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与文献学的发展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随着朴学思潮的勃然而兴,文献学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新的面貌,考证、辨伪等传统的研究方法重新受到学者的重视,书籍的典藏、刊刻逐渐兴盛起来,目录、版本等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转机。凡此种种,文献学各个领域自身的发展变化,既促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潮流的转换,也奠定了清代文献学发展鼎盛的基础。

开拓写本研究 引领学术潮流——“写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18年理事会”会议综述

2018年7月14至16日,西华师范大学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联合主办了“写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18年理事会”,共有12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近90篇,涉及写本学、敦煌学、碑铭学、中古史研究和图像艺术等诸多学科领域。

现代化理论与冷战政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一种新的学术潮流

2000年前后,作为"新冷战史"研究朝着更加深入方向发展的结果,探讨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与冷战政治关系的学术潮流兴起。相关学者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从国家安全和学术生产的关系入手,来探究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理论;从美国历史上意识形态和国家建设的关系入手,探讨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结合现代化理论"社会工程"的特点和冷战的全球化趋势,研究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第三世界政策工具的现代化理论。这一学术潮流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的特性,契合了外交史研究国际化和文化转向的趋势,拓展和深化了冷战史研究。

“新革命史”语境下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路径

近十余年来,“新革命史”成为一种学术潮流。新材料的挖掘(尤其是档案、书信、日记、回忆录等)、新“问题意识”的提出、新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引入以及新研究典范的初步确立,都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研究正在回归一种更能契合历史本相和历史事件自身逻辑的学术路径。正如王、况森所言,事件的逻辑不同于史家的倒放电影逻辑,“我们对百年来的历史知道得太熟了,所以我们已逐渐失去对所研究问题的新鲜感,需要‘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才能对这一段历史产生比较新的了解”③。

《文史哲》办刊的学术性与时代性成因的历史回顾

《文史哲》自1951年5月创刊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学术性与时代性的办刊宗旨是《文史哲》成功立刊、闻名于世的本源所在。“预”学术潮流的使命感是《文史哲》始终走在人文学术研究前沿,引领学术潮流的动力引擎;谨记“知出乎争”的办刊理念,是《文史哲》不断推出新的学术论点和社会热点问题的活力源泉;恪守专家办刊的传统则是《文史哲》永葆学术性和时代性的生命之源。

旧资料的发掘与新学术的发动——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史料研究述要

文献史料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学术潮流。以2004—2007年集中刊发的专题文章为主要考察对象,可将近几年现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的研讨成果大致归整为4类:文献史料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文献整理的原则与方法;搜集整理与文学史的再审视;史料学建构与现代文学学科走向。

王国维学术思想与日本中介资源问题

本文认为在近代中国学术西化潮流中日本学术充当了“桥梁”作用，文章分析了中国近代何以要通过日本去了解西方学术，西方学术何以会通过日本成为中国本世纪初的思想资源等问题，对于认清中国近代学术的真实面貌与地位不无裨益。

我国广告学理论的创新萌动与现实困扰——发展广告学理论研究综述

发展广告学从2010年概念提出到2015年理论形态初步形成，只有短短5年时间。尽管它还不是一种理论范式，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和逻辑性还有待完善，但其表现出来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赞许。正如北京大学陈刚教授在提出该概念时指出的，中国的广告研究需要有较强的方法意识，在运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各种方法基础上，对这些方法进行反思，最终确立一套能有效地阐释中国广告业特有问题且符合当代学术潮流的方法体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广告学研究学术创新，迎来中国广告研究的大发展。

《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序言

所谓现代民俗学，是对“20世纪民俗学……迄今为止的民俗学”赋予至今未曾出现过的新的学术认识，进而超越“20世纪民俗学”，以面向新民俗学的变革为目标的学术潮流。

抒情传统论述的“之”与“止”

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抒情传统的沿寻，自陈世骧、高友工以降，在海外及港台地区华人学者中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学术潮流，近年王德威甚至把抒情传统论述延伸至中国现代文艺的领域。然而，号称“中国大陆以外地区最重要的中国文学解释体系”（陈国球语）的抒情传统沦述尽管也在中国内地学界引起了不少关注，却并没有真正为后者所接纳和吸收。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仍在于抒情传统论述自身究竟属于事实判断还是过度阐释，依旧是一个辩驳不清的问题。

《西游记》文化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西游记》是古典小说巨著,也是一部传统文化宝典,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西游记》文化研究热,而后构成了一股浩大、持久的学术潮流。本文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学术背景下,从神话原型批评、童话学批评、审美研究和宗教文化研究等方面作必要的总结与反思,并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出建设性意见。

浅议高校学报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作用

高校学报作为反映高等院校教学科研的窗口,积极地引领着学术潮流,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建设,成功地培育了科研创新团队,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科学研究人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法学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问题与理解

首先,我代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热烈祝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法学院二十周年院庆!看了相关介绍材料,也听了龙卫球院长对学院整体发展情况所作的介绍,确实是跨越式的发展,给我们这些历史更悠久的学院提出了“警告”,如果我们再不往前走就可能被淘汰。我觉得,在追踪学术热点、引领学术潮流方面,北航也给我们提供了典范。这样的成就,确实说明了龙院长的能力,也说明了北航老师们的努力,可喜可贺。

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

陈寅恪不仅提出了＂敦煌学＂的学术概念,而且在敦煌学的草创时期,熟练运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研究了许多新问题,包括对隋唐政治史、佛教史、文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发前人未发之覆,成为其时学术潮流的引领者。陈寅恪引用时人所说敦煌是我国学术之伤心史,并非限于指外国人掠夺石室宝藏,更在于强调我国学术研究之落伍。陈寅恪的敦煌学研究方法与成就,对于当今敦煌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饶宗颐一家之学与文史百科之学

饶宗颐学艺兼修,是当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自志学之年起,一直到年登期颐,饶宗颐仍笔耕不辍,其学与艺的成就,方今天下,罕有其匹。为便于理解,拟从学术与艺术两个方面,结合王国维有关新学问、新发见的论断,着重探讨两个问题:一、饶宗颐一家之学与文史百科之学;二、新学问、新发见,时代学术潮流之得预流果者。通过这两个问题探讨饶宗颐的学艺成就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其学与艺的创造又何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

智慧服务群俦:期刊主编笔谈

在本篇笔谈中,特别邀请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期刊领域的资深期刊人,畅谈他们在本领域期刊从业的体会和感想,以及从期刊角度对学科发展的观察。智慧服务群俦,引领学术潮流,是学术期刊和期刊人与生俱来的情怀和追求。

史学的宗旨:把历史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

本文的主旨是阐述史学究竟何以应该并怎样才能实现把历史变成大众的精神财富。文章从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没有传人的事实出发，着重反省了我国史学现状中的问题，剖析了史学在向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种种挫折的深层原因。除去客观上的左倾之祸和教条主义泛滥之外，历史学家自身也有两方面值得正视的问题：割断了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割断了史学与大众之间的联系。最后，文章以较大篇幅提出了克服缺陷的方法和途径，认为最关紧要的是史学家要重视理论思维，摒弃“精英”史学；重视研究我们民族的主体农民的历史。

历史的潜势力——读《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五四”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张太原著《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下文简称“张著”)试图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五四新文化旗帜下,寻找历史的脉络。从“五四”后中国的政治变动中,发现思想的动因,尽管这是一个很多人做过的工作,张著的努力仍然有其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近代中国的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学术潮流高低起伏、莫衷一是,常常只是文人墨客的纸上游戏,有时我们需要的是简单的道理。尽管前头有草蛇灰线,后面有余绪万里,但新文化运动决绝投入与拥抱世界的决心和姿态,非此前任何人和势力所可比。

从社会治理到国家治理:主流媒体的角色功能变化

现代治理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对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需要催生了“治理”研究的学术潮流①,随后治理理论被引介入中国,经过不断的反思、争论和探索,逐渐替代了“管制”“管理”,成为国家治理的新理念、新范式、新实践.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政策层面对国家治理进行了完备的制度安排,同时,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国家治理的有效推进,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过程--既要呼应治理顶层设计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落实治理制度现实,共建共治共享,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治理的精细化转向,网络社会带来的数据技术普及、赋权,重构了国家治理的主体间关系,如何实现有效“连接”,作为“中介”的媒体扮演角色发挥功能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前置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