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税负、政府竞争与数字经济

探究宏观税负和政府竞争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其效应,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文章依据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主成分处理,并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较高的宏观税负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过度的政府竞争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交互项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竞争对宏观税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②宏观税负和政府竞争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二者的影响在广义上的“经济大省”与“非经济大省”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③系列控制变量中,基础设施、对外开放水平、研发投入和信息化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公共支出规模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宏观税负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来自西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省份城市群的证据

城市群发展的本质要求是核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经济一体化发展,财税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有必要研究宏观税负对我国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基于2008—2019年西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省份城市群面板数据,对宏观税负影响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税负与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一体化正相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即当宏观税负小于阈值时,宏观税负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城市群经济一体化,而当宏观税负大于阈值时,宏观税负的提升将会显著阻碍城市群经济一体化;中口径宏观税负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大于小口径宏观税负的相应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替换变量与变换样本后,研究结论依然保持稳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宏观税负通过影响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作用于城市群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竞争不能促进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基于此,运用财税政策推进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一体化,需要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城市财政支出效率,以此扩大宏观税负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正面效应;对于西部地区宏观税负高于阈值的城市,应适当降低其税负水平,以避免较高的宏观税负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带来抑制作用;争取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城市的转移支付,改善其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一体化;西部地区城市群应加强财税政策协调,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负研究

主要分析了我国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发现各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税负偏差;阐述了我国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衡量指标;分析了我国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存在的问题;论述了我国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影响因素;根据当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优化建议。

我国宏观税负倒U型演变主导因素的变迁

基于我国减税降费背景下宏观税负呈现倒U型特征,将研究期分为1994—2012年和2012—2020年两个阶段,构建贝叶斯LASSO模型实证分析两个阶段宏观税负主导因素的变化。结果发现:我国宏观税负经济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经济增长驱动转为产业结构引领,经济因素对东部地区宏观税负的拉动作用更为强劲。税收征管因素成为影响宏观税负的最重要因素,影响程度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在营改增政策和减税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下,营业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效应逐渐缩小,增值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调控作用开始凸显,不同区域税收结构因素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程度不同。我国应进一步发挥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潜力,加强税收征管,聚焦制度性减税和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保持宏观税负的总体稳定,同时注重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和税收协调发展。

宏观税负与地区税负测算口径差异与指标体系应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数据评估分析

税收负担水平是考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高低的指标,代表着政府在课税过程中对纳税人可支配收入具有合理的统筹安排,从而反映了经济利益损失或增长的税收负担状况。税收负担水平在国家层面称为宏观税负,在国家的某个地区层面则称为地区税负。由于二者之间衡量税收负担水平的口径标准、数据来源、采集渠道等存在差异,宏观税负与地区税负数据评估的结果不尽相同。以我国和山东省2011—2020年经济税收数据为样板,基于税务统计中测算宏观税负与地区税负的4种不同口径,提出新视角下我国宏观税负及税收弹性水平的研究思路,以期为今后客观、实际地分析税收负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关于我国宏观税负的若干思考

宏观税负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虽然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低 ,但总体负担却较重 ;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并未像其它国家那样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影响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主要有经济、财政、制度、税收及统计等因素。宏观税负水平应坚持适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支出最低标准、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相结合等四项原则。

中国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分析判断

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提出前后的１０５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６年）间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化趋势，指出宏观税负总水平呈下降趋势，而政府预算外收费则呈上升趋势；探讨了确定中国宏观税负模式的基本思路，认为正确的途径只能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确定宏观税负的合理水平，并对双元结构财政模式下的公共财政规模进行了理论界定，进而提出了中国宏观税负理论模式（ＭＴ＝Ａ±Ｂ）；

中国宏观税负新低,如何看?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税收收入约16.67万亿元,同比下降3.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约121.02万亿元,同比增长3%。据此小口径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13.8%,较上一年(15.1%)下降了1.3个百分点,创近年来新低。多位财税专家表示,为了给企业纾困,去年中国实施力度空前的退税减税缓税费政策,这使得中国宏观税负降至新低,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而随着经济回暖,阶段性特殊税费支持政策逐步退出等,预计2023年小口径宏观税负将有小幅回升。

中国宏观税负高吗

最优宏观税负水平应是既满足政府财政收入要求又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税负水平,同时又是兼顾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的宏观税负水平,最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最大化。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税收收入不断增长,国内一些学者和国际上的一些组织认为中国宏观税负重,纳税人也感到税负重。事实如何呢?将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与国外进行对比,中国低于其他三个收入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再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一个理论上最优的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然后将这一理论上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与中国现实宏观税负水平作比较,发现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其实并不高,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为16.4%和17.0%,均低于理论上的宏观税负水平最优值22.7%。

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及其优化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关系国计民生,历来都是政府倍加重视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我国的税收负担的实际状况,探讨我国税负优化的出路问题。

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研究

税收负担问题始终是税收政策的核心,宏观税负水平合理与否对于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财力,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意义。自1994年我国进行了重大的税制改革至今已有9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宏观税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由此而引发出来的税制改革等问题将展开一番讨论。

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估计

税负水平的高低不仅决定政府职能能否正常履行,而且影响经济发展。宏观税负客观上应该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及完善过程中,宏观税负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财政自身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本文以1993-2006年为实证分析区间,估计出我国最优宏观税负为23%-30%。我国的宏观税负已处在最优区间,目前首要问题是对财政分配秩序的调整与完善。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评价

宏观税负一般指税收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但就我国的实际状况而言,却不能如此简单地套用。因为当前我国除了按正规的税法课征的税收之外,还有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基金、收费、集资等收入充当着政府支出的来源,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税收的性质。

近年来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问题研究综述

1990年以来的国内宏观税负研究 ,多以振兴财政为目的 ,研究方法难免局限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及比高不比低的盲目横向对比。此间有人意识到直接攀比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注意到了统计口径以及国情因素的可比性问题 ,并通过调整计算出了比较可靠的我国三个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 ,为宏观税负水平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量分析的尝试同样将我国的税负研究推到了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但选择材料的方法及所选材料本身的局限性使其科学性打了折扣。

我国当前宏观税负水平的多视角判断分析

分别从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国际横向比较、公共产品供给、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四个角度考察了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状况。

要合理确定宏观税负水平

为了合理确定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必须正确确定宏观税负目标,实现社会福利、宏观福利、净社会福利和净国民福利最大化,体现税收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发展的原则,同时要考虑财政分配目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收入构成、经济管理体制和税收制度等诸多因素。

运用多项式拟合模型探讨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

本文运用多项式拟合模型来探讨宏观税负水平是否过高、税收增长速度是否过快,从而是否拖累了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且按照"以支定收"的思路,来预测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

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兼论“政府转型”

本文利用CGSS2006数据库,对政府转型下的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等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2)总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4)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市民与外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宏观税负、非税负担与经济增长

中国最优宏观税负问题一直是财税学界研究的重点。中国财税体制的特殊性给最优宏观税负的研究增加了许多困难,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本文将宏观税负的最优目标设定为使经济增长最大化,并按照国际口径对税收收入进行调整,将预算外收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利用数据包络(DEA)方法求得制度外收入等不可观测变量的估计值。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测算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税负结构,并分析非税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最优宏观税负规模的估算

本文通过扩展Barro模型,得出政府最优宏观税负的测算公式,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最优宏观税负规模为21%。结论是目前预算内的宏观税负规模已基本达到最优值,而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规模已经超过最优水平,因此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普遍性减税和结构优化调整举措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