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曾子——兼论朱熹的子学建构

曾子历史地位的升格,朱熹于此贡献最大。他系统论证了曾子的道统地位,认为在“十六字心法”之外,独属于孔、曾之间的道统之传为“忠恕一贯”,并有着实质性影响。在他的视域中,曾子资质“鲁钝”“刚毅”,实则仁义礼智兼备,其孝亦“大矣”。朱熹对曾子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完整地确立曾子的圣贤人格形象和道统地位。综合来看,朱熹理学中理应存在一个子学系统,但基本为学界忽略。其子学体系的建构源于经学、子学、史学与哲学的互动,根本主旨在于对儒学道统、治统与学统的维护。

磁子学中的拓扑物态与量子效应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计算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半导体器件在小型化、节能和散热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亟需寻找一种全新的信息载体代替电子进行信息传输与处理.自旋波是磁矩进动的集体激发,其量子化的准粒子称为磁子.磁子的传播不依赖于传导电子的运动,因此不会产生焦耳热,能够克服日益显著的器件发热问题,因此磁子器件在低功耗信息存储与计算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本文介绍磁子学近年来的一些重要研究进展,主要包括自旋波的手性传播,自旋波与磁孤子非线性散射导致的磁子频率梳,磁孤子的拓扑边界态和高阶角态,以及磁子量子态、基于磁子的混合量子体系和腔磁子学.最后,对磁子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前景进行分析与展望.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新子学”如何可能(下)——“新子学”的定位及其与文化运动的比较

从学理上讲,遵循中国传统哲学“更新再始”之思维逻辑所提出的“新子学”,应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呼应时代精神的思想目标,这构成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类似唐代古文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化运动的类本质,同时成为“新子学”何以可能的普遍必然性之所在。考察唐代古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所以兴起的直接原因都是“世之弊”,但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目标则都是对“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自觉和追寻,都是顺应其时代精神的呼唤而出现。故此,“新子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当定位在孔子所论“富之”“教之”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朝着构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论“子学精神”及其对“新子学”的启示意义

“子学精神”除叛逆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担当精神、和谐精神、自省精神、自律精神、宽容精神等,还可进一步概括为独立精神、乐观精神、执着精神、理性精神、仁爱精神、平等精神、经世济民精神、弘道殉道精神、超越精神等。“子学精神”是中国创造,为传统学术灵魂,历久而弥新。“子学精神”对“新子学”极具启示意义,“新子学”的学术使命就是提炼、阐发、传承、弘扬“子学精神”,适应新时代需要,响应时代新问题,复兴传统文化,建设理想社会。自主创新,不断超越,建构新的学术范式,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成一家之言”,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作新的探索,返本开新,继往开来。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朱子学"有广狭两义:就狭义言,盖指朱子本人的哲学思想;从广义说,凡后人对朱子思想有理论阐发或创新者,均属广义"朱子学"之范围,因朱子学并非是一套封闭的静止的理论系统,而是一套开放的可发展的思想体系。由此以观朱子学之在东亚的存在历史和发展状态,我们便可说,朱子学在东亚而形成的东亚朱子学便是广义"朱子学"的一种重要形态。然问题是,何为"东亚"?显然,东亚并非一种实体存在,也非经纬度分明的单纯地理概念,更非帝国时代的政治地缘学概念,其中含有东亚各地域文化的悠久历史,因东亚本不是一片文化荒漠地,而应理解为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化东亚";故当朱子学传入东亚各地域文化之中,必引发与异域本土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乃至冲突或融合,在此过程中,朱子学如何被吸收、被转化乃至被批判等等思想现象,便是东亚朱子学研究所面临的课题。《东亚朱子学新探》一书是近年来有关东亚朱子学研究最新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对近年来东亚朱子学研究进行历史的回顾以及方法论的反思必将有助于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治创新,满足了秦汉社会转型和皇权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宋明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以蔡清《四书蒙引》对饶双峰的吸收与批评为中心

蔡清《四书蒙引》是明代颇具代表的四书学著作,被赞为“朱注功臣”。而南宋饶双峰对朱注的诠释则以“多不同于朱子”著称,被史伯璿讥为违逆朱注之代表。然而《四书蒙引》却与《四书大全》所引饶双峰说有着深度交流,或正面引用赞赏其说,或批评否定其说,或对其说褒贬兼具。《四书蒙引》对双峰说的批评与接受,表明朱子学内部有着良性的思想互动,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饶双峰作为不应被忽视的朱子学重要学者的客观影响,同时彰显出《四书大全》作为朱子学交流平台的枢纽意义。

“朱某嫡传是黄某,黄某嫡传为谁”——从双峰学与北山学的比较管窥“后勉斋时代”朱子学的演进

宋理宗“朱某嫡传是黄某,黄某嫡传为谁”之问传达出对勉斋之后朱子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关切。作为勉斋亲传的双峰学与北山学是“后勉斋时代”朱子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学派。二者对朱子皆持继承与批评兼备之态度,然双峰被视为立异以为高的妄议者,北山学则自居为修补朱学的忠臣和世嫡。双峰治学以穷理精密鸣,北山以考据精详著。双峰倡理主气辅,提出尊德性为主,北山则以理一分殊和主敬为授受符节。双峰独对朱注而欲成一家之言,北山则专主师门欲成一派之统。双峰身后寂寞,北山则在婺州学人制造下被戴上“朱学世嫡”桂冠。然就接续朱子治学精神及对后世朱子四书学影响而论,双峰实大于北山学。后勉斋时代南方各地朱子学在互动、分化与竞争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化朱子学:双峰学的不排陆学、思想自立,北山学的朱吕兼综、谱系构建,建阳、新安朱子学的地域传承、经学诠释,显示出师承、地域、思想、政治在构建朱子学派正统地位中的作用。透过宋元“朱学嫡传”之争,既有助于总体上把握宋元朱子学的分派、演变及其特色,也为审视地域文化、师承建构、思想创新及话语权力之关系提供了有益思考。

重塑墨子: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的撰写及其影响

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是近代墨学研究的开端之作。文章一方面承接晚清墨学的复兴风气,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近代墨学的诱导,进而试图通过阐释墨子学说以促进国民道德的提升它不仅汲取了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等人的思想资源,还广泛采纳了康有为、章太炎、夏曾佑等人的观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子墨子学说》在孔墨比较的视野下分析墨子如何围绕天志建立自身学说体系,以及墨子学说与“实行之关系”,进而塑造出墨子的“实行家”形象。可以说,此书在开启诸子义理阐释的近代化先河、促进诸子平等、构建以宗教哲学为核心概念的诸子叙事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新子學”的中國文化重構與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互鑒

“新子學”旨在對中國學術文化進行重構,其核心路徑是子學精神。子學精神的内核是人文、創造、多元,這與中國藝術史的發展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藝術精神相契合。從中國早期藝術史發展歷程看,子學精神與藝術史中的人文共鳴傳承,使得人文創造成爲那個時代的一種審美情懷,出現了藝術上人的主題的湧現,和造型設計上對人需求的回應,也奠定了早期中國藝術中審美的人本主義。同時“新子學”主張的多元創造也是中國藝術史發展的基石與源動力。雖然在幾千年文明傳承中子學精神因受經學思維遮蔽時隱時現,但在藝術史發展脉絡中它一直作爲一股很有生命力的力量傳承推動着整個藝術史的發展走向。“新子學”目前也呈現出多層次、多向度發展的趨勢,其中哲學化、政治探索、數字人文爲近年來的熱議點,相關動向值得注意與反思。

從“諸子哲學”到“新子學”的學術傳承與拓進——論胡適、魏際昌、方勇的“諸子學”一脉承續與發展

“諸子學”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根本與源頭。而且有史以來,諸子之“學”,作爲我們中華民族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研究與發展之學,又有着同諸子時代一樣繁榮的百家争鳴的成果和局面。胡適及其弟子魏際昌以及魏際昌弟子方勇等,可以説是非常獨特的一條支脉。這一支脉首先由胡適從其“整理國故”思想主導下的“諸子哲學”開啓,到其弟子魏際昌在中國當代語境系統下作了深入的諸子解讀和學理闡發,尤其是到21世紀,胡氏之第三代傳人魏際昌弟子方勇提出“新子學”,使得整個諸子學得到了里程碑式的升華。於此形成非常清晰的一條文脉,而且又呈現出三代賡升的發展走勢。

整理國故 再造文明:諸子學研究的四代傳承——章太炎、胡適、魏際昌、方勇

面對西學的衝擊,章太炎賦予“國故”一詞以近代意義,在與西學對話的同時,主張振興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其諸子學研究體現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轉型期的特色。胡適繼承了章太炎的“國故”一詞,主張“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其諸子學研究參與了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建設。魏際昌先生1師從胡適,其諸子學研究參與了中國學術的學科化歷程,又與馬克思主義相融合,爲以“中國化”的方式研究諸子學、整理國故開了先河。方勇先生提出“新子學”,將子學在國故、國學中的地位進行了充分提升,對國故、國學進行了重新判定,對於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復興功莫大焉。

探索前期中国的精神和观念——“新子学”刍议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新子学”与跨学科、多学科学术研究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新子学”与学术“新传统”建设

论文分别从诸子普遍性的"道"的观念、儒学之经学与子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庄子学的个案等不同角度重新探赜诸子学与现时代的内在关联。孙少华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主要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说中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可以为不同时代提供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指导。就诸子所提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而言,这应该是共通的,是历代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并建立"新经典"。刘思禾认为,子学是"国际"竞争与时代转型的产物,诸子学派的发展与诸侯的支撑密切相关,都涉及政治秩序和思想秩序的高度统一。可以把春秋战国直至隋唐称为早期中国,把唐宋之后称作晚期中国。前者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自身发展时期,其基本冲突主要集中在经子之间,经学和子学共享着基本的共识,其区别于晚期者在于以社会控制为思考面向,注重公共秩序。而中国晚期思想的根本在于本土与外来的对抗,所以宋儒的正统—异端意识特别强烈。随着中国意识的觉醒,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观念逐渐生长。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诸子学是有第四期发展空间的。孙以昭认为,"新子学"的"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新"。也就是说,要做到"三新一全":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数据全。它涉及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写出新的子学著作同样极为重要,我们既需要传统的校勘注疏大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史专家。

《五论“新子学”》笔谈

《汉书·译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诸子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所勾勒的子学图景影响了古人对子学的基本印象,在当代,它已然暴露了许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它,毕竟刻意忽视传统而希望另起炉灶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对于《汉志》这一重要的思想遗产,我们必须正视它、审视它、反思它,进而超越它。关于《汉志》的批判性思考自近代以来成果迭出,近年兴起的以“全面复兴诸子学”为目标的“新子学”研究在这方面又有许多实质推进,如近期方勇教授发表的《五论“新子学”》围绕《汉志》对子学原貌的掩盖、割裂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引发了学界讨论的声音。故本刊邀请该领域的部分专家就“新子学”与《汉志》的问题各抒高见,以飨读者。欧明俊教授《经学与子学关系论之我见:方勇先生〈五论“新子学”〉读后》一文宏观地把握了古今经、子之学的升降之势,倡导子学与经学在当今实现平等理性对话,认为应反思“尊经卑子”传统观念,同时又要警惕子学消解经学的倾向,警惕另一种“话语霸权”,其持论可谓审慎中和。张涅教授《“新子学”应翻过〈汉志〉这座山》认可《汉志》文献学地位,但反对以此作为价值判断及思想划分的绝对标准,认为“新子学”继承了胡适开创的子学研究传统,其对《汉志》的反思符合子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见解颇为通透深入。杨玲教授《〈汉书·艺文志〉的局限与子学研究的整体性视野》则在反思《汉志》的基础上,主张“经子一体”的观念,并列举实例说明了各家间思想的相通性,进一步伸张了“新子学”关于子学整体性的诉求,其论述理据充分,是“新子学”理念在研究上的宝贵实践。李华副教授《由“经尊子卑”到“经先子后”的回归及其文化意义》反思了《汉志》关于“经尊子卑”的价值设定,认为“新子学”中“经先子后”的提法是基于时间顺序,更为合理客观,同时又指出《汉志》仍是溯源诸子学原貌的必由途径,“新子学”研究绝不能放松对《汉志》的探讨,其关于“新子学”与《汉志》的思考颇为辩证,给人以新的启迪。陈志平教授《后〈汉书·艺文志〉时代的“新子学”》提出了“一代有一代子学观”的命题,认为《汉志》只是反映了汉人的子学观,“新子学”则代表了当代人对周、秦子学真相的探寻,而这种探索仍要坚持以书目文献为基础,这种观点立足于对历朝子学观及子部编订工作的细致梳理,让我们更真实地接近历史,继而更客观地认识当今“新子学”在子学发展脉络中的价值与地位。袁朗博士《〈汉书·艺文志〉对典籍的结构化过程》一文分析了《汉志》对诸子各家的思想归类、价值排序及源头追溯等操作之间的前后逻辑关联,反思了《汉志》对诸子典籍的结构化处理方式,并认为“新子学”应该在结构化方面进行新的探讨,此说颇有新意,以“结构化”来概括《汉志》关于诸子典籍的整理工作很准确、很传神,“结构化”也很可能成为“新子学”日后新的理论增长点。诸篇文章针对经子关系、家派划分、典籍整理、子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观点多样,立场鲜明,相信这将为“新子学”对《汉志》的反思开辟更多的空间。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四论、五论“新子学”的再探讨——兼论“《子藏》学”对于《汉》《隋》二志的超越

方勇先生在四论、五论“新子学”中,均提出变革《汉志》“尊经卑子”思想的主张。沿着方勇先生的思路向上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刘歆、班固等人所阐发的“尊经卑子”理念,其理论支撑是《汉志》《七略》所构建的“诸子出于王官”之学的思想脉络,其后《隋志》进一步将各派诸子与《周礼》中的职官一一对应,试图将诸子之学纳入“六经”体系。但若将诸子思想与《周礼》中各职官、职文仔细进行比对,则能发现《周礼》产生于各家诸子思想成熟之后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不存在诸子借鉴《周礼》思想而成己派之说的可能,这显示出《汉》《隋》两志在处理“诸子”源流问题上单一、粗简的缺点。在此种情况下,方勇先生所提倡的“《子藏》学”则较好地填补了《汉》《隋》两志在诸子学领域内的缺失之处,其对诸子的分类、评析与等而视之的研究理念,超越以往疏解诸子思想的常规路径,并俨然成为当今子学研究系统中的显学。

婺州学派子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婺州学派是学术史上极具特色的流派,其中理学与子学的关系长期为人们所忽略。婺州学派中子学思想主要有三个特点:以理阐子,以子证理;流而为文,融合汇通;理学为体,经世致用。同时,婺州学派的子学思想颇具现代价值,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博取和经世致用的实用两个方面,这与新时代金华精神中的“信义和美、拼搏实干、共建图强”的内涵是内在契合的。

《管子学刊》投稿须知

《管子学刊》是综合研究齐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性刊物,重点刊发以下方面的文章:管子研究、稷下学研究、先秦两汉诸子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文物与考古研究、“新子学”研究、先秦两汉史学研究、学术思想流派研究、兵学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学术考辨、学术综述、当代学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