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天子观”及其与“大一统”理念的关系

在王朝国家的时代,“天子”是国家的最高领袖(先是称为王,后来又称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其权威就是国家的权威,其形象亦是国家的形象。王朝国家稳固和发展必须维护天子的形象与权威。所以“天子”观作为古代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内容,历来为社会所重视。孔子的“天子观”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天下礼乐征伐的权力应当一统于天子,而不能让诸侯、卿大夫各行其政。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强调权力的一统。汉代出现的“天子僭天”的提法,虽然与孔子一贯反对僭越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但实与孔子思想无涉。所谓孔子作《春秋》意在“贬天子”的说法,既不符合《春秋》及三传的主旨,也不符合孔子思想。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辨析的学术公案。

古史演变分化说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的讨论

1938年,杨宽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对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变的分析,颇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价值。1996年,杨宽先生写作《〈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时,并没有放弃“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但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在学理上呈现出诸多矛盾。杨氏关于《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的信古倾向,反映出其学术思想呈现一定的倒退之势。

《穆天子传》西征地理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国语·周语上》《穆天子传》有关犬戎居地及周穆王伐犬戎背景、交通路线记载的重大差异,说明《穆天子传》作者对于西周时期穆王伐犬戎的历史事件已全然不知,而完全出于凭空虚构。通过语言学、文献学等多角度分析,似乎可以推知,《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成书时代可能早于《穆天子传》,而《山海经》的《海经》《荒经》部分的成书年代,可能又晚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西征南河以下,多附会《西次三经》地名,杂凑而成。《穆天子传》西征地名具有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学术界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考证很难做到准确无误。学术界在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考证过程中,首先应正确处理好《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精确与模糊的关系问题。

天子驾八马、六马与神仙驾八龙、六龙——周秦汉礼制与神仙家文化同步变迁之一例

周代及以前的天子车驾是八马,于是战国后期以前的神仙家文化以神仙的车驾为八龙;战国晚期以后和秦汉,天子的车驾为六马,于是神仙的车驾变成了六龙。直到汉武帝改制,色尚黄,数尚五,才改变秦制。西汉后期,又有改制,色从尚黄变为尚赤。古时的神仙家把仙人的礼仪拟同于帝王。这是我国神仙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董仲舒学术语境下的国家祭祀——以天子郊祭、封禅为中心

董仲舒对“祭”的宗教理解中,祭祀对象既有死去的鬼、天上的神,还有苍天大地。天子亲自主持的祭天活动则为国家祭祀,包括郊祭、封禅。儒家的祭祀既是礼,又是宗教,而致中心之诚、尽敬洁之道则是国家祭祀的态度要求。“能祭”有标准,不按照规矩操作,神明则不享受供奉。武帝泰山封禅、雍五畤既祭天,又祭太一,还不任用儒生,进而导致大汉国家祭祀走了一百年弯路。人养其亲与天子祭天之间的道义的一致性彰显了家国一体的理论要求。“郊不辟丧”,两相冲突,即天子只有选择祭天,而放弃祭祖。天子应该在每年立春时节、出师打仗前到郊外祭天,祈求平安。此外,用于进贡的牺牲要严格把关,以充分的敬诚感动昊天上帝。封泰山之上,禅梁父之下,天地一致,两相呼应。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解读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拉克伯里的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并对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拉克伯里对《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的各种新奇解说,直接影响到晚清民国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走向。国粹派对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真实性”的各种发挥,不断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增添了诸多错讹和混乱。

文本断代与文献环境:《史记》对《天子游猎赋》成篇过程的重构

《天子游猎赋》成篇年代历来聚讼纷纭,对已有研究进行考辨,发现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奏赋为郎”时间等同于赋成时间的研究思路存在问题。《天子游猎赋》实际写作时间应在司马相如为郎之后,且后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态修改过程“。奏赋为郎”是司马迁出于叙史连贯而作出的史料剪裁与重构。司马迁如此处理,一方面与著史目的及编史体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史时所面临的文献环境有关。由于《天子游猎赋》动态成篇,定稿时间未被强化,故年代信息本就失载。司马迁参考口碑史料,安排与作赋渊源最深的“征召为郎”作为赋作出场契机,并简化赋作成篇过程,进而前置与“为郎”合并,最终虚构了“奏赋为郎”情节。这一调整既保证了行文连贯,又表现出接近历史实情的一面,且不悖全篇主旨,从而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特定的“真实”。

天子之位与政治中央集权的确立——试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韩非子

作为周秦之变的总结者,韩非子在多元权力逐渐覆灭、单一主权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为政治理论奠基。韩非子建构了作为政治顶峰的天子,同时也从权力斗争、圣人之道、治理结构三个层面消解了作为特殊性个体的天子;在将“天子之位”视为政治中央集权的同时,天子本身又成了政治中央集权的工具。由此出发,不仅可以解释对皇权进行制度约束的合理性,也为秦汉之后的士大夫政治与礼法秩序开放了理论空间。

官私书目视域下《穆天子传》文体性质考论

在《隋书·经籍志》中,史志书目下的《穆天子传》首次被归入史部起居注类,而宋明两代的官修书目与私家书目将其归入史部之下的杂史、传记等类。《四库全书总目》将某些被认定为杂史杂传的作品从正统史学作品的分类中排除出去;《穆天子传》因此被归入子部“小说家”中,实现了该书在官修书目中的首次“去史入子”。《穆天子传》历代著录的混杂为我们辨析该书文体概念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对著录条目的进一步梳理与整合,该书的文体属性也渐趋明晰。

目录学视域下《穆天子传》的文本性质及分类原则

《穆天子传》在不同的目录书中所属类目不同,这与目录书具有不同的分类观念和不同的分类标准有关。清代以前,《穆天子传》被归入史部,而于史部之中,则又分入起居注类、传记类、杂传类、传录类、别史类和杂史类等多种类目之下,这反映出不同目录家从不同角度对《穆天子传》文本性质的判断,其中入起居注类看重记录“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入传记类倾向于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录方式,入别史类、杂史类是为适应目录类目演变的需要。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中《穆天子传》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实为清代考据学风作用的结果。《穆天子传》在历代目录书中的分类演变,对于我们认识古代目录的分类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南华县天子庙坡国有林场 “五措施”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屏障

自2023年12月1日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以来,南华县天子庙坡国有林场持续提高政治站位,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李学勤先生对于《穆天子传》研究的贡献与展望:兼忆我与先生的长谈

李学勤先生虽未对《穆天子传》提出总结性的意见,但对该书的历史地理、疑难字释读与文献性质均有关键性的见解,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对《穆传》总体性质的阙疑反映内心世界。2016年作者与李先生就《穆天子传》文献性质进行了一次谈话,指出该书是战国时期由史学脱胎而出的新文体,故包含真实与想象的双重成分。

天子山复式岩体深部岩性界面识别及找矿方向

西秦岭天子山复式岩体为李子园—高桥多金属矿集区重要控矿岩体。为识别该岩体深部不同岩性界面,针对其多场源叠加效应导致场源难以分离问题,通过采用小波多尺度分解技术实现不同岩性场源分离及岩性界面识别,并在分析成矿与岩浆活动关系及航磁异常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找矿方向新认识。结果表明,该复式岩体由花岗岩、闪长岩及基性岩等3种岩性构成,为成矿提供直接热源及物源,岩性界面是定位成矿空间场所的重要要素,所圈定的6片找矿有利区应在深部勘查选区中给予优先关注。

“以文证史”的考据困境与《穆天子传》研究的范式转型

经过学术界的长期争讼,《穆天子传》以小说、神话为主并兼具多学科价值的文学类文献的体裁性质,逐渐成为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正因为《穆天子传》的文体具有固有的复杂性,从而引发学术界在《穆天子传》所载史事是否可信的问题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无论认为《穆天子传》所记几无一件“真确可信”,抑或认为《穆天子传》为周穆王“西征纪实”,“《穆天子传》所记确为事实”,显然均不符合历史实际。晚清民国时期不少学者错误地将原本为文学小说的《穆天子传》视为凿凿可信的史地著作,混淆文学作品中寓意与纪实的区分。滥用文史互证法,不仅不能做到文史结合,还给古史研究造成了一系列混乱。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多学科视野下的《穆天子传》研究应做到以下几点:(1)正视《穆天子传》以小说、神话为主并兼具多学科价值的文学类文献的体裁性质,准确把握《穆天子传》的产生背景、著述动机和意图;(2)尊重现代学科的独立性,推进《穆天子传》研究在学术分工的基础上向着专业化方向发展;(3)重视综合与比较研究,拓展与深化《穆天子传》研究的新旧领域;(4)推进《穆天子传》研究范式从传统考据学向文化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转变。

从天子出钱到不费公帑——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庙修建模式之演变

自五代至明清,广德祠山神经历了一个从张大郎到张大帝,最后又回到无朝廷正式封号的江南区域性民间祠神的过程,考察文献记载所载张王祖庙的44次修建行为,可知由于随着祠山神地位的变化,朝廷对地方祀典管理、控制方式的不同,其修庙方式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唐末五代的6次修庙基本上为地方民众的自发行为,仅一次官修。有宋一代,张王祖庙的修建基本上是由官方主导的,而且十分频繁,共24次,地方信众也通过各种形式参与修庙活动,有时是自己发起,或响应地方官的号召捐助钱物,更多的是平时的香火和诞会的捐献。这使得宋元时期的信众皆强调祖庙是“天子出钱”“国家气力建造”。元明清时期的广德与政治中心相隔千里,祠山神在国家祀典系统中的地位下降,文献记载的元明清张王祖庙修建活动数量大减,仅14次。这一时期的修庙行为总体趋势是官退民进,广德的地方民众,包括祖庙的日常管理者(早期以僧人为主,明代之后主要为道士)、地方士人(包括致仕返乡者)、商人、父老等,利用其在当地的社会动员力,越来越主动地参与祖庙的修建活动,而地方官虽然也会支持修庙、参与捐助,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这一修庙方式使得明清的地方官员、广德士人、民众都认为修庙应该“不费公帑”,地方士民是修庙的主力。广德民众心理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唐宋以来张王祖庙修建模式的转变——官退民进,这也是朝廷对地方祠祀的政策和地方财政制度的变化在具体的民间信仰活动中的体现。

神话地理的理性化——《穆天子传》周穆王西行之旅的历史脉络与相关问题

有关《穆天子传》西域地理的研究多基于实证主义的思路,考证周王的巡游路线和具体位置,忽略了《穆传》西域是取材于神话地理,以实证方法考证地名是方法论的误区,故应另辟蹊径,探讨《穆传》反映的历史地理脉络。《穆传》展现出“理性化”的创作思维,而这个“理性化”的创作手法使其文本融入创作当时的历史地理观念,包含领土观、中国观、世界观以及交通地理背景。分析《穆传》的历史地理观念足以为《穆传》的文体、数据、作者、读者以及叙事的戏剧性来源等,提出新的认识。

邻避冲突的化解之道——来自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绿色转型调查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建设用地日益稀缺,垃圾填埋方式因其显著的邻避效应而逐渐淘汰,既有的填埋场亟需绿色转型。为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及破解邻避困局的现实需求,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模式。基于对杭州天子岭垃圾减量综合体及其周边社区的实地调研,了解该设施邻避冲突的演变历程和应对措施,以及化解邻避的绿色转型路径,分析邻避效应的具体情形以及尚待改进之处,以化邻避为邻利为目标提出优化对策建议。

世界遗产地生态移民农户生计资本变化调查研究——以武陵源天子山安置区为例

生态移民在恢复世界遗产地生态环境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往往也会给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存量和结构带来一系列变化。文章基于生计资本理论,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生态移民安置点之一的天子山安置区农户为调查对象,构建生计资本评价体系探究生计资本的变化,并在其变化的基础上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当前其生计资本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天子山安置区农户生态移民后生计资本存量下降,从移民前的0.472下降到移民后的0.317;林地面积和耕地面积的缺失、技能的缺乏、房屋面积和村干部的欠缺限制了当前天子山安置区农户生计资本的进一步发展。

歌太平:中国台湾西港香“天子门生阵”歌乐“开馆”的音乐文化诠释

探讨中国台湾香科文化的“阵头”音乐,尤其以素有“中国台湾第一香”的“西港香”为范畴,探究文阵中最具代表性的公亲寮清水寺、港墘港兴宫、永吉吉安宫等三地的“天子门生阵”在香科期间的“开馆”仪式。运用田调访查与文献互参的方法,发现有南音俗唱形式的太平歌,在中国台湾地方传唱的现况及其困境,也发现歌者普遍对音乐源头的原乡具有深刻情怀。

《穆天子传》“广乐”考辨

“广乐”在《穆天子传》中出现八次,是周穆王巡行天下主要演奏的音乐。“广乐”真意,注家历来颇有歧见,两种主要的观点:广乐为六代四夷之乐;广乐为神仙之乐。细勘《穆天子传》中广乐八见的前后事迹,梳理穆王奏乐的经过与目的,可知广乐是盛大绵长的乐章,并非泛指六代四夷之乐,亦非神仙之乐。广乐其源应在“启宾天”传说,而广乐其身,应即《韶》乐。广乐、《韶》乐,均指盛大至美之乐章,不同于《韶》乐被儒家赋予的理想色彩,广乐在《穆天子传》中,是令穆王耽溺频奏的音乐,而并未附着太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