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固化与类别偏移:宋元白话小说的文本变迁及其影响

依托于标志性的宋元讲史家话本以及小说家话本的分回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说话伎艺现场分回的基本状貌,也能以此为基础对于现存文本中的“每一回”做出更为清晰的观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宋元的小说家话本都是短篇的作品,可这只是它们被文本固化后的形态,在说话伎艺的表演场上,由于要分回演述,这些作品都应有更长的篇幅。这些作品都分属小说家下的八个类别,但由于表演的故事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在篇幅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类别归属在文本中也会发生偏移。我们既不能以现存文本的状况质疑宋元时期这些小说所属的类别,同时也应正视文本固化后这种类别偏移的现实,而这其实也是世情小说得以最终出现的重要因缘和契机。

冯梦龙“三言”对宋元话本的文人化改造

冯梦龙“三言”对于宋元旧话的改订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题目的改订与增删,标志着文人对于通俗小说认知的突破;二是提升通俗小说的地位,意味着文人改造意识的觉醒;三是强调文学的通俗性,昭示着艺术与思想结合的新高度。在编创中,他注重题目的编排,强调人物与事件的内在联系,并利用小说题目来凸显人物性格特点。通过对宋元话本的改造,成功塑造了诸多典型形象,但这些人物塑造与故事价值却形成背离,表现为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复杂的作品,人物塑造稍显逊色;与情节小说相反,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简单,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更加立体、饱满。同时冯梦龙通过对原作的增补,注入改编或重构原作的主题与焦点,有意识地施以“情教”,利用小说的形式来灌输和推广正统的道德规范,实现了题材的拓展与主题的强化。

博观约取,比较鉴别——论赵景深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

赵景深认为南宋“说话四家”为小说、说经(附说参请)、讲史、说诨话;他重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主张结合文本中的文化、制度、风俗等来判断宋元话本小说的成书时间;他论述了元刊平话与明清章回小说的关系,注意到了作品的分回标志。赵景深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比较中发现问题,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线索。赵景深的学术研究受到鲁迅、郑振铎等学者的影响,他自己也热情帮助朋友、精心培养学生。

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宋元“漆盏瓷化”现象探究

宋元存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不同工艺门类相互融汇现象,“漆盏瓷化”便为该现象的典型。本文以盏类器具形式互鉴表征与动因为切入点,探索该现象所蕴含的时代特质,尤其将工艺同构的技术现象引向社会层面,再剖析“漆盏瓷化”的文化语境,阐释综合比较视野下传统造物文化基因由机体到生态的演化图式。

从书画分离到书画结合:宋元绘画笔墨之变

书画分离指的是绘画中没有书法用笔,画中的笔墨属于画法,其功能主要是为了描绘物象的造型与神韵,书法与绘画处于分离的两种形态。书画结合也可称为以书入画,指的是绘画中的用笔属于书法行笔的范畴,画中笔墨不再是简单地为了造型服务。

男权视域下市井女性形象演变——从宋元话本到《水浒传》

将宋元话本中描写婚姻爱情的女性主人公与《水浒传》中婚姻情感的市井女性相比,可以看到《水浒传》对宋元话本女性形象的传承与改变。二者都以聪明伶俐有才能的女性为描写对象,并给了她们同样的悲剧命运。但与宋元话本只是单纯描写女性自身情欲的放纵不同,《水浒传》已隐约表达出婚姻的不匹配和女性婚后情感不能满足是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水浒传》的作者与宋元时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情感认识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具身·意象·图式--解码宋元山水画中村居空间的叙事性

文章旨在挖掘宋元山水画中村居意象图式背后蕴含的主体认知与观念逻辑。通过运用图像志的研究方法,以具身感知的理论视角,对这一时期典型画作中的村居意象进行图解分析。研究表明宋元山水画中的村居空间是一种主客相融的复合空间,其意象的生成往往会经历主体“意”与客体“象”的具身互动过程,并表征为四种叙事情节:“江山胜景·全域”“深山舍寺·片景”“曲径幽园·一隅”“水岸空亭·旷点”,进而凝结成不同主体关照下的图式意蕴。解码宋元山水画中村居空间的叙事性,能为当下中国式村居空间营造的观念重塑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古代战争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以宋元时期为例

文章旨在利用知识图谱的理念和技术对战争史文献资源进行语义化组织和描述,将非结构化战争文本转变为以事件、人物、时间和地点等多维信息数字化呈现的知识图谱,方便研究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文章采用Event Ontology构建战争本体语义模型,基于模式匹配和预训练模型抽取战争事件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等命名实体,利用Neo4j和Gephi存储、呈现和挖掘战争知识图谱;以战争事件为核心将分散的战争史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互联、立体、多维的知识图谱,使这些资源更容易被访问和利用。该本体没有关联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内容,语义模型有待进一步优化。

宋元时期植物纹样的研究与运用

植物纹样本质上就是指用植物的形态作为基本表现对象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融入在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植物纹样也是承载老百姓表达吉祥情感的载体。在植物纹样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宋、元两代同是植物纹样发展的主要时期,植物纹样品类繁多,造型丰富多彩。虽然宋、元两代同为植物纹样发展的主要时期,但由于两代之间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化,所以在植物纹样风格及其运用上也有所不同。结合当时历史、人文、经济等因素,从宋代和元代植物纹样的特点,分析了2个朝代植物纹样在当时风格以及应用上的异同,与当时社会存在的一定联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与发展。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数字人文视角下基于CBDB的宋元时期研究题域与价值分析

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兴起为传统历史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以哈佛大学等主持开发的CBDB为研究对象,通过对CBDB的统计与内容分析,系统梳理了其收录宋元时期数据的来源、类型、数量等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了CBDB对宋元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领域研究的潜在价值。通过厘清基于CBDB的宋元时期研究题域,旨在探讨其学术价值与应用前景,以期为推进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数字人文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为诗之方”及“习诗取径”探析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诗论家基于对宋、金余绪的批判,尤其是对宋末晚唐体的批判,厘清了诗歌发展史上诗体的正变,从习诗方法路径上为时人及后世指出了门径。具体说来,以古体为正,以近体为变;以吟咏情性为正,以雕琢模拟为变。于为诗之法,则讲求意先辞后、自然吟咏,反对求新求奇,反对锻炼删改,反对模拟。于习诗路径,则讲究自上而下,祖宗有别。此外,对为诗学诗过程也作了探究,注重创作过程中的心理体验。

论宋元之际散文复古之风与表现形态

南宋散文重道轻文、尖新、冗弱。宋元之际的程钜夫、戴表元、赵孟頫、方回、吴澄等散文家振衰起弊,掀起了散文的复古之风。他们重建了唐宋以来的文统体系,倡导文统与道统的融合,回归文道并重的观念,使散文复古取向与散文文风趋于多元化。宋元之际散文的复古之风打破了南宋散文衰弊的局面,奠定了元代散文多元复古的价值取向。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经典诗史”构建与“典范”选择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诗学阐释中基于统绪论而重构诗史,也即在古代诗歌发展的自然史基础上,按一定标准拣择某些时段的诗作,加以勾连,从而建构起一个“经典诗歌史”。大体而言,是从《诗》到《骚》,到汉魏古诗,再到盛唐诗的这样一个经典诗歌史,其实质就是对后世诗歌有无承传《诗三百》创作精神的价值判断。与“经典诗歌史”相匹配的“诗歌典范”选择则落实到“经典诗歌史”中的杰出诗人身上,于《诗》称里闾之人,于汉魏称苏、李,于盛唐称李、杜等。要之,总出于指导创作,振起其时诗道之需。

浅析宋元骈散关系论的确立及骈散文法论的对垒相埒

宋前反骈言论络绎而出,但并非属意于文体是否骈、散的问题。至宋元,论者明确将骈、散并举,骈、散关系论自此确立;同时,又深入辨析骈散文法异同,使二者呈对垒相埒之势,而分歧点和相参处并非拘泥于文体,而大多指向文法。宋元时期体法双彰、骈散兼备,其骈、散文法互化,是古文运动、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破体为文的成功实践。显而易见,骈、散在文体上各自独立,在文法上互相渗透,在文风上相得益彰。由宋元始,骈文和散文作为文章体派的双子星座,在其文法特征融汇或分明下,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创变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史论发展的视角还是文论生成的过程来看,骈、散论是宋元文体论从未缺席的素材,也是历代体法之争在文章学领域的投影。

宋元时期婺源严田李氏的社交网络

据族谱记载,宋元时期婺源严田李氏登进士者共37人,其中多集中于南宋,故研究宋元时期婺源严田李氏的社交网络在这一时期的徽州进士家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宋元时期婺源严田李氏族人的社交多受彼时政治形势等因素影响。严田李氏族人重视以醒心亭、灵岩洞等当地特色的人文、自然景观为载体与时贤交游,以谋求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宋元时期严田李氏以商起家,以士闻名,另有族人兼事农、道,且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族人都重视与当时领域内的翘楚结交。该族还重视与里人的竞合关系,积极同周边有影响力的大族缔结婚姻关系以拉抬自身声望。

宋元时期淄博窑和磁州窑比较研究

笔者对宋元时期淄博窑和磁州窑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然后对两窑的典型器物黑釉粉杠瓷和白地黑花瓷比较后,认为宋元时期的淄博窑的生产受到了磁州窑系的影响,并从其产品上体现了出来,淄博窑生产的黑釉凸线纹瓷在质量上甚至超过了磁州窑。

宋元文化下景德镇瓷器的社会角色与功能

宋代文化是文人雅士的文化,社会的艺术审美核心都围绕其展开并发展。在这一时期景德镇青白瓷所表现出来的素雅与静谧受到了文人雅士的极大推崇与热爱,随之成为他们欣赏与推崇之物。相比之下元代幅员辽阔,文化背景复杂,尤其是在元代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和装饰上开始一反宋代陶瓷的自然之风走向复杂与粗犷。本文将通过宋元文化背景比较,分析宋元景德镇瓷器差异来探讨陶瓷历史意义的变迁。

宋元时期将乐地区窑业特征初探

宋元时期是将乐地区制瓷业的鼎盛期。2016—2018年福建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将乐县博物馆,对将乐境内宋元时期的代表性瓷窑——万全碗碟墩窑及南口下瑶窑进行局部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瓷片标本。经过对标本的系统梳理,本文对宋元时期将乐窑产品的工艺特征进行初步研究,发现每个阶段的制瓷手工艺都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这对宋元时期将乐窑产品的细致断代有积极意义,也进一步明晰了宋元时期将乐地区古瓷窑业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