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学官合作助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其对中国产学研融合发展的启示

日本自第四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启动以来,助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成为其产学官合作的核心目标。为全面系统把握日本“产学官”纵深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合作机制,从驱动因素、规划设计、落地实践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并以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计划中被评为优秀等级的“筑波创新生态系统”项目的建设实施为案例,具体分析其运作模式。分析结果表明,在创新驱动方面,科技创新作为产学官合作主体的利益联结点推动了政府、学术界、产业界持续深入地参与产学官合作活动;在制度举措方面,日本政府从构建“产学官”知识循环体系、提升产学官合作的规模与效能、加固并拓宽产学官合作桥梁、加速推进跨界主体的深度融合入手,对产学官合作政策进行了进阶优化。案例分析表明,立足区域优势规划设计、强化中介力量以推动跨界交互、促进协同运行以实现从知识生产到创新制造的循环迭代是日本产学官合作的实践特征。借鉴日本经验,未来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应在顶层设计上建立完善产学研融合发展机制、在驱动主体方面推动构建多元协同创新合作体、在动力核心方面充分发挥大学的知识生产作用、在运行保障方面注重引入中介协调力量。

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人才培养特征及实践路径

21世纪以来,日本在科学技术前沿领域一直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这是与日本重视创新发展战略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是分不开的。通过三螺旋理论视角解析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措施,其表现出“利益风险的一致性”和“资源流通性”的主要特征,并具有多元化的实践路径。

日本产学官合作制度的纵向解析:演进逻辑、内在特征与运行困境

产学研融合作为增强国家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战略途径,被各国、各地区视为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升科技创新效率以及带动科技人才培育的重要举措。日本自以制度化推进产学官合作以来,面对各发展阶段的国际竞争压力与自身发展阻碍,中央政府在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利益驱动下型塑着产学官合作制度的发展方向,并在多元主体的协作实施下推动产学官合作制度以渐进性变迁路径和强制性变迁模式持续演进。基于理性制度选择主义纵向解析日本产学官合作制度的演进逻辑发现,日本产学官合作制度始终遵循“知识增量—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制度理念,将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引导组织行为作为制度目标,并将提升关键主体的耦合程度视为制度重点。但同时,在制度设计层面存在相对忽视地方政府职能、在制度推进过程中中央政府过多干预以及在制度落实中多元主体跨界壁垒持续阻碍的问题。

日本护理机器人“产学官”协同创新实践模式——以PALRO护理机器人为例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护理人员匮乏的问题。为了应对“老龄化中国”,国家层面近年出台了相关政策,助推服务机器人在护理领域中的研发和应用。基于日本“产学官”协同创新理论,构建“产学官”协同创新模型,探讨日本富士软件生产的PALRO护理机器人的创新实践。研究结果显示:(1)在知识的创造方面:NEDO为智能模块的研发打造了一个开放式创新平台,通过“产学官”协同创新整合了分散在“产”“学”“官”各领域的相关创新资源。(2)在知识的共享和转移方面:NEDO首先选择具有基础性、通用性的智能模块作为共同研究对象;其次,确定和保障了各智能模块的功能及标准的制定;最后,致力于标准化智能模块的应用和推广。(3)在基于知识的创业方面:将PALRO机器人打造成科研、商用、家庭机器人三个系列以及新产品Palmi机器人的开发是富士软件在移动功能模块和交流功能模块技术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主要创业形式。以此为基础,可以从“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共享和转移”“基于知识的创业”三个维度,对中国护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日本型产学官合作创新研究——历史、模式、战略与制度的多元化视角

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到分工协作,再到三边共生与合作的复杂的演化过程。日本产学官合作创新有其独特的模式,不同于美、欧和中国,日本的产学官合作多年来围绕知识生产、知识转移、知识创业的视角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和探索,获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日本自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确定以来,围绕如何构建21世纪新型产学官合作创新的模式,分别制定了人才、知识产权、创新等战略和制度保障体系。日本型产学官合作创新的经验对于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以“产学官”合作为代表的日本现代学徒制研究

建立现代学徒制是职业教育主动服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战略选择,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重要举措。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自江户时期就存在一定规模和固定形式的学徒制教育,二战后,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日本学徒制发展成为以"产学官"合作为代表的现代学徒制教育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合作院校研究能力全面提升,学校办企业能力明显增强。日本现代学徒制的先进理念和实践探索,可以为当下我国推进现代学徒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从“产学研”到“产学官”

从"产学研"的概念、反映主体及其研究所涉及的实质内容着眼,剖析并指出了其理念与实践严重脱离的疏忽与纰漏。对所涉"产学研"的大量文献进行了挖掘和剖析,揭示了该名词在实践运用中所带来的一系列局限和滞障后,考虑到为进一步推助现实问题的动态解决,本文提出了一个坚定而鲜明的主张——大学-产业-政府三边合作与发展的三重螺旋创新模式,也即"产学官"的使命与应对。

论创新背景下我国产学官联盟与知识产权转移

在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产学官联盟在我国自主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当从创新的层面看待产学官联盟,构建起合理的产学官联盟知识产权转移创新平台。针对目前产学官联盟与知识产权转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应当从政府、大学、产业三个层面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策略。

日本首都圈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日本首都圈产学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政策,梳理出首都圈产学官协同创新生态建设的参与主体、建设机制,提出政府应从国家层面为京津冀协同创新制定一套长远发展规划,紧紧围绕要素、机制、环境三大方面,建立一个多要素联动、多主体协同的创新创业生态,并基于京津冀地区的优势和特色领域构建符合地方特色的协同创新生态环境。

中国近代学官传统的赓续及影响

学官是中国传统社会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废科举、兴学堂"运动促使社会结构与教育系统发生重要改变,教育行政职能也随之变化。晚清政府出现的视学、劝学员,民国时期的视学、辅导员,及老解放区的巡视员、辅导员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学官的传统:监督或研究、指导学务,并向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这一教育行政、研究指导职能"两栖化"的现象对理解当今督学、教研员的职能有所启示。

日本职业教育产学官合作模式转型升级途径与启示

日本产学官合作模式密切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联系,促进了企业的技术革新与转型升级,实现了企业、职业院校以及政府间的资源共享、成果转化、风险共担。日本产学官合作模式的成功运行,离不开政府的科学引导与推动、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以及职业院校的适应性改革。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应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学官政策与组织体系;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推动产学官合作机制的发展;回归职业教育本质,发挥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拓展产学官合作形式,广泛建立产学官研究中心。

元代学官选注巡检考

元朝至治元年(1321)以后,为了缓解学官升转的困难,元政府将儒士出身的学官选注为以捕盗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官,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多数学官为了摆脱升迁的泥潭,自愿弃文从武,一些人还在巡检任上取得了明显的政绩。学官做巡检的现象是元朝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反映了士人群体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努力,是中国职官史上一段颇有意思的插曲。

日本产学官合作机制分析及启示——以早稻田大学产学官合作为例

产学官合作是日本创新立国战略的重要措施。日本各大学积极加入产学官合作的行列,其中早稻田大学在产学官研究推进中心的组织协调下取得了显著成绩。推进中心内设的技术转移机构(TLO)和创业孵化推进室构成了三螺旋创新机制中的"双核处理器"。中国产学研合作近年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收效甚佳,但不可回避的是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日本产学官合作机制进行分析可以为中国产学研合作提供参考。

基于“产学官合作”的日本实践型高职教育模式

文章基于"产学官合作"对日本实践型高等职业教育推进路径的分析,提出应借鉴日本经验,在组织机构建设、制度环境整备等方面加强宏观调控,发挥政府服务职能;挖掘企业职业教育及科技创新等多方面主体作用,推进深度产教融合;高职院校在专业结构和课程内容、教学安排、科研建设、开放教育资源等方面回归高职教育本质,提高社会服务能力;通过探索多元合作模式,促进建立广域合作集群,以"产学官合作"促进我国实践型职业教育发展。

明代学官制度探析

所谓“学官”,即指各级学校的教育官员,或被称为“儒学教官”。明代的各级学官,既是学校中生徒的师范,负有“立教兴贤”的职责;又是政府官僚,享受其在封建等级制中应有的种种特权。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就明代的学官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述。第一,专门负责国子监生教育的国子监学官。文中考述了明代国子监及国子监学官的创设过程,国子监学官的品级、职掌,国子监各级学官的月支俸禄及月支俸银数,国子监学官的出身以及在仕途上的出路。第二,专门提督府、州、县各级地方学校的提学院道官员。考述了明代提学院道官员创设的时间、职掌,各省提学院道官员人数及挂衔的不一,提学院道官员与巡按御史、府州县提调官的关系,以及提学院道官员的出身乃至在晚明的败坏。第三,具体负责府、州、县各级学校教育的学官。考述了府州县学官的设立、职掌,府州县学官的选用及考课、出路,以及府州县学官的出身。本文所引用的《皇明太学志》、《辟雍纪事》、《苏州府学志》、《常熟县儒学志》等有关学官制度的专门典籍,属首次披露,对研究明代的学校及学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本服务机器人:“产学官”协同创新实践模式研究

服务机器人产业是日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直拥有着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以下一代日本服务机器人核心技术RT中间件(robot technology middleware)为例,通过构建"产学官"协同创新模型,考察日本发展下一代服务机器人在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及培养人才方面的创新实践。研究表明,日本下一代服务机器人的发展,在产品设计上选择模块化产品架构,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为RT中间件的研发打造开放性创新平台,整合"产""学""官"的相关知识,通过"产学官"协同创新模式研发出RT中间件,并通过采取RT中间件源代码开放和标准化策略,进而推进服务机器人核心技术在国内外市场应用,同时重视相关人才培育。鉴于中国机器人产业"高端产业低端化"现状,结合日本培育服务机器人产业的经验,对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出重构产业创新平台、加强人才培育等对策建议。

明朝提学官与各省乡试

正统元年明朝创办了督学制度,但也一直存在着将此新设的提学官视为"冗官"的人士。因此,弘治年间的提学官以及其周边人士试图创造出更合适的提学官像:彭韶期待作为"名辈"的提学官能够在万物一体的思想中进行督学活动,杨一清更重视提学官拥有司法官的一面,要求他们公正地行使权力。随着提学官自我认识的成熟,他们在地方官僚社会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并积极参与到各省的乡试活动中。从嘉靖初期以后,提学官与一部分外帘官同样得以代作乡试程文,并根据与自己思想倾向的异同选择乡试考官。

从学官角色看韩愈贬潮与区域文学影响

长期任职国子监的经历,促使韩愈学官社会角色形成,表现在其独特精深的教育思想、以教化为己任的师道观念、个性化的儒家文化宣扬策略、以及印记鲜明的文学创作等方面。从与常衮的比较可知,韩愈在潮州兴学崇教等各种活动,均有明显的自觉性,是学官角色内化的表征。学官角色通过贬潮对区域文学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以兴学为基础推进潮州和袁州的文学教育,二是以宣扬礼乐文化为媒介形成区域文学中心,三是以地域文化双向互动传播为介质扩大区域文学影响力。

北宋国子监画学学官考

徽宗朝创办的国子监画学,其学官设有博士、学正、学录、学谕、直学等。这些学官必须有制科、进士出身或是本学优秀学生,其选任可许国子监长贰、台谏官、外监司荐举;博士之职从京官中选任,学正、学录、学谕等则可由优秀的本学生员充任。可以考知的画学学官有博士宋子房、学正陈尧臣、学录王道亨、学谕张希颜,他们的出身符合国子监对学官的出身要求,其绘画风格更注重自然物态,重视写物之神和整体命意构思,其学识和艺术才能与画学的要求与目标相符,南宋院体画风的转变与他们的教授有一定的关系。

日本产学官合作的主导辨析

多年来,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日本政府是产学官合作的主导,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从历史上看,20世纪50-80年代日本企业是产学官合作的主导,但90年代后“官”的引导作用渐趋增强;从投入上看,激烈的市场竞争驱使日本企业成为产学官合作创新的主要力量,“官”的支援十分有限;从履责上看,“官”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为产学官合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援和税收补贴,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铺路搭桥,而非代替市场“越界”主导。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市场需求最灵敏的感应者,它决定着产学研合作的向度、深度和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