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驻藏大臣松溎的西藏治理及其历史作用

近代驻藏大臣松溎(1833—1907)的西藏治理及其历史作用,尚未得到学界的全面审视。松溎在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受任,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受令回京,任期五年两个月。在任期间,他贯彻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政策,加强西藏地方治理,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持了西藏地方及毗邻川青地方秩序的稳定。他在处理“洋人入藏”“阻止披楞租地修路与通商”等事务方面尽力而为,虽受时代环境与条件所限最终收效不大,但却缓解了近代西藏地方的治理危机。由于近代清廷逐渐衰微、西藏地方某些力量掣肘等因素制约,松溎在近代西藏地方事务上发挥的历史作用被视为表现“普通”。而这种“普通”正是驻藏大臣制度发展史、西藏地方治理史的必然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不应被忽视。

文史互证视域下晚清驻藏大臣的咏藏诗探析

清代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往来频繁,良好密切的民族关系促进了咏藏诗的繁荣。驻藏大臣作为清廷派往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长年累月驻扎在西藏,切身感受着西藏的山川美景、风土人情。晚清时期的瑞元、斌良、有泰、联豫等驻藏大臣将边地风情写进了自己的汉文诗歌里,一方面其文学创作完善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版图,另一方面其咏藏诗又是晚清社会历史的反映,对研究晚清西藏多元主体的互动、多民族的交流等具有存史、补史的作用。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康熙统一台湾的决策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初统治集团内部决策军机要务的重要形式,在康熙朝统一地区战略制定、军队调遣、将领选任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清廷原本希望通过皇族宗亲参预决策、率军出征以巩固政权,展现八旗劲旅的威力。然而议政王公临阵畏敌怠战、固守满汉域藩篱的表现,令中枢决策难以有效落实。从构建稳定统治格局的长远考虑出发,康熙帝着意限制参与议政的宗室员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心,由此逐渐向兼具内阁大学士身份的索额图、明珠等重臣转移,并出现容纳汉族学士谏议的态势。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促动了八旗驻防体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建立,为清政府将台湾收归版图有效治理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褚渊:从宋明帝的顾命大臣到齐高帝的佐命功臣

刘宋时期出身高门士族的褚渊,父子两代联姻皇室,深受宋明帝的信任,被委以托孤之重任。但他却投靠权臣萧道成,辅佐萧道成灭宋建齐,由宋明帝的顾命大臣转变为齐高帝的佐命功臣。其客观原因是刘宋晚期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其主观原因则是当时门阀士族普遍而浓厚的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以及褚氏家族利益至上的传统。褚渊在萧道成建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褚氏家族赢得了荣华富贵。但褚渊的行为与传统儒家忠君思想背道而驰,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讥讽。

景观叙事视角下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展陈设计

景观叙事主要是基于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分析、理解、评级景观的要素属性、空间结构、文化语义及其建构策略,进而有效建构主题性或者地域性景观及其文化认同性。近年来,文旅融合发展大背景下,基于旅游观赏体验的景观叙事成为新的关注热点。在此基础上,出于时代背景与建构“五个认同”的需要,红色展馆的景观叙事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建设重点。有鉴于此,文章以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为切入点,建立景观叙事评价体系,深入发掘其红色文化展陈设计效果,促进提升其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功能,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于驻藏大臣设立的几个问题

清代,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西藏的统治,自雍正年间设立驻藏大臣直至清末,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驻藏大臣制度,客观上对于行使国家主权、巩固边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就驻藏大臣设立的几个问题略述如下。 (一)驻藏大臣设置的年代 驻藏大臣设置的年代究竟起子何时,数十年来,藏学界学者意见不一。

清代道咸时期喀什噶尔驻扎大臣制度的变革

道光十一年平定"玉素普之乱"后,令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喀什噶尔改设办事领队大臣一员,仍设换防总兵一员。道光十九年以后,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冬春驻扎叶尔羌,夏秋驻扎喀什噶尔。道光二十八年平定"七和卓之乱"后,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夏秋不再驻扎喀什噶尔,加该城换防总兵官帮办领队大臣衔,明确喀什噶尔办事领队大臣、换防总兵官的从属关系。咸丰八年平定"倭里罕之乱"后,喀什噶尔改设办事大臣一员,仍加换防总兵官帮办领队大臣衔。

是办事大臣还是帮办大臣?——《清德宗实录》关于锡恒职衔记载的几处错误

锡恒是清代科布多、阿尔泰分治后清廷任命的首任科布多办事大臣(又称阿尔泰办事大臣)。由于编纂者的疏忽,《清德宗实录》至少有10多处地方将锡恒的职衔记载为科布多帮办大臣。科布多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尽管有一定联系,但二者在设置时间、设置背景、具体职能、管辖范围、驻扎地以及与参赞大臣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清德宗实录》将科布多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乌里雅苏台军营参赞大臣考辨

本文从研究清史的几部基本资料之间的矛盾入手,研究发现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应分为两种,一是跟随乌里雅苏台将军在军营中的随军参赞大臣,职缺二员,一般称为参赞大臣;二是驻防乌里雅苏台办理地方事务的参赞大臣,有满缺和蒙缺二员,称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这二者称呼不同,职责亦不相同。首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应为乾隆二十年阿兰泰。

驻藏大臣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收获——评《<有泰驻藏日记>研究—驻藏大臣有泰的思想、行为与心态》

康欣平博士所著《〈有泰驻藏日记〉研究——驻藏大臣有泰的思想、行为与心态》一书,作为他主持完成的教育部2012年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成果暨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藏历史与文化＂丛书之一,于2015年7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七章,约27万字,作者利用《有泰驻藏日记》以及密切相关的资料,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展示了他对驻藏大臣有泰的研究探索,这是作者勤思苦研,历时六载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

“议政王大臣会议”名称辨析

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是后金和清初实行的重要政务决策组织形式,传统上称其为“议政王大臣会议”,这常常令人费解甚至误解,笔者以为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表意更准确,内涵更清楚,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南北洋大臣参与晚清外交的主要特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北洋大臣常常是作为总理衙门的外交总代表,分担大部分外交事务,其参与外交的指导思想、外交策略、外交准则、运作方式等构成南北洋大臣参与外交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围绕着"和戎外交"的指导思想和"以夷制夷"的主要策略展开的。

何以张冠李戴:再论《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署名错误

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吴樾炸弹袭击以考察宪政为主要目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炸弹案的发生推动政府官员一改此前对于宪政保持缄默之态,开始就宪政改革公开建言,其中驻外公使联衔陈奏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颇具代表性,其宪政建言或被国内官员借鉴,或与国内官员提出的宪政建言遥相呼应,尤其是该折直接影响了考察团的考察行程以及考政大臣归国后的陈奏,如果研究者对奏折不仔细品读,极易将该折误认为考政大臣的论调。

南北洋大臣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的设置则弱化了清廷传统之对外关系。南北洋大臣所参与的外交活动构成了晚清外交实践的主体,对晚清外交传统观念向近代化的演进转变、及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晚清国力衰弱、专制政体、不完整的外交策略、传统意识的桎梏和近代外交知识的贫乏等原因也使其外交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

驻藏大臣有泰评述

自1888年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发动第一次武装侵略后,以通商为主要手段,开始了对西藏地方长时间的经济侵略。后来英印政府又策划对中国西藏进行"直接交往"的阴谋遭到失败后,发动了第二次武装入侵西藏的战争。这一时期恰好是有泰担任驻藏大臣并在西藏地方主持政务的时期。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驻藏大臣有泰不顾清朝中央政府命他即刻赴边谈判的旨意,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最终使西藏地方被迫与英帝国主义签订《拉萨条约》。

关于清代藏史及驻藏大臣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通过对目前清代藏史及驻藏大臣研究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就学术界在"驻藏大臣"概念厘定、人数统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从"驻藏大臣"的职官性质、任官来源分析其权威问题,以期对"驻藏大臣"的执政效果予以重新评价。

试论团练大臣与双重统治格局

团练大臣是19世纪中期中国传统双重统治格局受到重大挑战和清廷调整统治结构、重建统治秩序过程中的产物。团练大臣在有清二百余年中只存在了十年左右,但其发端、定型、演变,以及最终被取消的过程,却反映了双重统治格局中上下层统治相互间的关联与斗争、力量对比的变化、发展的多元走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对团练大臣和其时双重统治格局的研究探讨,为人们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转方式、固有道路及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板。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曹勋自金朝的燕山府(今北京)回到宋朝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传达的宋徽宗宣谕云:"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他在随后所上《进前十事札子》和绍兴十四年编次的《北狩见闻录》中,又重申了这一宣谕。可见"不诛大臣、言官"的宋太祖誓约,应该确有其事。有宋一朝,"不诛大臣、言官"作为一条祖宗家法,已经得到宋朝君臣的公认。事实上,除特殊时期诛杀过少数几位大臣之外,基本上没有诛杀大臣、言官。宋太祖之所以订立"不诛大臣、言官"这一誓约,以及宋朝君臣谨奉之为祖宗家法,是最高统治者接受前代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策的必然结果。宋太祖誓约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借鉴意义。

论驻藏大臣对治理西藏的影响

有清一代,共有114位驻藏大臣莅职,他们之中部分官员恪尽职守,努力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个别大臣为了捍卫国家的统一,甚至慷慨捐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庸庸碌碌,颟顸误国,从而对西藏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驻藏大臣对西藏的施政,对其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