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论中的改笔现象及其学术史意义——兼谈文艺学的文献学问题

新时期我国文论中尚未引起充分关注的改笔现象,在改写理论日渐引发国际学界关注的今天值得专题探讨。较之于修辞改笔研究,文论改笔研究有基于其自身问题意识和思维逻辑的特殊性。可以从来源改笔、添补改笔、删减改笔、调序改笔、替换改笔、观点改笔与诉求改笔这七方面,对之展开具体的考察和分析。这一过程显示出文论改笔研究的三点学术史意义:使文论的建构性获得权力微观渗透的切片式证明;为文论的引用性注入超越本质主义的当代内涵;从差异与重复中合乎学理地逼迫出文论的独异性。文艺学由此既应顾及显性的静态面上文献,也应重视隐性的动态改笔文献,以求更好地深化和完善自身的文献学维度。

中国武举研究百年学术史梳理与展望

武举发源于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对中国武举研究百年学术史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认为,百年中国武举研究经历了再启重构、迟滞迁转、承起跚行、兴盛合回四个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研究力量群体薄弱,后继支持不力;研究方法简单移植,史料考证不实;研究视域聚焦国内,国际眼光不足;研究成果脱离时代,应用价值不大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在群体上需涵养队伍,潜心治学;在方法上需考辨史料,学科融合;在视域上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在成果上,需经世致用,服务时代。

《訄书·清儒》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二重奏

重订本《訄书》所收《清儒》篇,是现代清学史的开山之作,已有研究大都采取单纯的学术史视角,而没有进入章太炎的思想体系之中,因此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不但体现了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的敏锐洞察力,它更是一篇重要的思想文献。单讲学术史,此前研究也忽略了《清儒》中隐含的文学与经学、文士与经儒的对立叙事,如果由此视角进入,既可以观察到乾嘉以后学术的独立性和学者的专业化倾向,更会发现,章太炎借由强调这种对立,完成了对儒学与经学的裂分。由此章氏解构了政治性的旧儒学,而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新经学。而这一工作进一步的思想方向则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再造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章太炎是五四学人的先导。

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机理与构想

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彼此重构的学术史,其逻辑前提是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确认,这就要求在知识学科化的框架内开掘出学术史发展的内在生成机理。既然是学术史研究,就要遵循历史研究的方法,学术编年、学术思潮和断代学术史的整合都是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的方略。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具有批判性与建构性的双重特质,它既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进程。现代汉语写作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原点,对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革命史等大系统的区别与融通彰显了其本体价值。基于同源性的机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实践具有同一性,但也在学术现代化的过程中锻造了自己的主体性。

学术史视角下的客家民间文学研究

客家民间文学作品需由空间地域、时间线性、讲述者与讲述内容等四个要素来界定,客家民间文学研究的边界也由此而确定。客家民间文学研究伴随客家历史文化研究而来,总体而言起步晚,除客家歌谣取得重要成绩外,客家神话、故事传说、民俗言语等方面的研究很薄弱,成果较少。客家民间文学研究有其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其研究视角多样化,重视从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展开,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已形成补正史之不足、闽台比较研究、民俗实证研究等学术范式。

“十七年”现代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教学本位与学术史构建——以1957年朱彤先生所讲《现代文学讲稿》为视角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处在初创期,全国各大高校中文系所使用的现代文学教材主要为内部自编的油印、铅印教材(讲义)。师范类高校在现代文学的教材编纂中发挥着突出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以笔者所见1957年南京师范学院朱彤先生编纂的《现代文学讲稿》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朱彤先生的现代文学教学与教材编写实践,以及分析《现代文学讲稿》中的内容,指出“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的教材编纂与以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问题生产紧密联系“,教学本位”促进着现代文学教材的编纂与使用,由此进一步探讨现代文学教材编纂史中的学人研究与学术史构建问题。

论古典目录学与学术史的关系

古典目录学是用书目的形式反映学术发展源流的一门学问。古典书目是学术史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学术史的必读典籍。古典目录学对于学术史研究,有不可替代的功用。与学术史关系密切的四部古典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和《萃编续刊》的汇编整理出版,摸清了中国文献典籍的家底,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建立文献典籍数据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忘本源,面向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评《当代中国教育学术史:高等教育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余年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产出了丰富的知识成果,特别是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正式列入学科专业目录成为教育学下的二级学科,开启了高等教育研究新的篇章。从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等方面看,我国都堪称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国,而这汗牛充栋的研究呈现出怎样的发展特征,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与挑战,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开展学术史研究来寻求答案。

基于学案体文献的儒家学术史可视化分析与呈现

学案体是记述学术源流的主要体裁,学案体史书为研究历代学术思想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本文利用学案体文献的体例特征,对学术关系进行统计、分类和绘图,实现对儒学流派和师承、家学渊源和交游等关系的可视化呈现,描绘学术史的整体特征。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在宏观层面上,对学案体文献中的人物及关系数量予以统计描述以了解学术背景;在中观层面上,对学案传承、学术源流进行可视化;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先驱→同辈→后继”这一关系序列构建学术传承网络,以发现学案中的“学派”。本文展现了数字人文方法在跨时代儒家学术史研究中的应用潜力,用可视化的方式生动呈现了学案体文献之间的联系,为传统的人文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图7。表2。参考文献32。

钱穆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近人研究清代学术较早者，首推章太炎。章氏的《清儒》篇，可谓是近代总结清代学术史的开山之作。稍后的刘师培著《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诮青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清代学术作了富有价值的总结。继章、刘之后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最有成就者，当推梁启超，其晚年写就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久负盛名。

日本石山福治《考定中原音韵》的学术史地位及意义

石山福治《考定中原音韵》(1925年)是东亚范围内第一本研究《中原音韵》的语言学专著,是东亚《中原音韵》学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历史比较法、优选法及内部分析法的方法论意识,是一项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原音韵》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中,该书关于《中原音韵》入声、《中原音韵》与北京音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后来学者对《中原音韵》音系及其性质的大争论,形成了《中原音韵》研究的繁荣局面。此外,石山福治较早关注到王文璧增注本《中州音韵》、叶以震校注本《重订〈中原音韵〉》对考定《中原音韵》音系的价值,开启了东亚汉语音韵学界研究《中原音韵》一系韵书的先声,推动了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重新认识《考定中原音韵》的学术史价值,评估它在东亚范围内,乃至世界范围内《中原音韵》学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及意义,挖掘其中的方法论启示,有利于厘清东亚《中原音韵》学史的发展脉络。

应当重视“元学术史”的写作

现今讨论"重写学术史"是有意义的。但讨论不能局限于如何依据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以改写原有的学术史,而应该进一步讨论如何实现学术史写作上的形式革命。基于这一思考,应当重视"元学术史"写作问题。确立"元学术史"是规范各专门学术史的前提。我们已出版的各类学术史,之所以缺乏特色,大多雷同,就因为缺少特定的"元学术史"来引导和规范各专门学术史的撰著;"学术"的本质诉求决定了"学术史"之处理的对象是"知识"。"元学术史"研究对象是知识本身,而各专门学术史研究的是知识的特殊表现。"元学术史"与各专门学术史之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固然都可以说是研究思想,但它们各自研究思想的进路不同,"元学术史"研究的是思想化为知识,而各专门学术史研究的则是知识化的思想。知识化的思想是在思想化为知识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元学术史"对于各种专门学术史来说具有本体地位。

藏学学术史视域下百年藏文传记文学汉译述论

藏文传记文学因其文学和历史的双重特性与宝贵的文化价值,成为近百年汉藏文学翻译领域内一个重要的选材方向,备受译者青睐,产生众多翻译著作。文章试图在藏学学术史视域下梳理百年藏文传记文学汉译的发展脉络与主要译本,以此全面呈现该领域的翻译成就。同时,也探讨译著产生的社会语境、文本特征和各种翻译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旨在为汉藏翻译史提供一定参照。

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学术史研究——以欧美人类学著作为中心

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和殖民者对喜马拉雅的认知始于他们与我国西藏的接触,西方对喜马拉雅的研究也是从藏学研究开始的。喜马拉雅地区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欧美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其中欧洲的人类学研究更注重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而美国的人类学更关注变迁和推动变革。同时,它们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研究路径。随着喜马拉雅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土人类学者的学术贡献也变得日益重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中的四对关系范畴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当前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指向。本文试图用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对关系范畴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史:一是知行关系范畴,能概括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异质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二是源流关系范畴,能概括以“源头理论与流变理论之间的纵向传承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三是体用关系范畴,能概括以“后世各实践派理论之间的体同用异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四是一多关系范畴,能概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互竞互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这种分类梳理考察有利于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全貌与态势。

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学术史回顾问题探赜

客观、科学、完整、准确的学术史回顾,既是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一种必备要素和基本规范,也极大地有利于研究者发现“新问题”“新维度”以及全面掌握学术进展,从而更好地明确特定历史问题研究的学术方位、意义和价值。但在近些年的投稿论文中,学术史回顾的写作仍然存在很多难以尽述的弊端,不仅直接导致一大批学术论文无法正常发表和传播,而且给学术编辑工作带来很多无谓的负担和困惑。学术期刊及其编辑有必要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仔细清理和科学总结一些问题与不足,从“负面清单”的角度分析如何改进学术史回顾的理念和写法,借此努力重塑党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

文献、文化与知识:明代通俗类书学术史回顾

通俗类书是考察明代民间知识与文化消费的典型个案,新近研究多基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思路,着重考察知识的社会情境。文章爬梳20世纪中叶以来的通俗类书学术史,从新近研究对传统范式的质疑出发,搜检学界在民间文化、印刷文化视域下的探讨。研究表明:通俗类书研究从文献本体转向书籍文化与消费活动,其研究范围、视角则存在失衡现象。

“线上-线下”交互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分析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进步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交往方式,由此延伸出的线上与线下互动模式也越发复杂多样。对2001—2023年发表在中外核心期刊中有关“‘线上-线下’交互”的学术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从发表趋势与热点演进等方面呈现研究概况,结合重要文献揭示互联网技术发展给社交模式与商业模式带来的创新规律。研究显示,线上-线下交互正成为一种新常态,将持续涉及更多领域的交叉学科合作与创新融合。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与社会需求的持续演变,该领域研究正推动更多领域的合作与创新,线上-线下交互将为学术研究的未来发展注入崭新活力。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华夏传播研究前后看——从《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说起

《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对整个华夏传播研究进行了梳理,行文内容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指出了华夏传播研究“向后看”与“向前看”的研究取向。华夏传播要立足本土、面向全球,因此华夏传播研究的前后看问题理应在横向对比、纵向梳理的视角下展开。从中西文化比较视域出发,对华夏传播研究进行反思,华夏传播研究向后看与向前看的现实意义在于:从向后看中找华夏传播研究应遵循的学术传统,关注先秦文化,从联系中把握“做”,保持中国学术传统赓续,保持华夏传播研究特色;从向前看中望未来,将历史作为中介,用一种整体观、共同体观照见华夏传统、关注当下,进而从历史中把握华夏传播研究的未来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