,可实现项目保本微利。

大病保险十年:政策演进、国际经验及规范完善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简称大病保险)制度自2012年开始实施,目前已实施十一个年头,成为中国特色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自实施以来,对于减轻患者大额医疗费用负担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保本微利、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本文深入分析大病保险的政策演进,剖析现状并研究国际经验,进而提出相关建议。

大病保险政策效果评估——以陕西省X镇为例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延伸和补充,是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关键环节。本研究以陕西省 X 镇大病保险政策为例,对陕西省 X 镇大病保险制度运行现状、保障效果进行讨论。研究发现:陕西省 X 镇大病保险政策在较大程度上发挥了制度保障作用,但是也存在大病保险保障效果有待加强、大病保险政策受益分布不均等问题。后续应该从调整大病保险制度设计、丰富政策激励措施、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等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从而充分发挥大病保险制度的保障作用。

关于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思考——以P市为例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拓展和延伸,切实有效减轻城乡居民大病患者的就医负担。为提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可持续性,文章从P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商保承办的发展历程与大病保险实际运行情况出发,挖掘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大病保险缩小医疗负担城乡差距了吗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降低灾难性医疗支出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国家“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关键要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取DID方法检验大病保险的推行对于医疗负担城乡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该保险总体收敛了居民医疗负担城乡差距,即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医疗负担得到更大程度地缓解;大病保险在东部地区和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地区,其缩小差距效果更显著;作用机制方面,大病保险可通过改善居民的心理健康状态与身体健康状况以缩小医疗负担城乡差距。基于此,应统筹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促进公共医疗服务资源向基层农村、偏远落后地区倾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促进共同富裕。

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激励机制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研究如何完善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激励机制问题。通过构建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委托代理模型,利用模型推导,解析出政府最佳激励机制设定条件。结果表明:最优激励系数与努力成本系数、绝对风险规避系数、随机外生变量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公司能力水平系数、社会效益转换系数以及公司潜在收益系数呈现正相关关系。据此,建议政府在设计激励机制时从风险分担机制、外部因素、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考虑,给保险公司设定适当的激励强度,提高大病保险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维护参保人健康保障权益的期望目标。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减贫效应并对不同样本群体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具备显著的减贫效应,可使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降低1.95%;对于不同健康水平人群,自评健康状况越差显著性越强,即减贫效应越高;对于不同地区,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的样本政策效应更好,中部地区政策效果相对较弱;对于不同收入群体,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低收入群体效果最好,中低收入群体其次。由此提出应对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的群体有针对性的倾斜、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及构建完备的大病保险监管机制等政策建议。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作为我国医疗保障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在预防城乡居民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上起着重要作用。四川省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以来,各市(州)不断完善保障制度、出台大病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保障大病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但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医保基金筹资单一、服务运行效率有待提高、商业保险未发挥优势、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文章研究分析了四川省大病保险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四川省大病医保制度的运行提出了加快融合建设等建议,以期尽快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防返贫视域下我国大病保险政策评价与优化研究

以防返贫视域评价大病保险政策,分析政策要素与制度运行效果间的关系,识别政策偏差与制度不足,并提出优化策略,对新时期完善大病保险政策体系、提升防返贫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MC)和质性比较分析方法(QCA),以28项省级大病保险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定量评价大病保险政策的总体特征与不足,并定性比较多种政策要素与大病保险制度运行效果之间的关系,探寻优化大病保险制度的政策要素。研究表明:省级大病保险政策的PMC得分均值为6.922分,政策制定总体尚可,也存在风险预判能力不足、兜底保障作用不够、重特大疾病保障力度有限、商业保险机构未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等问题。大病保险运行效果受多重政策因素影响,为使大病保险制度取得较好的防返贫效果,未来需增强政策内容的预测性、增强制度的兜底保障作用、提高保障效能、提高与其他保障政策的耦合度、优化社商合作机制等。

大病保险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在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并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背景下,研究多维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16年的CLDS数据,以家庭所在城市是否试点实施农村大病保险为依据构造大病保险指标,从健康、教育、生活水平3个维度构造多维相对贫困指标,通过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大病保险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实施大病保险使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3.11%。设置虚假处理组、改变多维相对贫困计算阈值等检验,均表明实证结果具有可靠性。中介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大病保险主要通过改善健康水平和提高耐用品消费两个途径来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大病保险更为显著地缓解了低收入、老龄化、西部等高风险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进一步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应拓宽大病保险的筹资来源,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大病保险政策设计。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存在,而大病保险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采用CFPS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FGLS法构建相对贫困脆弱性衡量农村相对贫困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大病保险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并从收入再分配效应、健康效应、经济补偿效应及资本积累效应方面进行作用机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大病保险能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大病保险对低收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政策效果更好,且减少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大病保险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机理之一,由此可见大病保险存在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健康效应和经济补偿效应。

广东省大病保险商保承办的实施效果研究

大病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有益补充,对于减轻大病患者的医疗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政府机构经办大病保险的局限性逐渐凸显,各地纷纷探索大病保险商保承办的新思路。本文基于广东省大病保险商保承办的实践,从承办方式、盈亏情况、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对商保承办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总结承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