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天志“”非命”——兼与儒家“天命”之比较

墨子的“天志”“非命”思想,由“天志”之天,到“天志”之道,再到“非命”之“命”,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墨子对天人关系所作出的新的判断。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但又有新的阐释,他把“天命”“天赋”与“人事”相联系,找到一条“尽心,知性”的通达天理之路。墨子的“非命”和孟子的“天命”,都强调了人的后天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对他们之前天命观的改造和发挥,对于突破以往天命观的局限和束缚具有深远意义。

论墨子“天志”思想的二重性及其价值指向

墨家学说是以“天志”为总纲构建起来的思想体系。“天志”思想具有“兼爱”与“义”的二重性,是“兼爱”与“义”的辩证统一体。“兼爱”是“义”之先导、源泉和动力:“义”是“兼爱”的内在要求、必然归宿和具体体现。墨家“天志”思想及其二重性,不仅仅饱含人民立场、“兼爱”与“义”利天下的价值指向,更重要的是,这一思想培育了科学的逻辑思维与理性精神。通过对墨子天志思想二重性及其价值指向的概要剖析,有助于获取对墨家高超智慧及其价值的整体把握。

天志:墨家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墨子思想的系统还原

墨子的根本宗旨是谋“百姓之利”,除“天下之害”。利害在于治乱;治乱在人,故须“非命”。治乱的根本乃在于“仁义”与否:祸乱的根源是人们“不仁”而“不相爱”,故呼吁“兼爱”;祸乱的表现是人们“不义”而“交相贼”,故主持正义、诉诸“交利”。当务之急乃是“非攻”,因为当时最大的祸乱就是诸侯兼并战争。防止攻伐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足够的国力,故须研究治国强国方略;二是充分的守备,故须研究战略战术、军事装备,进而研究科学技术。上述“仁义”价值须有一个形而上的超越者作为终极根据,故须“明鬼”而尊崇“天”之“天志”。“天”的世俗代理人即“墨教”宗教团体;墨教并非为某个特定国家谋利,故须独立于任何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然而墨子关于权能格局的思想存在着深刻矛盾:他所维护的和平秩序,乃是承认王权衰落之后的“国际”格局,即是多极权能格局,这与神圣代理人的独立性互为条件,此乃墨学在皇权专制时代衰绝而在近代复兴的根本原因;但其“尚同”思想却恰恰与上述多极思维相冲突,这是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皇权专制的历史趋势的反映。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的社会根源

"天志"、"明鬼"是墨子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些思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当时社会宗教信仰淡漠,社会失治现象层出不穷,赏罚机制严重缺失,致使社会治理出现混乱局面。"天志"、"明鬼"思想就是墨子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提出的整饬社会的方案之一。

从“非命”到“天志”——论墨子神学观念产生的必然性

从“非命”到“天志”——论墨子神学观念产生的必然性沈顺福“非命”与“天志”作为《墨子》一书中的两个标题，显然代表了墨学理论的一些主要论点。这两个论点，从其直接的含义看，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共同存在于我国古代的一种典籍中，只能有三种解释。其...

跋顺治刻本《麻姑山丹霞洞天志》

<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题"古燕罗森约斋、南州李明睿太虚裁定,中州狄宗哲鲁修、都梁李正尉豹采鉴订,南城萧韵明彝增补".

墨子“天志”范畴略论——兼以康德“上帝存在”与黑格尔“绝对精神”视角

梁启超曾说,"墨子是小基督,也是大马克思"。个人认为,称其是中国的先知最妥。先知不在于预见未来,而在于超越现实,在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既跨越死生和时空,又不脱离世俗和个体。墨子伟大的地方还在于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中国式的绝对精神——"天志"。它既被赋予形而上的道德律,又有充分的形式逻辑可凭依。这种二元一体的结构看似类宗教,实则更靠近哲学之本,也更能代表先秦诸子的理性气质。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积极意义分析

《墨子》中的《天志》和《明鬼》篇,是墨学中颇有争议的篇章,学者多把这两篇章看做是墨学落后保守的代表,甚至是墨学由显学到绝学的学理原因。但如果从积极角度看,《天志》和《明鬼》篇也有很多积极因素:"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子"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墨子论证"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的外在力量,是推行其学说的工具;鬼神观是道德力量中一个重要的外在约束力量;"天志"、"明鬼"思想反映了墨子的一种功利主义态度,认为敬鬼神既是对先人的尊重,可以联络乡亲的情感;也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的人民的正义的要求,是"民志"的曲折表现,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积极意义分析

"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子"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墨子论证"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的外在力量,是推行其学说的工具;鬼神观是道德力量中一个重要的外在约束力量;"天志"、"明鬼"思想也反映出了墨子的一种功利主义态度,认为敬鬼神既是对先人的尊重,又可以联络乡亲的情感;"天志"、"明鬼"思想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的人民的正义的要求,是"民志"的曲折表现,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

天志说与墨子经济伦理思想关系探析

在墨子思想中,天志观念颇具特色,不仅自成一体,而且与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与演进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在墨子那里,"天志"说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墨子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中,墨子的经济伦理学说不仅以"天志"说为思想基石,而且还将其作为实现自己经济伦理思想的一种手段,同时"天志"思想对墨子义利观、节用、自力以及诚信等经济伦理思想形成和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

天志·明鬼·非命:墨子哲学研究

墨子哲学独具特色，主张天志、明鬼和非命。天志即上天才是宇宙间吉凶祸福的真正主宰，实际上是借天之口呐喊自己之想而不敢言者；明克即人们的一切吉凶遭遇和命运都是鬼神赏罚操纵命运的结果；非命即人的命运非天注定，乃是人自身行为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墨子与孔子的思想从自然观到伦理观再到人生观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理论特色和意蕴风采，两者之必然与偶然恰成一个互补之势。

天志鬼神皆人意——从墨子《天志》、《明鬼》看其鬼神论思想的实质

墨子在儒、道等先秦诸子淡化鬼神的春秋战国时代,大谈天志鬼神,是有其内在实质的。鬼神论思想其实是社会动荡转型时期实现墨子兼爱、非命理想的政治策略,这种思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迷信,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世俗民众。他的天意鬼神实质就是民众意愿。

墨子天志、非命思想新探

春秋以来,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和重民思想的兴起与发展,传统的天神、天命思想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否定。墨子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对天神和天命做了一系列改造,创造了天志、非命说,使天神和天命为自己的学说服务。

天志与人志:墨子天鬼人思想悖逆下的统一

先秦儒墨并为显学,墨家务实求进,高扬理性,一方面推举天志,主张"尊天事鬼";另一方面又否定天命宿命,强调事在人为的"强力从事"。其间的矛盾对立恰恰统一在墨子所要彰显的"人志"上,墨子借天志彰幕,以权威性的话语权,为其政治学说提供社会心理威慑力,墨子的天志就是人志、民意的神秘化,墨子的人志思想体现在人、家、国三个层面。

论墨子“天志”中的敬畏之心

“天志”的提出是墨子利用“天”之至高无上来维护统治秩序的有力规约,其寻求的是人与天内在统一的和谐,人依照天的道德旨归,谨慎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尊重自然鬼神的统御,四季万物的生化在规律中轮转更迭;天的旨意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中被现实化,以严格分明的伦理秩序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或以条理明晰的教条和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形成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道德指标。墨子用“天志”告诉我们要心存敬畏,心向正道,努力做到明白自身的界限与短板,不过分消耗自然,不对未知妄加批判,寻求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志”作为墨家生态之道的当代价值

天人关系是古典生态智慧和现代生态哲学的核心命题。墨家思想的"天""天志""明鬼"等概念,蕴藏着天、地、人之间"爱、义、利"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和生态哲学思想资源。"天",可以反思生态伦理学的二元对立缺陷而呈现人与自然密切关联的经验事实;"天志",意在重构生态伦理道德而表征出一种自我服从的生态自由意志和价值理性;"明鬼",能够在尊重保护自然生态的知行断裂中构建德福一致的因果保障。

先秦人本意识的觉醒与拉锯——墨子“天志”“明鬼”篇的折射

墨子生于孔孟之间,其时周代所行之封建制度,至春秋已礼崩乐坏①。战国交替之时见尽苍生之苦,故自求以刑人苦力之生活,法尧、舜、禹、汤、文、武先圣六王之行②,又言古圣王之道应为天子效法,鼓吹神文,高举'天志'旗帜强化天意神鬼之力,'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1],以期合天下'兼爱''非攻'之力,拯救纷乱战局中的万千平民。其思想核心'十论'向来研究者众,'天志''明鬼'两篇虽尝为人所论,然则多倾向批判思想学论的抵牾之处,较缺乏历史视角的客观判断。以社会学角度,从'宗教信仰意涵嬗变''以天之名托古改制''鬼神匡正以警效尤'共三方面,可见墨子'天志''明鬼'两篇在哲学思想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万历写刻本《麻姑山丹霞洞天志》考论

现存万历《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写刻本,由一套底版所出,但内容不尽相同,故有先后之分,后出者对底版进行了挖改。从两个角度进行对比考辨,一是版面细节的差异,二是写工的书写习惯。另取日藏《重修建昌府志》为佐证,论定国图藏本为初刊,小青本、大图藏本为挖版改易重刊的后印本。从《姑志补遗》入手分析小青本目录与实际卷次矛盾的原因,进一步说明小青本是对国图本的增补重印。清代的两种重刻本均以后印本为底本,结合明清书目对万历本的记载,认为小青本亦非全本。

从“天命”到“天志”——试论《墨子》思想中“天”与“命”之分离

自商周之际以至于春秋时期,天命思想一直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想,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人们对天命的敬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然自周室衰落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生剧烈变革,以"士"阶层为代表的新兴阶层力量亦蓬勃兴起,提出了改变自身命运的要求。深刻的社会变革促使人们将关注点从天命神权收回到人与社会发展本身,传统的天命观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墨子在这时提出"天志"与"非命"思想,将"天"与"命"相分离,可以看作是呼应了社会变革的需求,对传统天命思想进行的一场重要革新。

“神话观念决定论”解墨子“天志说”

关于墨子的天志说,一直有信仰与策略之争。坚持"策略说"的学者认为墨子的天志仅仅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思想,并非是对于殷商以来天的尊敬。持"信仰说"的学者虽有观点抛出,然基本围绕《墨子》文本进行研究,未给出充足的证据使得"策略说"的学者认同。如果将"天志说"置于文化文本语境中,结合神话-仪式学派,利用神话观念决定论进行分析,便会得出在尚同、法仪、兼爱的三角支撑下,墨子"天志说"的真正形成原因实为信仰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