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期绣衣直指和风闻奏事关系略论

晋南北朝时期的御史风闻奏事现象经过了许多学者的研究 ,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疑点和缺漏之处。御史风闻奏事制度并非难以考证其源流 ,也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起源于汉代的三公谣言奏事 ,而是发源于汉代的绣衣直指制度。汉代的三公谣言奏事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另有传承 ,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俗巡使制度。

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

宋代以来,科道官员能否风闻奏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也是历朝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禁之则言路闭塞,纵之则使科道常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清朝定鼎后,历顺、康、雍、乾几朝,这个问题一再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顺治朝开禁,康熙朝初期严禁,后虽反复讨论犹未开禁,及至康熙中期皇、储矛盾日渐尖锐时,风闻奏事之禁终得复开。雍正朝又以奏折制度日渐成熟,一度严禁风闻奏事。乾隆朝虽无明令禁止,但奏劾无据者常受谴责惩处。由是,皇帝如何把握分寸,既让科道敢言敢为,又避免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科道权力如何盈缩变化,风闻奏事为何时开时禁,成为反映清代政治斗争、政治制度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洞悉宋明以来权力格局变化走向的关键落脚点。

唐代“投匦奏事”制度初探

“投匦奏事”制度是唐代监察制度的重要补充形式之一。“投匦奏事”始于唐武则天垂拱年间，从此，作为一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唐末。考察唐匦的沿革、匦使院知匦使、理匦使的设置及其职责、对投匦人及其奏事方式的规定和要求，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唐代监察制度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金代奏事制度初探

金代的奏事制度是在吸收借鉴辽宋旧制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政治需要进行改革后的结果。这套制度初步颁行于熙宗时期,世宗时日臻完善。在此制度下,皇帝每日在前殿听取宰臣及御史等奏事官汇报军国要务,侍卫、谏官及修起居注官等作为陪奏官亦参与其中。在前殿听政之外,金朝皇帝为了防止言路壅蔽,又通过内殿召对、请对与转对等手段,使更多的官员获得奏事资格,由此扩大了君主的信息渠道。金代的奏事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其制定的前殿奏事班次、侍卫与近侍陪奏制度以及下跪奏事之仪皆被元朝所继承,并对后世朝会仪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贤奏事”之于南宋言路转变意义的生成

南宋建立之初,重建了不同层级官员的言事渠道,但受动荡政局、恶劣政情、臣僚自身利益考量的影响,言路未能取得应有之功效。在绍兴末秦桧去世、金欲败盟的局势背景下,王十朋等“五贤”利用转对纵论和战、国政。由于奏事内容切直,助推了主和“国是”的改变、朝廷人事的调整,故而此事在当时颇受瞩目。不过,“五贤奏事”之于南宋言路转变意义的完全确立,也与士大夫舆论的集体塑造密不可分。事件作为庶官言事议政伦理的典型实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振起言路颓风的作用,改善了言路的实然状况。同样重要的是,对于南宋士大夫而言,事件具备超越具体时空的德性价值,提升了他们对言路的应然期待。上述变化形塑了南宋的言路语境,其造就的奏事流行模式、理想标准,规范着此后臣僚的言事行为选择。

《江文通集》所見上表首稱“臣公言”“臣王言”補釋——兼辨六朝時期的“奏事不名”

大臣上表首稱“臣某言”(臣+上書者名+言),是漢代以來的通用格式1,六朝時期基本遵循這一文書禮儀2。不過在南朝文集《江文通集》中,多篇由江淹代作的蕭道成上表,出現首稱語作“臣公言”“臣王言”的殊例。例如《蕭太尉上便宜表》:臣公言:臣聞經邦緯治,去華爲急;體國字民,循素乃安。聖誥遺風,具騰丹册;賢言流沬,備宣青史。

北宋后期三省奏事班次考

元丰五年,宋神宗以三省作为新的宰相机构,并随之实行三省分班奏事制度。这一制度有利于神宗独断,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因此,神宗之后的统治者又逐渐对制度进行了调整,最终在哲宗朝改为合班奏事。三省奏事制度的变化,与元丰后各政治势力消长与博弈存在着密切关联,是我们了解当时政局演变的重要线索。

从徽宗初年“覆奏”“同奏”之争看北宋的宰辅奏事

宋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知枢密院事曾布与左仆射章惇,就两府覆奏公事的方式产生了分歧。曾布为了能与向太后密谈,力主分班覆奏,章惇则力主合班覆奏,以求削弱曾布的优势。两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政争中利用了分班奏事、合班奏事、留身奏事、进熟状等多种进奏渠道。最终,在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曾布压倒章惇,获得了胜利。透过这次政争,我们可以对北宋君主与宰辅之间沟通渠道的运行实态,形成立体细致的了解。此外,此事亦提示我们,个人层面的君主、宰辅关系,与体制层面的皇权、相权关系,既有关联,亦有参差。君相之间既有矛盾,更有互补。相比备受关注的君相之争,两者如何在政治运作中形成"组合",更值得重视。

清代圆明园轮班奏事及御园理政的合法性困境

圆明园作为与紫禁城并存的清代国家政务中心,其兴建和运转不仅耗费了大量财物,而且改变了旧有的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权力配置格局,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清朝中央政治的运作模式。御园理政的运转依靠的是制度成本和经济资源的支撑,但自雍正朝伊始,对皇帝在御园理政合法性的质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延至"四方多难"的咸丰朝,大臣们甚至开始公开反对。直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劫掠京西园庭,御园理政才随着圆明园的破败而戛然终止。

清初的奏事体制与政务运作

所谓奏事体制,是指康熙年间形成的以奏事官为核心的文书流转与政令传递机制。奏事官最初由侍卫群体分化产生,其后逐渐演变为以内务府包衣为主的专差,职司奏本、绿头牌以及奏折的转进、下发以及谕旨的传宣,显示出清初政务处理向内廷转移的趋势。奏事体制的产生,一方面整合了顺治年间内降谕旨的颁行渠道,突破了清初章奏进御与批答处理的固有模式,淡化中间机构,建立起君臣直接交通的政务运作模式;另一方面亦构成奏折广泛行用的制度基础,借助奏事体制,与密折迥异的京官奏折在康熙中后期成为京内衙署与皇帝沟通的重要载体。

清代言官奏事不实之处罚

《大清会典》吏部处分例规定了言官奏事不实的处罚,这些处罚规定在康雍两朝形成。言官奏事不实案件虽交与吏部处理,但皇帝拥有最终决定权,皇帝可以在例之规定的基础上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影响皇帝决定的因素有很多,案情、案情、朝廷形势、参奏对象、施政主张等因素均是皇帝要考虑的。奏事不实,不仅要面临例的处罚,还要遭致皇帝的道德谴责。清代皇帝以明朝言官为反面教材,严禁言官的各种恶习、陋习,对言官提出了无私、据实、杜绝毛举细故等要求,在惩罚奏事不实言官的同时鼓励据实进言,贯彻'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的折衷原则,努力维持着言路畅通与言官参奏真实性之间的平衡。

论宋代奏事制度中的奏劄写作

劄子是宋代产生、兴盛并广泛使用的新文体,涉及三种文体类型:奏议、公移、书信。作为奏议文体的奏劄最初是面奏的辅助工具,宋初范质等宰臣在面奏皇帝时为避免疏失而使用。上殿奏事用劄子,在太祖朝出现,到真宗年间开始变成独立的奏议文书,其进呈方式、覆奏方式通过诏令一步步规范而形成定制。劄子最开始为两府、大两省等近臣高官使用,后来因为劄子上奏途径便捷,能直接在御前进呈,文体体式简洁,批复方式简单,使用官员级别高,更受皇帝重视,故宋代官员使用劄子奏事越来越多。由于奏劄常在御前展读,奏劄的写作讲究叙事、义理、文辞、文气等修辞技巧,大量宋人奏劄因其议题的经典性、写作风格的可借鉴性而成为经典奏议文,为奏劄这一新文体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典作品。

清代奏事处续考

清代奏事处是负责承接奏折、传宣谕旨、引带召对人员及随侍御前坐更等事宜的专门机构。早期奏折显示,自康熙中期始,清帝即已持续不断地从内务府等处拣选人员充任专职奏事官员,负责奏折递送等事宜,这可视作奏事处发展的初始阶段。后经雍、乾二帝对各项规制的逐步完善,至迟在乾隆中期,奏事处已走向成熟并有内、外之分。位于乾清门内的内奏事处由太监组成,位于乾清门外的外奏事处由内廷侍卫、内务府与六部官员组成。为了强化奏事处的职能,雍、乾、嘉、道、咸诸帝皆从"密"与"速"的角度进行过整饬,然而直至清末,奏事处的诸多弊病依旧未能根除,这与清帝"有治人无治法"的治国理念息息相关。

清宫奏事处职掌及其档案内容

奏事处为清代皇宫中内廷机构之一。自从清代康熙朝以来,王朝大小臣工凡属奏报个人或有关他人事件,或机密事件,均用奏折。这种上报文书,不象上报例行公事的题本那样是由通政司衙门代转,奏折则是通过奏事处直达封建皇帝面前。上达皇帝的运转过程中有下列手续:奏事处分外奏事和内奏事。其最高一级长官为御前大臣。

顏真卿《論百官論事疏》與代宗朝奏事制度調整

永泰二年(766)初,經宰相元載提議,代宗下詔限制百官論事權,顔真卿撰《論百官論事疏》(以下簡稱《論疏》)辯其不可。這一事件産生的影響,以往有不同的看法。中村裕一認爲,通過這場“元載改制”.

清朝奏蒙古事侍卫小考

清代的侍卫中,有一种侍卫被称为"奏蒙古事侍卫"(满语称作"joocin hiya")。奏蒙古事侍卫早在雍正朝初年就存在,或许更早就有其职。其主要任务是转奏有关外藩事务的上奏,有的也担任派往外藩地区的差事,办理外藩王公诊视、丧事等事务。有的蒙古旗人家族,连续三代都担任奏蒙古事侍卫,在蒙古旗人逐渐遗失蒙古语的环境下,他们却能维持较高水平的蒙古语能力。奏蒙古事侍卫并不是显眼的官职,但在清朝的外藩政策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乾隆朝奏折制度探析

乾隆时期，康雍以来的奏折制度继续得到坚持并有了新的发展。拥有折奏权利的官员数量愈加增多，奏事范围更加扩大，奏折在各种上行文书中的地位进一步重要。与此同时，有关奏折的各种具体规定如奏折书写格式，内容保密以及递送机构和办法也进一步细密和完善。对于各种信息大量而又迅速的输入和国家事务的及时处理，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皇权的极度加强。

南宋“到任五事”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南宋时期,最高统治者为了有效获取地方信息,考察地方官员的忠诚与才干,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要求监司、郡守到任半年必须上奏"民间利害或边防五事"。这项规定于绍兴初年提出,后不断充实、完善,成为定制。实践证明,此制有利于掌握下情、正确决策、政令畅通及地方官员勤政廉政,成效明显,影响深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浅析晚唐藩镇与中央朝廷之间的信息沟通

通过对晚唐五代时期藩镇派遣的入京奏事官(使)、藩镇设在长安的上都进奏院、进奏官的考察,揭示了二者在沟通地方藩镇与中央朝廷之间的关系上的重要作用,分析了晚唐时期藩镇与中央之间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