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琼崖妇女解放斗争的多重逻辑、指导策略及当代启示

解放琼崖妇女,为琼崖妇女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琼崖革命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琼崖妇女解放斗争的多重逻辑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逻辑;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琼崖女性文化逻辑;琼崖革命兴起及妇女独立意识觉醒的现实逻辑。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强化政治引领、一切从实际出发、培养妇女革命骨干、加强舆论引领等有效策略,最终实现了琼崖妇女的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琼崖妇女解放斗争的当代启示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厘清妇女解放与时代主题之间的互促关系;充分发挥新时代女性的“半边天”作用及妇联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庸报》妇女专刊关于妇女解放的论争

妇女问题历来是人们特别关注且争论不休的重要社会问题,是近代报纸媒体关注的重心。部分女性刊物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成长起来,进而成为主要的舆论宣传工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庸报》刊行《妇女铎》和《现代妇女》两份重要的女性专刊,对当时的舆论热点,即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探讨,并形成了三个论争焦点:妇女解放是身体解放还是精神解放,是回归家庭还是走向社会,是自身解放还是民族解放。两份专刊打破了男权社会的局限,冲击了男性话语的垄断,超越两性对立,倡导妇女解放是精神解放,是走出家庭的社会实践,更是民族解放的革命实践。这些主张对妇女解放的未来留下诸多启示。

高君宇和中国妇女解放事业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他短暂的一生非常关注妇女解放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明确提出唤醒妇女觉醒、重视妇女教育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提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社会制度革命,妇女解放的目标是全体中国妇女的解放。高君宇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邓颖超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迪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邓颖超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在领导妇女解放的具体实践中,邓颖超始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待妇女工作,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基础的妇女解放思想,该思想对于带领早期中国妇女争取自身和民族的独立解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瞿秋白妇女解放思想的生成逻辑、核心内容与价值意蕴

瞿秋白在探索中华民族解放道路时,格外关注占人口近半数的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瞿秋白妇女解放思想承继了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妇女普遍受奴役的现实,在翻译书籍以及组织女工代表会、推选妇女参政等探索过程中形成,其核心内容涵盖了妇女遭受压迫的根源以及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前提条件、领导力量等方面。这一思想对于新时代廓清“田园女权”的思想迷雾、持续发挥妇联“娘家人”作用以及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启示作用。

革命、权益与界限:苏维埃时期的农村妇女解放运动

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需要农妇”和“农妇需要革命”的功能论思想指导下,开启了领导农村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篇章。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结合农村妇女苦难生活的现实境况,通过动员农村妇女广泛参与工农革命、开展竞争性革命活动、优抚红军家属等方式方法引领她们加入革命阵营,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同时制定并实施一系列保障农村妇女受教育权、参政权、婚姻自主权和经济权益的政策措施,冲击了传统乡村宗法社会束缚与禁锢妇女的旧有秩序,推动革命事业和农村妇女解放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不过,苏维埃革命初期一些偏袒农村妇女利益的举措,引发男性农民的不满。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策略,兼顾农村妇女的特殊需求与革命阶级的整体利益,将农村妇女解放运动妥善安置于阶级革命和社会解放的框架内,构成了农村妇女解放与革命事业发展协调共进的时代图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多维审视

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将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男女平等写在自己矢志奋斗的旗帜之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乡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乡村社会整合与重构,我们党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妇女解放运动。《婚姻法》的颁布将妇女从婚姻、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有了平等地位;《宪法》《选举法》的颁布赋予了妇女最基本、最重要的民主政治权利,确保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获得土地,参加集体劳动,同工同酬,让她们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乡村教育和扫盲运动,结束“睁眼瞎”的历史,为乡村妇女解放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革除婚姻陋俗,不断形成乡村自由婚姻的新观念、新习俗,为乡村妇女解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党领导的这场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富有中国特色,又卓有成效,无论是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对党的妇女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日本的妇女解放斗争与法律发展

妇女解放是包含男性在内的“人的解放”政治课题的一种特殊形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男女不平等是资本主义阶级差别在妇女及其活动场域中的具体形式。割裂妇女解放斗争与工人解放运动的关系,将妇女解放曲解为针对男性的斗争,以及围绕职场与家庭之间的所谓经验化论争,均无法为妇女解放提供真正的理论指导。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及具体展开的历史过程,20世纪日本妇女解放运动艰辛曲折,发展缓慢。虽然经由二战后日本经济结构重组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带动,大众化的妇女解放运动和相应法律制度得以快速发展,但妇女的生活实际与既有法律之间存在巨大距离,妇女权益保护更表现出局域化、碎片化局面。立足妇女与工人阶级的内在联系,统摄妇女权益内部差别,构筑新的妇女解放的法学理论,推进妇女权益的社会实质平等,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承担的时代课题。

教育赋“权”与男权重构——从“女师大风潮”中的杨荫榆看近代妇女解放的困局

1925年女师大风潮事件中的杨荫榆经历了从中国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楷模,转变为“依附军阀势力、迫害进步学生、镇压革命力量”的“封建余孽”和“帝国走狗”的命运,其中“悲剧”既有性格因素,更是社会变革中的必然结果,其经历勾连着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权力结构的嬉变与重建。梳理杨荫榆执掌女高师/女师大的历史,以及“女师大风潮”的缘起、经过和结局,以重返历史的方式分析杨荫榆在风潮前后种种行事决断的处境和动因,将发露教育平权背景下“女子长女校”背后的权力机制与权力纠葛,并经由杨荫榆这位被教育与知识赋权的女性的生命境遇揭示近代女性解放所面临的的结构性困局。

职业女性双重角色下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认为,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如今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职业女性。然而她们却面临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双重压力。两种角色相互影响、互为矛盾。女性面临无偿家庭劳动与有偿生产劳动顾此失彼的窘境,在职业发展上缺乏全面保障。通过发展生产力,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进程,倡导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解决职业女性的现实困境。

妇女解放与新中国文艺情感革命的生成机制——从《惠嫂》到《昆仑山上一棵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政党社会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1949年后为探索人民文艺现代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以新中国第一代女导演董克娜成功地将王宗元的短篇小说《惠嫂》改编成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为例,可以发现,小说与影片始终在认同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将女性生存境遇、心理世界放置在更具时效性的现实环境中进行讨论。更重要的是,在电影版两代革命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董克娜没有忽视妇女在革命过程中遭遇的身心困惑,而是力图呈现她们如何结合自身的情感体验,积极调适个人理想、性别观念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显示出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情感结构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统一性。

解放区妇女解放运动书写的三重面向——以农村题材地方戏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解放区妇女解放运动以人民为尺度,造就其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解放运动的本质,并经过农村题材地方戏的阐释而不断强化。将妇女解放议题上升为阶级斗争、劳动生产、文化学习等以妇女为中心,却面向全体农民的纲领事件,使农民解放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体两面。表明延安文艺精神:一方面吸收民间资源孕育政治话语的生长环境;另一方面运用政治话语改造民间资源及其运作方式,使之规范化并为当前形势服务。

道路的另一种——五四妇女解放思潮与凌叔华的写作

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通过演绎旧式女子的悲惨命运,控诉封建旧伦理、旧秩序的不合理成分;同时,借助宣讲易卜生主义,创作大量模式化的“娜拉剧”,建构起对妇女解放思潮的理解以及新女性的设想。伴随着大革命的惨淡煞尾以及社会上对“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的讨论,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方式的探索逐渐深入且多元,突破了既定的二元模式。作为激进时代中的渐进者,凌叔华借助性别的对立缓释了旧式家庭内部“父”与“子”的冲突,并以撕裂的女性欲望书写、绝望的“新”之变局呈现,打破了五四时期知识界在妇女解放命题上的乐观想象。凌叔华独特的“破旧立新”表达根植于个体的成长经验和知识结构,呈现出超脱时代的倾向,展示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道路的“另一种”形态及可能。

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述论

妇女的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参考。李大钊先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既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锋,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中国化的典型人物,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事业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状况,指出妇女若要实现解放,首先,要在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其次,争取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婚姻等方面的权利;他还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劳工妇女是解放的中坚力量,强调通过“灵肉一致的改造”和阶级的联合来实现妇女解放目标。他所播撒的思想火种对近代女性意识的觉醒、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中国化的开启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妇女解放与家务劳动社会化

当今时代,虽然大力倡导妇女解放,但家务劳动仍是阻碍妇女走向社会、实现真正自由的最大阻力,且其价值仍未被充分承认,依旧被视为妇女的“天然”职责。不管是在物质资料生产领域还是人口再生产领域,妇女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显得极其重要。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树立性别平等意识两个途径来实现,但强调家务劳动社会化并非力图使一切家务劳动全部社会化,有些与两性的生殖特点直接相关的家务劳动仍需由女性来承担。

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及革命新女性形象建构

没有妇女的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解放和进步。延安时期,面对陕甘宁边区妇女艰辛苦难的生存现状,党领导边区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婚姻制度等方面进行的妇女解放实践,促进了边区妇女从单纯的贤妻良母到革命新女性的形象建构,取得了显著成效且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即坚持党对妇女工作的全面领导,关注妇女现实需要和切身利益,保障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平等权利,健全和完善促进妇女解放的法律法规等。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实践及其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毛泽东思想中的妇女解放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发展历程是根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从古至今的妇女难题、五四运动精神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改进的,这些政策包括婚姻自由、允许离婚、一夫一妻制度的家庭改革,要求妇女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维护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不断缩小男女在各方面的差别待遇。这些政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解放道路具有强制性、计划性和特殊性。

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形成过程刍议

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产生既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大背景,又有着自己的形成脉络。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梳理二位革命导师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本上给予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妇女较多的理论关照,从最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妇女异化的考量、反思、质疑、批判;到实地调查和亲身交往,搜集完备的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材料研究英国女工的生存状况;再到实现了原先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带有人本主义色彩向科学论述妇女解放思想的转变;最终从社会结构层面全面系统研究妇女地位的嬗变和妇女解放的意义。可以说,他们的思想是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完善和发展的。

两种生产理论在妇女解放中的当代价值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打下了基石。两种生产理论在西方女权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流派对两种生产力进行了批判继承,拓宽了妇女解放工作的视野,丰富了妇女解放理论;两种生产理论也对我国妇女解放工作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启示

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探寻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背景下对妇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深刻理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围绕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妇女的革命需要,探索了妇女问题的产生根源,阐明了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肯定了妇女在革命和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表明了妇女要自我解放的观点,保护了妇女的权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探析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对发展新时代的妇女事业、做好党的妇女工作提供了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