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性的存在主义哲学辩护

安乐死根据执行方式可分为消极安乐死和积极安乐死,根据病人同意方式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精髓可概括为“存在的超越性和选择的价值性、死亡的自由性和生命的创造性”。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来审视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消极安乐死基于存在的超越性,让生命有尊严、自然地离开;积极安乐死基于选择的价值性,让生命走向本真的存在;自愿安乐死尊重死亡的自由性,让生命死得其时、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非自愿安乐死从反面论证了生命的创造性,让生命成就社会幸福、实现完美的谐和。

不给予或撤除生命维持干预与安乐死、消极安乐死的概念辨析

不给予或撤除生命维持干预是临床实践中常见且棘手的伦理学问题。该问题的讨论应建立在清晰的概念之上,但不给予或撤除生命维持干预常与安乐死、消极安乐死和尊严死等概念混淆,引发误解。重新定义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具有理论和现实的紧迫性。基于汤姆•比彻姆和阿诺德•戴维森提出的安乐死定义,提出消极安乐死的定义。基于该定义,认为不给予或撤除生命维持干预与消极安乐死为交叉关系。鉴于安乐死概念的争议及其富含的感情色彩,强调讨论生命维持干预的使用时应区分事实与价值,并建议慎用或弃用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

安乐死的有限出罪研究

消极安乐死在实务中有被界定为故意杀人罪的风险,对此,可参考德国判例,引入自我决定权作为消极安乐死的权利基础,并借助被害人承诺进行出罪。原则上,实施积极安乐死的行为不阻却违法性,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在量刑时可借助期待可能性理论,根据具体案情进行有限宽宥。在特定情形下,可通过规范适用但书条款,对积极安乐死做出无罪宣告的决定。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安乐死,是一涉及生命终结的重大议题,长久以来一直在法律、伦理、道德和医学等领域内引发广泛争议。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重新审视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本文旨在探讨安 乐死合宪性的相关议题,分析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提出对我国安乐死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首先 本文从安乐死的相关概念出发,考察域外立法以及我国对于安乐死的现状,从生命权、国家保护义务以及人格权这三个 角度论证安乐死的合宪性并指出安乐死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

“安乐死”的扩面之势

“一方面是选择安乐死的人数上升,另一方面是政府和立法领域承受着放宽范围的压力。”近期,一篇《我妻之死》的高阅读量文章引发海内外网友从不同层面的关注与讨论。作者在这篇长文中,详细记录了妻子在加拿大从身体感到不适、寻医问诊、确诊治疗再到被建议安乐死离世不到两个月的过程。在医生得到患者本人清晰表达“放弃所有治疗,转而接受临终关怀”的决定后,“不到几分钟。”

略论安乐死的若干法律问题

本文探讨了安乐死的以下法律问题:一、安乐死的法律定义,应当具有四个特有属性:二、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应当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三、安乐死的权利,包括两个方面,应当属于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四、安乐死的法律性质,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与故意杀人有着本质区别。并在上述探讨的基础上研究和分析了被动安乐死、植物人,非自愿安乐死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实验动物非麻醉安乐死技术的伦理学探讨

对实验动物实施仁慈终点,是动物实验伦理的基本要求,除了被广为接受的麻醉法安乐死,非麻醉手段的使用也极为普遍。本文以动物实验伦理的“3R”原则和实验动物福利的“五项自由”为准则,系统探讨了断颈、颈椎脱臼两大非麻醉安乐死方法的伦理正当性,分析了空气栓塞法、液氮冰冻法、放血法、窒息法等作为安乐死方法存在的伦理问题及改进对策,并探讨了多种安乐死方法综合应用的可行性,为处于使用非麻醉安乐死方法伦理困境中的实验者提供借鉴和思路。

临终关怀与安乐死浅探

临终关怀(Hospice Care)作为一项新兴的医疗事业。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高度文明的标志,当前,越来越多的人能认识和接受临终关怀,而对安乐死所持态度却大相径庭,有的人则认为临终关怀就是安乐死,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既有联系,又有一定差异,需正确认识,加以区别。1 临终关怀之概念 欲解释临终关怀,首先应了解“临终”这个概念:凡由于疾病或事故而造成人体主要器官的生理功能趋于衰竭,生命活动走向终结的状态即为临终。

关于安乐死的理性思考

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涉及问题较多,一直备受人们的普遍争议。本文基于目前的争议,主张安乐死的合理性,但同时也认为:鉴于我国当前的条件,安乐死应该缓行。

德日安乐死合法性问题的判例评析及其启示

德日司法机关对于消极安乐死整体上是持容许态度,认定其合法化的核心根据在于是否符合患者的主观真实意愿。其中,德国司法判例的传统观点是通过区分“作为”与“不作为”来判断能否构成法律所容许的消极安乐死,但当前正朝着直接通过患者的真实同意或是推定同意来阻却安乐死违法性这一趋势发展;日本则是综合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与医师的治疗义务界限来加以认定。上述司法实践启示我国可以藉由患者的真实同意或是推定同意作为消极安乐死的正当化根据,并以临终状态的认定与患者意愿的获得作为判断消极安乐死能否成立的重要准则。

安乐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安乐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仇进忠近年来，无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中国，有关安乐死的话题越来越热。所谓安乐死就是无痛苦地死亡，是指对治疗无望的绝症患者放弃治疗或实施技术方法，使其迅速安然死去。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人们没有权利选择生，但有权选择死亡吗？安乐死是...

安乐死探究

安乐死在刑法理论上应属于超法规的排除犯罪性行为，是合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我国目前国情不适合实施安乐死。我国应尽快扫清实施安乐死的各种障碍，为安乐死的早日合法化创造条件。在有关法律尚未明文规定安乐死的条件下，“两高”应对此做出解释。

安乐死的出罪根据——阶层体系下的违法阻却事由

在老龄化加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人权意识发展等社会背景下,公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态度与现行法律、通说学术观点间存在明显冲突。安乐死出罪是未来构造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必须面对之课题。在大陆法系国家如荷兰、德国、日本等,均采违法阻却事由作为安乐死出罪依据。我国过往司法实践存在以责任阻却事由和但书为出罪依据,却未有过以违法阻却事由作为出罪方式的判例。我国犯罪论主流体系采纳阶层体系,以违法阻却事由对安乐死进行出罪可更好维持刑法稳定性且更契合当前国民朴素的价值情感;在违法性的具体排除要件上,对间接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应以被害人承诺为出罪方式,积极安乐死则应采以被害人承诺为原则、以紧急避险理论为范围限缩的阶段式出罪方式。

安乐死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安乐死若干法律问题思考梁剑兵安乐死不仅是一个医学和伦理学问题，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目前在这个重大课题上的种种争论，以及理性与情感、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历史传统与现代精神、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意向与行动、人造与非人道、作为与不作为等等...

软家长主义视野下实施安乐死的刑法构建

实施安乐死的罪与罚,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生命法益的自我决定主义与法律家长主义的争论长久不休。我国司法实践中,支持法律家长主义有罪论,对实施安乐死采用必罚主义。但实施安乐死从教义学上入罪存在构成要件的否定、共犯责任的排除、被害人同意体系缺失生命法益这三大障碍,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平衡法律家长主义与自我决定主义,软家长主义的发展给争议的解决带来了契机,能够在保障生命法益的同时赋予生命法益有限的支配权。刑法对此的回应便是明确嘱托杀人或帮助自杀的独立罪状与罪名,并辅以实施安乐死的正当出罪事由,实现对实施安乐死有限入罪,扭转实施安乐死案件有罪类推的局面。

安乐死的道德价值及其监控机制

安乐死是人类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在生命伦理学中,一直是个争议较为激烈的问题。所谓安乐死通常是指对那些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痛苦不堪、且不可逆转的病人,用药物或其它方式,使其安适、无痛苦地死去的一种临终处置。安乐死的问题相当复杂,它不仅涉及到医学问题,而且还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科学发展程度等问题,牵涉到病人、医生、家庭、社会等多种利益关系。

自杀权、安乐死与医助自杀的伦理辩护

自杀权、安乐死与医助自杀的内在逻辑联系在于,自杀权是权利基础,安乐死、医助自杀是权利落实途径。三者涉及的伦理之争相互联系而又有区别,阻碍了实践中上述权利的正当化与落实。本文从自杀权的辩护开始,以自杀权的合理性为基础,进一步为安乐死或医助自杀的合理性做辩护。安乐死或医助自杀是建立在自杀权的基础上的,而自杀权是建立在人对自己生命的所有权和处置的自主性上的,这也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生命的尊严所在。安乐死或医助自杀的意义为那些确实需要实现自杀权利者开辟了一条兼顾自杀权与尊严死的道路。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简便、自主、无痛苦、有尊严地放弃生命,不再需要为此承受常规自杀手段的痛苦,也不再需要为此承担遭到欺骗和“无尊严死”的风险。自杀权、安乐死与医助自杀的伦理辩护有助于为三者提供法理基础,把控实践中的发展方向并为规避各种问题提供指引。

动物安乐死几种方法的比较研究

动物安乐死的方法分为两大类,化学性方法与物理性方法,其中化学方法又分为吸入性药剂方法和非吸入性药剂方法。安乐死时最好先抑制动物的中枢神经而使其失去知觉,解除疼痛感。因此,首选为食用过量的化学性麻醉药剂。动物一旦被施予深度麻醉,之后使用的安乐死方法选择性较多,也较人道。如因科学研究所需无法使用麻醉剂,则使用物理性安乐死方法。

托马斯·莫尔论自杀与安乐死

在西方法律史上,对于自杀谴责最为严厉的莫过于基督教神学及其教会法体系,而作为圣徒的托马斯·莫尔是第一个支持安乐死的基督徒。在《乌托邦》一书中,莫尔认为合法的安乐死须满足几个条件:第一,病人的病症无法治愈而且病人处于漫长的痛苦之中;第二,病人须得自愿;第三,经由教士及议事会的劝告或同意。而对于未经教士及议事会同意的自杀行为,莫尔仍然站在与当时的处罚尸体的风俗相一致的谴责立场上。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比较,两者都赞同无法治愈的病人死去,但莫尔的乌托邦社会更注重病人的自主意志,同时不因其生命给社会增加负担而降低治疗和护理的水准。总结说,莫尔反对一般意义上的自杀,但通过有条件的“安乐死”的方式打开了一道口子,主要体现出对人的意志、生命和健康的维护与对人的苦痛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