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匹配(PSM)等方法实证分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支持条件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相对较低,平均只有14.1%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而低学历育龄人群有18.4%愿意生育三孩。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与已育二孩的性别结构有关。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儿一女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分别为12.3%、16.0%和13.9%。家庭收入水平对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收入对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边际影响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大,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以下和36万元以上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较小。相对于没有托育服务的高学历育龄人群而言,政府而非市场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显著增强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政策启示在于:一是提高中国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不能把过高的期望寄托在高学历育龄人群,尤其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二是提高已育两个孩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重点关注已育两个女儿且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是降低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进一步完善高学历育龄人群的生育休假政策和生育三孩家庭的收入补贴政策,优化高学历人群的延迟退休政策,消除高学历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仍然是激励高学历人群生育三孩的重要举措;四是政府主动承担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为育龄人群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三孩生育激励效应。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三孩政策实施前后山东某县出生人数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研究

目的描述2019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山东某县出生人数和孩次构成情况,分析三孩政策对出生人数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的影响。方法依托2019年7月至2023年6月山东某县分娩登记常规统计资料,获取新生儿出生日期、母亲产次等数据,将母亲产次作为新生儿孩次的近似指标。依据三孩政策出台时间并参考既往研究将2019年7月至2022年2月定义为基线期,2022年3月至2023年6月定义为三孩政策效应期,采用中断时间序列模型研究三孩政策对月度出生人数和月度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的影响。结果2019年7月至2023年6月研究地区出生人数为26642人;基线期出生人数为18007人,月均出生人数为562.72人;三孩政策效应期出生人数为8635人,月均出生人数为539.69人。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显示,研究地区总的出生人数在基线期内月均减少4.56人(P=0.094);三孩政策生效之初出生人数瞬时减少91.19人(P=0.075),随后政策效应期内月均增加8.78人(P=0.075)。但上述变化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期间共出生一孩11956人,二孩11733人,三孩及以上2128人;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为8.24%,其中基线期为7.77%,三孩政策效应期为9.18%。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显示,基线期内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月均增加0.05个百分点(P=0.048);三孩政策生效之初瞬时减少0.64个百分点(P=0.417),随后政策效应期内月均增加0.14个百分点(P=0.200),三孩政策生效后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瞬时水平及随后趋势变化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三孩政策实施后研究地区总的出生人数未见明显变化,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也未见显著增加,提示三孩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对研究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无显著影响。

“三孩”政策背景下婴幼儿家庭养育压力的影响因素探究

为了解“三孩”政策背景下0~6岁婴幼儿家庭养育压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基本信息问卷、简式养育压力量表(PSI-SF)对我国东、中、西部六省3982个婴幼儿家庭所面临的养育压力展开调查,并从个体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区域因素三个方面分析0~6岁婴幼儿家庭养育压力产生的原因。结果显示,在0~6岁婴幼儿家庭中,近五成家庭养育压力超出正常范围,且从养育压力的各个维度来看,育儿愁苦得分高于困难儿童得分高于亲子互动失调得分;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城乡地区对0~6岁婴幼儿家庭的养育压力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建议关注父亲的养育压力,政府社区家庭合作共育;明确家庭压力来源,缓解家庭养育压力;加大政府投入,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完善社会服务支持,提高家庭养育知识与技能。

育龄夫妻三孩生育意愿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福建龙岩的实地调查

为积极落实三孩生育政策,主动适应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转型发展的新要求,调研组基于龙岩市育龄夫妻三孩生育意愿的调查问卷数据及实地调研,得出结论: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经济成本、制度保障和生育观念三个方面。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切实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助力生育友好城市建设,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政策支持,着力提升系统保障功能,多管齐下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营造良好的生育氛围。

“二孩家庭”的父母协同教养及其影响因素

在“二孩家庭”中,父母协同教养因儿童出生顺序产生差异,长子女的父母协同教养质量在次子女出生后先下降后回升,次子女与长子女的父母协同教养存在高相关,证实协同教养指向特定儿童,且家庭子系统间存在相互影响。在父母协同教养的影响因素方面,难养型儿童是父母协同教养的风险因素,父母性别角色信念、婚姻质量均与“二孩家庭”的父母协同教养有关。今后可基于“二孩家庭”父母协同教养的影响因素模型,关注我国生育政策所造成的生育间隔过大在父母协同教养中的作用,从进化心理学视角考虑“二孩家庭”的父亲协同教养,考察亲子依恋、同胞关系、社会支持等其他关系系统对父母协同教养的影响。

上海市育龄青年三孩生育意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基于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的调查数据,运用卡方检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影响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普遍偏低;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受到性别、年龄、户籍、学历、婚姻状况、现有孩子数量、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上海购房情况等因素影响,并体现不同层次生育意愿特征;生育支撑体系、家庭与生育观、个人职业发展、城市人口流动是影响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四大因子,其中家庭与生育观是最大的影响因子。较低的三孩生育意愿不利于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投入和优化配置。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的生意意愿,要实现政策导向与生育自主回归相结合,全面提升与有的放矢相结合,提倡科学生育观,完善生育支持体系。

三孩政策下父母合作育儿研究

三孩政策和性别观念变迁背景下,“父母合作育儿”模式有利于缓解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问题。实现父母合作育儿有四个成功的经验:母亲要引导父亲参与育儿,双方要积极沟通,达成共识,采取明确而有弹性的分工;工作单位支持、祖辈支持、托幼服务和社区支持是三个有利于实现父母合作育儿的条件;父母合作育儿在孩子多元发展、夫妻关系发展、父辈-祖辈关系和谐、父母自我成长中起到促进作用;要从社会共育理念、育儿支持政策、公共空间构建、弹性工作安排、育儿人才队伍建设上采取措施,推动育儿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缓解父母合作育儿压力,促进该育儿类型的发展,增加个体响应三孩政策的可能性。

“三孩”政策背景下我国乡村生育政策的创新与完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受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惯性、生育观念转变和大范围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国乡村人口呈现出总量快速下降、人口结构恶化、总和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失调等问题。2021年“三孩”政策推出,提出应对我国生育政策进行综合性设计,以顺应我国乡村人口发展的需求。我国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对于化解乡村生育问题还存在较多不足,需要秉持科学化和统筹城乡理念,抛弃历史包袱和政策惯性,遵循推进政策普惠化和系统化的思路进行政策调整,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2024—2035年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及其对资源需求的预测——基于“三孩”政策的研究

在“三孩”政策全面实施背景下,本文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使用CPPS2020软件分高、低两种总和生育率方案预测2024—2035年学前教育出生人口、学龄人口和在园幼儿数,进而测算各年份幼儿园机构、专任教师和财政投入需求。结果发现:2035年我国出生人口在高、低方案下较2024年提升99万人、减少6万人;学龄人口和在园幼儿总量整体减少,向城市集聚,到2035年在园幼儿规模为2498—2752万人,其中71%—72%就读于城镇幼儿园。从教育资源现有供给水平来看,城乡学前机构与城镇专任教师可以满足未来需求,乡村专任教师和教育经费存在大量短缺。基于此,需统筹城乡幼儿园的配置;促进城乡教师资源流动;建立各级财政分项目按比例承担学前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加大学前的教育财政投入;财政投入更多用于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逆反哺”与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隐匿于这一特征下的新生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老化矛盾和弊端日益显现。在人口出生率走低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严峻形势下,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是扩大新生人口规模和化解人口结构老化矛盾的关键。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抚育-赡养”模式逐渐被打破,更多以“逆反哺”形式呈现。基于“三孩”政策研究父母“逆反哺”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与经济支持形式的“逆反哺”相比,帮助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形式的“逆反哺”易于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等也会影响主观生育意愿。因此,需要从家庭、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采取具体措施,以应对婴幼儿照料难题并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双减”政策下城市多孩家庭劳动教育SWOT分析和实践研究

“双减”政策的实施,赋予城市家庭劳动教育更多的优势和机遇,但也让城市多孩家庭劳动教育面临着现实困境。当前,城市多孩家庭的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做好家庭劳动教育的引导者和实施者;打造孩子之间的劳动共同体,实现孩子之间劳动教育的传帮带;挖掘家庭劳动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将家庭劳动教育融入孩子的日常,为孩子的成长成才赋能,以达成劳动实践育人的目标。

农村二孩家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分配理论,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农村二孩家庭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比有妹妹,有弟弟的长姐身高Z评分将降低0.254个单位,表现出发育迟缓和消瘦的概率比正常组将分别提高5%和2%,但与肥胖不存在显著关联。性别平等感知在男孩偏好与长姐体质健康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父母感知到的社会性别平等越弱,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不利影响越强。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长姐处于学龄期、二孩处于学龄前和父亲出生队列较早时,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将产生更不利的影响。未来应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在保证儿童福利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发展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政策,全面构建普惠型儿童福利支持体系。

“三孩”政策下女性的职业困境及对策研究

为积极应对日益加剧的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短缺以及生育率低等问题,我国于2021年5月31日起正式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此次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是针对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对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保障女性生育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相关研究显示,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仍遭受的显性(或隐性)歧视,女性担心生育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或职业中断影响职位升迁。因此,三孩政策的实施,可能加剧女性就业的歧视问题,进而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缓解新的生育政策给女性就业带来的消极影响,保障女性生育和劳动权益,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已成为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三孩政策背景下多子女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建构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我国在2021年宣布实施三孩政策,以应对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压力。这一政策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然而多子女家庭仍然面临着较大的经济负担和养育压力。在生育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构建较为全面、高效的多子女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显得尤为迫切。本文针对多子女家庭面临的诸多困境进行分析,提出构建多子女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的可行性建议,通过政府、家庭、社区、用人单位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保障多子女家庭的权益,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促进我国生育意愿的整体提升。

三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制度的重构——基于普惠性视角

一、引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7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降,到2023年,出生人口仅达902万人,较2022年减少5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全国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总和生育率仅为1.0左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倒数第二,低生育率问题日益严峻,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刻不容缓。面对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2021年,国家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生育政策(简称三孩政策),并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三孩政策下家庭教育期望及其生育效应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观念转变,家庭生育决策进入日益理性化和成本约束的阶段。父母较高的教育期望和激烈的教育竞争影响着家庭生育意愿和行为。通过构建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教育期望、培育策略与生育效应的分析框架,并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考察了教育期望对家庭生育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期望显著提升了生育一孩的概率,但降低了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较高的教育期望引致家庭采取“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决策。异质性分析发现,教育期望对不同阶层生育数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形成分化效应。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中低收入阶层家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意愿及行为;但在高收入阶层,较高的教育期望并未对家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意愿及行为产生挤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教育期望形成替代效应,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越低,教育期望对二孩生育的挤压效应越大。机制分析发现,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男孩偏好,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越重视孩子的质量而非性别和数量,带来少子化的生育决策。家庭教育期望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和不同群体的趋同性,必须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和缓解家庭养育焦虑。通过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提高城乡教育均等化水平,提供多元化的市场养育服务,改善家庭的生育预期,进而提高家庭生育率。

“三孩”政策背景下社区支持与家庭育儿压力的关系探究

为探究社区支持对家庭育儿压力的影响,以502名幼儿家长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社区支持量表与家庭育儿压力量表调查社区支持水平和家庭育儿压力水平,以探析社区支持与家庭育儿压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育儿压力呈中等水平,且在育儿数量、父母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社区支持缺位,且在育儿数量、父亲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社区支持与家庭育儿压力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社区支持水平越高,家庭育儿压力越低。社区支持中的精神支持维度可以负向预测家长育儿压力。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转变家庭养育观念,充分认识社区支持家庭育儿的重要性;兼顾社区支持育儿的针对性和全面性;构建长效的社区支持育儿管理体制。

失业风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

曾被视为生育主力军的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近年来持续走低,因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育行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失业风险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失业风险会降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失业风险对女性和青年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失业风险通过感知不确定性效应、预期收入效应和人口回流效应降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失业风险还会显著推迟流动人口生育二孩时间。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就业不确定性与个体生育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对促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孩政策下齐齐哈尔地区育龄群体生育意愿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问卷调查齐齐哈尔地区育龄群体三孩生育意愿并分析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制订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通过问卷星发放电子问卷对齐齐哈尔地区230名育龄群体进行调查并分析。结果230份问卷中有生育意愿人数占17.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齐齐哈尔地区有生育三孩意愿的育龄群体和无生育三孩意愿的育龄群体中,目前生活压力、生育对母亲就业的影响、当地托育服务、义务教育阶段基础教育设施、妇幼医疗服务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目前生活压力(β=-2.059,OR=0.128,95%CI:0.040~0.407),对当地托育服务(β=2.864,OR=17.534,95%CI:2.042~150.538)、义务教育阶段基础教育设施的满意度(不满意β=2.787,OR=16.237,95%CI:1.327~198.651,一般β=2.947,OR=19.058,95%CI:1.214~299.119,满意β=3.292,OR=26.89,95%CI:2.219~325.882,非常满意β=2.952,OR=19.149,95%CI:1.473~255.124)是齐齐哈尔地区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结论三孩政策下齐齐哈尔地区有育龄群体生育意愿较低,影响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因素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