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中的资产阶级何以民族、经济危机何以世界?

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子夜》中吴荪甫失败的具体原因与小说中民族工业的整体困境有所差异,不能简单地视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吴荪甫金融投机的最后一次失败主要缘于姐夫杜竹斋的出卖,与实业经营成败无关;而益中公司下属实业工厂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是因中原大战影响交通而无法打开销路,在金融掣肘资金的情况下被迫出顶;裕华丝厂并非海外销路不畅,而是工人罢工影响生产,耽误其完成既有订单从而影响其获利。《子夜》通过吴荪甫在三条不同战线上的成败所写的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乃是实业凋敝金融发达的怪象。小说以实业家最终买办化的结局,质疑了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性,并以大量笔墨描绘了比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更为直接的国内问题。在经济史视角下重读《子夜》等社会剖析小说,不应把小说当成史料证据来剖析经济史,而应从中发掘茅盾、瞿秋白等不同左翼知识分子观察经济社会时复杂的精神演变历程。

浅谈小说《子夜》中成语的维译

成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世代流传的过程中,为我们传承着先辈们积淀下来的经验教训,是汉民族智慧的一种体现。《子夜》作为茅盾先生的经典长篇小说,广受国内外读者欢迎,并被译成多种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但目前研究范围涉及汉维语两版《子夜》中成语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故本文在现代汉语和翻译理论所学知识的指导下,以汉维语两版《子夜》中含有成语的例句为语料,总结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采用了直译法、借用法、意译法、仿译法和缩译法,并具体分析了译者采用某种方法的原因和作用;最后,浅谈了《子夜》维译本中译者翻译成语的特点。

论《子夜》的空间叙事结构

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考察《子夜》的结构,会发现它具备了“横剖面”小说的一些基本特点--故事空间化、主题空间化、人物空间化。作品淡化了时间线索,强化了空间线索,章与章之间通过空间的转换进行衔接,每章之中又分为不同的场景,不同场景之间以空一行的空白作为分隔标志,完成从一个场景向另一个场景的转换。从空间的角度来分析《子夜》的叙述结构,给我们重新解读、评价《子夜》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空间角度来看《子夜》,让我们看到了从时间角度(或故事角度)所看不到的东西,发现了其独特新颖的叙事结构。这种现代性的叙事结构与作品中的主题、人物相契合,带有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特质。

论《子夜》的都市日常生活书写

相对《子夜》政治主题的广受关注而言,小说大量的都市日常生活书写没有获得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子夜》以消费性、阶级性、欲望化为特征的都市日常生活书写,大规模地展示了1930年代上海都市社会的方方面面,拓展了小说的意蕴空间,在小说内容、风格、叙事与结构、主题与意义建构方面有重要的作用。都市日常生活书写既赋予《子夜》丰富复杂的内蕴,也为判断《子夜》的美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子夜》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语境、逻辑及其局限

《子夜》在1933年发表后即被奉为左翼文学经典,根本原因在于它从经济和阶级视角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从国民革命转向共产革命过程中的复杂社会状况,有效回应了重大时代关切。由于革命情势的发展,在瞿秋白、冯雪峰等人意识形态化的评价和茅盾追求“安全”的自我阐释中,意蕴复杂的《子夜》的解读和接受逐步被限定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新启蒙思潮影响下,“审美标准”成为评判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子夜》及“子夜模式”遭遇了否定性评价。这种评价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种去政治化的批评取向无疑阻断了文学介入现实、关怀现实的重要路径。只有重新检视左翼文学观和纯文学观视野下《子夜》评价的逻辑及其局限,《子夜》的价值和意义才有可能被重新发掘。

论《子夜》中的布尔乔亚青年群像

《子夜》塑造出了范博文、林佩珊等一批青年布尔乔亚形象,但多年来很少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这些青年布尔乔亚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出现的新人类,也是中国现代小说人物画廊中一类新的人物形象。相对于吴荪甫、赵伯韬等父辈形象而言,这些青年布尔乔亚血肉丰满,较少概念化倾向。尽管他们性格不一,但在他们身上呈现出那个年代青年布尔乔亚的一些群体特征。他们追逐摩登时尚,热衷于玩爱情游戏,追求颓废浪漫,向往革命却满足于高谈阔论,沦为革命的旁观者。茅盾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指导来塑造这一群体形象,既指出其存在的社会必然性,又揭示出这一青年群体所存在的问题。

论茅盾1920-1930年代文艺批评活动与《子夜》的创作

《子夜》的创作与茅盾1920-1930年代的文艺批评活动有着深刻的精神关联。从1920年代开始,茅盾就在文艺批评领域崭露头角,他积极探索中国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逐渐表现出引导时代文艺思潮的自觉意识。并且,茅盾还在研究小说创作的理论专著中深入探讨了小说创作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纵观茅盾在1920-1930年代的文艺批评活动可以发现,他呼唤作家在创作中表现时代社会的文艺思想贯穿始终。这种文艺思想不仅表现在其文艺批评方面,还渗透到他的小说创作过程之中。《子夜》标志着这种文艺思想的成熟。考察茅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想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厘清茅盾的文艺实践活动是如何影响到《子夜》的创作的。

论茅盾《子夜》的空间叙事

空间是茅盾《子夜》结构故事的主要形式。不同物理空间的聚集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而形成阶级斗争的基础。空间的政治属性决定了私密空间对公共空间的支配,也显示出资本的决定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吴荪甫等人与赵伯韬“斗法”失败正是民族工业命运的真实写照。茅盾以忠实于现实的原则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初期各个阶级的真实生存现状,同时,也以情欲叙事的张扬使以政治为主导的文学场达到了暂时的相对平衡,从而使《子夜》成为一部成功的作品。

基于文学史料学视角的现当代异体字词典考古研究——以《子夜》不同版本的异体字异形词为例

文章以《子夜》123组异体字和51组因异体字形成异形词的形体演变为研究对象,立足文学史料学视角,从字用与语言文字规范、权威字词典间的互动关系切入,构建字用字形、规范字形和权威字形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通过对《子夜》异体字和异形词的形体演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子夜》绝大部分字用字形与同时期的规范字形、权威字形一致,得出字用贯彻落实语言文字规范的同时与之形成互补关系。希望本研究能为现当代异体字和异形词的实证研究及后续整理规范工作提供资料和参考。

放大与悬置——《子夜》接受研究60年(1951—2011)述评

《子夜》在1951—1963年间的一元化格局时代被定向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范本进而放大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1970年代末这一视野开始遭遇挑战,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接受者重新对"主题先行"与"《子夜》范式"进行了思辨与探索,亦由之引发了反驳与再思考,《子夜》的接受呈现出质疑与认同并存,释解与驳难相生,挑战与悬置同在的多元格局。由于外力的迫压,"主题先行"与"《子夜》范式"等相关视野成为《子夜》接受无奈绕行的学术"暗礁",《子夜》的接受难有实质性的推进。欲改变这一局面,仍须对这两个命题进行再透视与再思辨,而不是悬置或回避。

从文艺控制论看《子夜》的艺术成就——兼驳所谓的“《子夜》模式”论

运用文艺控制论关于定向控制、定度控制、定势控制的基本原理 ,从敏锐发现重大主题、成功刻划典型形象、精心组织艺术结构三个方面 ,阐明了《子夜》伟大的艺术成就及崇高的文学地位 ,并对有意贬损其审美价值的“《子夜》模式”

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

《子夜》的创作动机长期被解读为"回答托派",即用小说写作阐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无法战胜买办阶级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茅盾虽接受瞿秋白的指导,但直到成书之后仍未能深入理解所谓"托派"观点并予以有力回答,反而在揭示"立三路线"的过程中与某些所谓"托派"观点形成共鸣。事实上,在小说"提要"和现存大纲及前四章手迹当中,茅盾笔下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更多地呈现为实业与金融之间的对立掣肘。茅盾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回答托派",既是因为实业与金融背后的汪派与蒋派之争,也是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时期的茅盾,其1927年的亲身革命经历在1930年上海的曲折映现。而小说结局由原来设计的吴荪甫与赵伯韬在红军四起形势下的握手言和,按瞿秋白要求改写为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战胜买办,虽符合了"回答托派"的意识形态要求,却遮蔽了茅盾原本对中国社会的把握与言说方式。

未完成的展示--1933-1948年的《子夜》接受研究

谈及《子夜》的接受，瞿秋白的这句预言广为人们所引征：“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之所以如此，固然与作者的预判变成了现实，以及作者的理论家地位使人们不能无视这一重要的声音有关，但我以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瞿秋白的这句断语，为后来者搭建了一个以文学史为基础接受《子夜》价值的思维起点，一个开放地、多向度地阐释《子夜》意义的话语平台，一个意犹未尽的言说《子夜》余响的广阔空间。特别是当“记录《子夜》的出版”已不证自明，但如何“记录”以及“记录”什么仍然是《子夜》进入审美接受的期待视野时，瞿秋白的论断．就成为人们切入《子夜》的最佳导引。

《子夜》的叙事倾向和文学价值的再认识

《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对《子夜》的主题倾向和文学价值,过去和现在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识与评价。《子夜》实质上是现代的政治小说,其倾向和价值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符合政治文学的要求,应该予以尊重和承认;但同时《子夜》也存在由政治化追求和创作方法带来的失误与局限,它的政治小说的价值和局限交融并存,为文学史提供了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与教训。

《子夜》:版本变迁与版本本性

《子夜》诸多版本中最重要的是初版本、删节本和修订本。不同时代的禁忌导致了这些版本的删节和修改 ,这改变了文本的释义和版 (文 )本本性。

《子夜》“主题先行”问题与吴荪甫形象之矛盾

"主题先行"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学者贬低《子夜》的重要原由,所依据又大都是茅盾自己后来对于《子夜》主题的阐释。但茅盾在写作《子夜》时,是否真的清晰而明确地预设了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与《子夜》的文本实际又是怎样的关系?将两者作对照,会发现并不很吻合,尤其在吴荪甫形象塑造上。茅盾在写作《子夜》时,很可能并未清晰确立他后来所述之"主题",他的写作意图只是如《子夜》初版《后记》中所言"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解读文学作品,更应该从文本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作者自述出发。

《子夜》的叙事伦理与吴荪甫的“悲剧”

茅盾在最初的构思中,《子夜》中的吴荪甫是一个负面人物。今天的"悲剧英雄"吴荪甫,实际上是茅盾两次对小说进行"改写"的结果。这种"改写"大获成功的前提是现代人对世界"去魅化",竭力想要把整个世界理解为有规律的、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存在对象这一生存欲望。只有在这个生存论立场中,吴荪甫的"悲剧"才成为"悲剧"。我们对《子夜》的阅读和思考,也应该放在现代科学主义精神文学化的元叙事脉络中来展开。

《子夜》中的重叠式副词研究

目前国内对专书进行语法重叠研究还不多见。《子夜》是现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存在大量的重叠现象,而重叠式副词有其鲜明的语用特征。《子夜》中重叠式副词主要有AA式、AAB式、AABB式等三种类型;可以实现状语、补语、定语、谓语等多种语法功能,甚至能独立成句;当它们充任状语时,语义指向的方向可前可后,语义指向的内容可以是谓词性成分,也可以是体词性成分;具有强化语义、加强语气、增强口语色彩、刻画人物形象等语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