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儒”之变:宋濂的身份重建与元明之际的士风转移

元明易代之际,士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自我认知发生剧变,宋濂是身处其中并推动潮流的关键人物。元末仕路难行,士人多栖身于“文人”之列,宋濂早年亦有攻习和创作古文辞的长期经历。但随着对理学的深度接受,宋濂的自我期许由“文人”转向“儒者”,他以自我书写等方式推动自身转型,以一介布衣标举“真儒”理想,力图重新揭橥士人的身份价值。逮乎明初,宋濂已出仕并以“儒宗”形象示人,其积极参与新朝礼乐教化,劝导士人不务文辞而明体适用,推动了一代士风转移。宋濂之所以成为有明“开国文臣之首”,与其对士人身份的根本思考与长期实践有关,这改变了“流而为文人”的学术史趋势,也启发了易代之后士林的身份自觉与文化担当。

宋濂学术思想倾向平议

宋濂师出多门,学术渊源复杂,其于朱学、陆学、佛学、仙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皆有涉及。“会通朱陆,融摄仙佛”是其学术思想的基本面相,但从理学、佛学、心学,乃至宋濂本人等多视角观察,学者评判存在较大差异。学者“各言其说,各依其心”是差异性存在的原因,同时也是互动交汇的机缘所在。超越简单的朱熹理学传承,将理学与心学、佛学、道教融为一体的思想特质正是宋濂学术思想的独特倾向。

论宋濂诗歌的创作成就

宋濂代表性诗集《萝山集》于嘉靖后期在国内失传,以致人们多认为宋濂是散文大家而非一流诗人。日藏《萝山集》的发现和新版《宋濂全集》的出版,为人们重评宋濂诗歌成就提供了便利。具体表现在:数量达500多首,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众体兼备,风格也以沉郁深婉和雄奇豪放为主,写人艺术高超,充分彰显了元明诗歌风尚,体现了时代诗歌的整体特色。宋濂在元末明初诗坛地位仅次于杨维桢、高启、刘基等人,其诗歌创作成就不容小觑。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宋濂“文”“道”思想及其婺学渊源

在元末明初天下纷争之际,宋濂作为浙东之士,受婺州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强调并论述了"文""道"合一。宋濂注重经世致用,强调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思想有着明显的婺学烙印。其婺学渊源有非常清晰的传承,宋濂在婺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濂和刘基因与朱元璋的君臣遇合,将婺学的内核思想提升到一种文化政策和官方意识形态,对明初文化制度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

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论宋濂的诗学理论

宋濂是明代著名的开国文臣、文坛领袖。本文对宋濂的诗学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论析，认为其诗论本乎《文心雕龙》。文章探讨了宋濂的论诗总纲、诗学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风格论。

宋濂诗学浅论

本文总论宋濂诗学思想,认为宋濂诗学建立在针对现实的基础上,适应时代需求。他的理论体系包含以礼义为思想之本、以"缘情托物"为创作之本的诗歌本体论,兼备"五美"的诗人论,推崇台阁创作、强调实用功能的风格论。

从宋濂、刘基的早期诗文看其由元入明前后的心态

贯穿宋濂、刘基二人前半生的,是为实行自我价值的摸索追求。不管是宋濂的待时而动还是刘基的动而后知进退,都是在这一心理需求的作用下进行的。也正是这种心理需求,导致他们完成了从文人到文臣、政治家的根本性转变。在人生选择方面,他们共同代表了一部分元末明初汉族文人在新时代变革面前的不同趋向,心理上也展示了元末文人群体大裂变的不同后果。

宋濂与元明诗文格局

宋濂尽管被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考察其教育背景、交游出处以及文坛作为,他只能算是元明时期的过渡者,并未开创明朝文章风气。首先,他与元代中晚叶馆臣过从密切,深受其文章理念的影响。其次,宋濂在明初的作为,以任《元史》总裁官为最著,却由于修撰过于仓促,致使《元史》基本成为宋濂等人对元代馆臣文献、撰述的一次系统整理。最后,宋濂在明朝的活动时间甚短,又以朱元璋的猜忌、宋濂的谨慎,宋濂未能开创新风。之后更因燕王的篡位、宋濂得意弟子方孝孺以及宗族友朋的被诛杀,宋濂的影响终被强行中止。

宋濂与“台阁体”关系新探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明前期文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历来争议颇多。根据宋濂的“台阁文”观念、“台阁文”创作以及台阁体作家对宋濂文学的接受，并结合“台阁体”的不同发展阶段，重新审视此论题，可以推断，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受政治身份影响；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前期作家并不推崇宋濂，因而他对“台阁体”的产生只起了间接引导作用。天顺以降，台阁体中、后期作家一致推崇宋濂文章，他对“台阁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濂与戴良友谊变异探微

宋濂与戴良是同乡同门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坛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他们在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中,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戴良与宋濂的友谊很难维持下去。探讨元末明初同门朋友友谊的变化,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文人的心态和严酷的生存环境。

明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本文对明人的宋濂文学接受情况进行深入考察,认为洪武朝宋濂受到海内外一片盛赞;永乐朝遭受政治牵连,声名扫地,长期无人问津;正德朝,政治平反,文名渐苏,但明中期复古派、性灵派并不十分认可宋濂文学;嘉靖以降,在王世贞的重新标举下,宋濂文名鹊起,晚明诸多名家都给他很高评价,但仍有异调;清人在明人的评判基础上,一致认可宋濂文学成就,宋濂文学接受重回历史巅峰。

明代史学转向与《史记》的文章学接受——以宋濂和归有光为中心

明代是中国史学史上叙事史学衰落的阶段,被视为中国史学的转向期之一。这样的时代学术背景导致了《史记》接受史上的重大变化,《史记》作为叙事史学典范的史学价值被大大削弱,继而在文章学领域得到了深入的发掘和继承。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史记》对明代文章写作的实际影响也发生了改变,最具代表性的是明初文臣宋濂和明中晚期散文家归有光同样在学习《史记》过程中产生的写法和风格上的重大区别。

宋濂诗论的折中特征与时代价值

学术界对宋濂的研究多关注其散文成就，仅有张涤云、左东岭撰文介绍过宋濂的诗学思想，可惜对其思维特征和时代价值论述不多。①宋濂诗论涉及诗歌创作、批评、鉴赏等多个方面，识见卓越，在当时为数不多的诗论名家中尤显突出，其带有折中色彩的师古崇雅观念彰显时代诗学的主潮，为引导元末明初诗风由纤袱转向雅正做出重要贡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

宋濂集类著述新考

宋濂是元末明初的重要作家,其著述宏富,遍及经、史、子、集各部诸多类别。其中集类著述可分为单刻本、选本及汇刻本三大类。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其文集的版本源流重新辑考,发现不少新的版本,同时,对以往研究中的舛误进行了纠正。

论宋濂入仕明朝前的古文观及仕隐观——当前宋濂研究二热点新探

在入仕明朝之前,宋濂的古文观念经历了由师法司马迁、班固到以六经为本、司马迁及班固为辅的转变,这为他在入仕明朝后向文道合一观念的演进起到了桥梁作用。其古文观念的转变与元代科举程式、婺州理学风尚及师长影响密切相关。得君行道始终是宋濂的政治理想,拒绝元朝之聘、入仙华山为道是他早年所固守的必待君王礼遇才肯出仕观念的集中体现,十年后接受朱元璋之聘则是该观念发生转变的结果,这一变化是岁月虚掷、战乱日益加剧共同作用的产物。

刘基与宋濂交游考

刘基、宋濂只差一岁,同为明朝开国文臣,彼此志同道合,关系密切,因道德文章结为好友,入明后则成患难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相重"的典范。

论宋濂对朱元璋父子的教育与辅导

宋濂是明代著名的教育家。在其教育生涯中,有平民教育,更重要的是帝王教育。他试图用儒家的经邦治国之道影响朱元璋的思想、决策、施政,从根本上给皇帝和皇太子"治心",造就仁德之君。以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领袖到皇帝的转变过程而论,以宋濂为首的浙东儒生集团起了决定作用,宋濂的帝王教育是成功的。以其"复先王之道"的预期而论,则基本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