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系代际联盟:中国城市彩礼嫁妆协商背后的新型性别代际关系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彩礼、嫁妆水平不断攀升,“天价彩礼”“百万嫁妆”屡见不鲜,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不过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农村地区彩礼问题,对城市地区的婚姻支付尤其是嫁妆问题的研究较少,缺乏理论建树。调查福建省福州市20个家庭内部对彩礼、嫁妆的商讨过程,发现彩礼嫁妆的商定是代际共同参与的过程。作为(高额)彩礼、嫁妆的主导者,男女方父母动机具有明显的差异,男方父母准备彩礼时更注重未来养老与代际回馈,女方父母添置嫁妆则更多地遵循强韧的情感逻辑;子代依然遵循着孝道伦理,相比个人利益更在乎父母的经济利益与情绪感受。而年轻女性与父母强韧又亲密的代际关系大大促进了等级分明、亲密不足的传统父系家庭模式向情感紧密、相互支持的双系代际联盟的转变。

古典时代雅典嫁妆的经济社会意义

嫁妆是古典时代雅典婚姻缔结中的重要组成,它不完全属于女方或男方,而以婚生子嗣的利益为核心,兼具“礼物”和“担保”双重性质。嫁妆既是赠予婚生子嗣的礼物,又是以生育子嗣为担保条件的隔代转移的财产。这种独特属性不仅有助于女性选择门当户对的丈夫、提升婚后家庭地位,还鼓励生育合法子嗣,展示了女方家庭的声望与地位,并将婚生子嗣纳入其家庭财产继承体系,保障了家产的有序传承。因此,嫁妆并不只是女方家庭“赔钱嫁女”的“礼物”,更是一种确保后代繁衍和私有财产传承的寄托,有利于城邦的经济延续与社会稳定。

从“依附”到“主导”:嫁妆的变革与姻亲秩序的再建构—基于黔东地区的田野调查

彩礼和嫁妆作为婚姻支付的基本形式,在社会转型下的变迁反映了家庭格局正在悄然变革。黔东地区婚姻支付的实践表明,嫁妆实现了从依附性向主导性的转变。嫁妆支付转变的显性动力来自于嫁妆在支持女儿婚后家庭地位和生活、强化与女儿互动以及获取积极社会评价的多重性功能。从深层逻辑上看,主导性嫁妆实际上是姻亲秩序建构的表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姻亲秩序被赋予了新的建构空间、基础和条件,使得主导性嫁妆成为构建和维护新型姻亲秩序的关键力量。通过嫁妆的变迁透视姻亲秩序转型以及家庭秩序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寻找嫁妆

明朝的时候,李姓富人家有一个女儿。女儿渐渐长大,到了出嫁的年龄了,夫妻俩托媒婆为女儿找了婆家,也是一户富裕人家。他们想:我们是有钱人家,女儿出嫁的时候,嫁妆一定要显出派头,不能让婆家笑话。女儿出嫁前的那天晚上,他们连夜准备嫁妆,一箱箱名贵衣服。

川西北若尔盖牧区嫁妆及其社会功能的研究——以红星镇为例

本文通过描述川西北若尔盖县红星镇嫁妆的地方性含义、嫁妆的来源及具体内容、与其他礼物的比较来揭示其独特的社会功能。文章主要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实地调研材料,重点阐释了牧区婚礼仪式的社会现象与其背后隐藏的功能。

民国妇女嫁妆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及实施效果

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带至新家庭的财物。20世纪初以来,在精英人士保障妇女权益呼声下,民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涉及保障女子嫁妆所有权的法律。虽然民初法律及法院判例对妇女嫁妆的所有权界定不一,但随着时间推移,法律、判例的总趋势是支持妇女拥有其嫁妆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民国嫁妆法律对彼时妇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产生一定的影响。

嫁妆与聘礼:一个学术史的简单回顾

针对近年学界逐渐有人开始讨论嫁妆与聘礼的问题,文章利用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总结出几种主要的理论成果:继承说;福利说;劳动价值说;竞争说;家庭意图说;财产转移说。每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各自的田野基础,本文不着重讨论这些理论背景。尽管学者对嫁妆与聘礼的看法差异很大,但他们还是站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之上,即二者在给出妻子集团和接受妻子集团之间的姻亲关系的建立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清代妇女嫁妆支配权的考察

嫁妆跟随妇女由娘家到婆家,成为她们在新家庭中的“私产”。清代,大多数妇女拥有对自己嫁妆的独立占有权和支配权,并利用嫁妆为家庭、家族乃至社会作出贡献。妇女在支配嫁妆的同时,逐步加大其对家庭事务的影响,赢得家庭和家族成员的尊重,确立起她们在新家庭或新家族中的地位。

嫁妆来源及象征的多样性分析

本文以山东南部一个村落的田野资料为基础,表明嫁妆的有无与价值的多少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与女子在接受妻子集团的生活、与两个联姻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息息相关。文章重点展示了嫁妆的来源以及象征的多样性,同时指出,从民俗的角度而言,嫁妆不是女性的财产继承方式,她的继承权始终是和婚姻捆绑在一起的。

和谐新农村构建中彩礼和嫁妆的正功能分析

彩礼和嫁妆作为农村婚嫁习俗的产物流传已久,专家和学者对其嬗变过程及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研究颇多,弊多利少是多数人对其社会功能的定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从现今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视角分析,彩礼和嫁妆的正功能在和谐新农村构建中直接或间接的得以体现。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高嫁妆现象:基于闽南C镇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实证调查的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探讨盛行于闽南C镇的高嫁妆现象。C镇的个案说明,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高嫁妆现象是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女儿教育投资不足的补偿和传承财产的一种变通方式。高嫁妆提高了女性在择偶中的资本,使其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同时,它也有助于提高女性婚后在夫家的家庭地位。但是高嫁妆并未撼动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制度,反而维系并巩固男高女低的父权制。

论当代赣中南农村婚姻习俗中的彩礼和嫁妆

1949年以来,赣中南农村家庭中儿子结婚时的彩礼费用不断上涨,同时彩礼转化为嫁妆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彩礼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郎和新娘作为彩礼和嫁妆的直接受益者,在结婚时"合谋"推动彩礼上涨的行为,实际上是提前继承最大份额家产的行为,家产继承的时机从分家提前到了结婚。

阶层婚配视角下农村“天价嫁妆”的再生产--基于福建省晋江市农村婚姻实践的分析

在农村发生社会分化的背景下,阶层分化成为影响农民婚姻匹配的重要因素。基于晋江农村婚姻实践的调查研究表明,在阶层婚配视角下,不同阶层围绕作为优势婚配资源的上层适婚男女展开竞争,上层家庭的竞争优势使其对中下层家庭形成婚配挤压和婚配排斥,最终带来不同阶层内部婚配的模式。嫁妆作为婚姻财礼的一种形式,由男方家庭支付的彩礼和女方家庭给女儿的财产共同组成,因而成为阶层展开婚配竞争的工具。天价嫁妆是上层家庭婚配优势的集中体现。通过支付天价嫁妆,上层家庭完成婚配对象的阶层身份确认、赢得对于子代婚配选择的支配、实现姻亲之间的权力匹配,并最终实现上层内部的婚配联合与阶层地位再生产。由于不同阶层能够支付的嫁妆水平不同,农民婚配方式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特点:上层家庭之间形成以“父母主导”、偏爱本地婚姻、“门当户对”为主要特点的婚姻圈;而底层家庭青年则被排斥在上层婚姻圈之外,他们倾向于通过自由恋爱来寻找婚配对象。阶层婚配视角的引入,带来嫁妆意涵的改变,嫁妆成为阶层婚配竞争的媒介。

“无私货”与“蓄私财”——宋代女性嫁妆权利的一种解读

儒家伦理要求"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然而,在大量有关宋代社会生活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发现,当时女性的嫁妆权利是受保护的。宋代法律文本兼有对儒家伦理的认可和对女性嫁妆权利的保护,这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宋代,道德、法律和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女性嫁妆权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利获得了张力之下的生存空间,这一结论应该更加接近于客观真实。

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嫁妆的变化——以湖北A村为例

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嫁妆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集体化年代嫁妆极其寒酸;20世纪80年代,嫁妆的传统样态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档物品进入嫁妆。与土家族嫁妆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巨大变化相反,其文化意义却基本稳定。现代化进程与当代土家族嫁妆变化的实践深刻启示着国家话语与少数民族民间社会的关系构建。

母亲嫁妆对子女参与课外教育的影响——来自CFPS2014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CFPS2014数据考察了母亲嫁妆价值对家庭中子女参与课外教育的支出及辅导类别选择的影响。通过OLS回归和Logit模型回归我们发现,较高的母亲嫁妆价值会使子女课外教育开支显著提高,通过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发现,母亲嫁妆的影响效果大于家庭人均收入和住房价值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其影响效果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对男孩的影响大于女孩,对乡村家庭的影响大于城镇家庭。此外,较高的母亲嫁妆价值使得子女参与课外才艺培养类辅导班的概率显著提高。借助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发现,本研究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并不严重,回归结果可以认为是一致有效的。

社会变革与婚姻支付: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的彩礼和嫁妆

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农村极具变动性,政治运动、制度变迁、习俗更迭影响着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彩礼和嫁妆所呈现的婚姻支付关系成为社会变革的最好注脚之一,体现了传统生活的延续性和新型社会的变迁性共存。不论是男方家庭支出的彩礼还是女方家庭支出的嫁妆,都体现了家庭之间财产的相互转移规律,反映了社会发展从传统向现代的不断演变。

我国古代法律文本中的嫁妆——以北宋仁宗和哲宗时代为中心

在仁宗和哲宗时代,与嫁妆相关的国家法律文本被重新修订,修订的趋势是嫁妆类法规的日趋细密,修订的结果是承分人序列的增加和改变。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北宋中后期的户婚财产立法宗旨:在照顾血缘亲情和同居之谊的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分配,以消弭争讼,稳定社会,同时兼顾社会养老问题。

婆家与娘家的博弈:以嫁妆为手段——以华北农村母女两代的婚姻为例

近年来,女子出嫁所陪送的嫁妆越来越丰厚,通过对比分析华北农村母女两代人的婚姻缔结中的嫁妆问题,探讨嫁妆对于缔结姻亲关系及女子出嫁之后在夫家地位的影响。

拉加里人的“噶拉”(Skal):嫁妆、聘礼还是其他?

拉加里人的婚姻生活中有被称为“噶拉”的物品以及财产流动,其流动方向有三种:从女方家庭到男方家庭;从男方家庭到女方家;从男女两方的原生家庭到新建的小家庭。“噶拉”在流动过程中,似乎具有彩礼或聘礼的性质和特征,而在另外一些场景中则不具备这些性质和特征。文章通过对“噶拉”流动方向、内容以及分配方式的描述和分析,认为拉加里社会中的“噶拉”并非彩礼或聘礼,它所反映的是当地人子女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