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

晚明社会变迁与“心学”的兴起 ,导致了儒家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繁盛 ,并形成了一个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来的民间宗教———“三一教”。这种士人学术社团的宗教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这种转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 ,对“三教合一”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

全球宗教变迁与华人社会——世俗化、宗教化、理性化与躯体化

20世纪的宗教变迁带来了一些影响全球社会生活并在今天持续产生重要作用的新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四个趋势就是世俗化、宗教化、理性化与躯体化。这些发展趋势也影响了华人社会,通过考察两个相当不同的华人地区——中国江苏和中国台湾,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地在全球化宗教变迁中的差异性与共同性。通过观察与研究可以看出,两地的相似性显示出在不同政治背景下,两地共享的文化传统和共同受到的全球影响的相对重要。与此同时,一些明显的差异性也在两地宗教生态上表现出来,尤其重点表现在地方寺庙崇奉状况,以及佛教和基督教发展的各自特点方面。

王畿的良知信仰论与晚明儒学的宗教化

中晚明阳明学的宗教化,不仅构成儒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可以为中西方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本文首先考察中晚明阳明学核心人物王龙溪的良知信仰论,以为阳明学宗教化的具体个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力求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揭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的基本特征与不同取向。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转向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的转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内在的学术理路。这是儒学下行路线的过程,经过了王门后学未完成的宗教化、三一教、太谷教和刘门教等真正的宗教化和其他民间宗教中的儒学因素这几个阶段。以儒为主,三教合一是这种转向的基本样态。以儒家人伦教化为依归,走向大众,强调实践是这种转向的基本特质。这种转向对我们今天儒学、儒教的复兴有重要启示。

佛教搭台,儒家唱戏——试论儒家在佛教语境中的“被动宗教化”

近年来,在有关儒家是不是宗教的讨论中,人们完全忽略了佛教在儒家宗教化中的历史作用,即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引儒入佛,诠释儒家,宣传儒家,将儒家的思想义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统统吸收为自己的"方便法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早已被佛教宗教化了。儒家在佛教语境中的这种"被动宗教化"对于当今的儒家文化传播富有启发意义,即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借助佛教的宗教平台来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这无疑也是儒家宗教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专业主义和当代医学的宗教化

专业主义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政治学家博格斯认为 ,当代医学在专业主义影响下有宗教化的趋势。本文借鉴博格斯的基本观点对我国医学发展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提出医学发展要摆脱专业主义的负面影响 。

世纪之交的儒学泛宗教化问题

在世纪之交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尽管聚讼纷纭，各执一端，但是，概括地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肯定说，认为儒学是宗教；二是否定说，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三是折衷说，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肯定说在理论上的错误...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社会变迁与学术团体宗教化——以太谷学派为例的考察

学术团体宗教化依赖于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环境可以促使学术团体宗教化,也可以使宗教化过程中断;太谷学派由学术团体变为准宗教组织是由太平天国前后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黄崖教案”是太谷学派宗教化的转折点,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宗教化的中断,但中断的深层次原因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艺术与救赎——《东镇女巫》的宗教化女权研究

1987年的影片《东镇女巫》,又名《紫屋魔恋》《冤鬼捉伊人》或《伊斯特威客镇的女巫》,深受观众喜爱。电影改编自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同名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和幽默巧妙融合,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现状和文化危机,也体现了作者深深的人文关怀。电影主要讲述一个死气沉沉的新英格兰小镇上的三个职业女性,雕刻家亚历山德拉、专栏作家苏克和音乐家简的故事。她们都是标准的女性主义者——具有非凡的创造性。

1960～70年代中美剧场宗教化倾向之比较

1960～70年代的中国和美国剧场,同时出现了宗教化倾向。具体内容为:一,对西方启蒙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持否定态度,用非理性或信仰来取代理性;二,反对个人主义,强调用仪式与信仰来消解个体;三,戏剧的意义突破其美学诉求而进入政治与社会领域,成为试图拯救人,拯救世界的工具。本文从这几点内容出发,辨析两种不同剧场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各自的内涵。试图通过平行研究的方法,加深对两者的认识。

世俗思想的宗教化和宗教世界的世俗化

本文从哲学与精神文化的宏观视角考察了东方宗教及宗教史，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侧面剖析世俗思想宗教化和宗教世界世俗化的融合过程。其中对儒学与儒教作了重点辨析，综合介绍了各家的不同观点。作者认为：儒学作为世俗思想确在向宗教化发展，这是一种趋势。东方社会的两种系统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正在逐步靠拢、接轨，这或许证明东方的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

安利营销群体的宗教化运作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随之许多新鲜的事物也进入了中国，而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新事物、新思想更是汹涌而来。直销业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跨进了中国的大门，因对之未能有效规范，一度泛滥成灾，造成相当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损失。经过九八年的整改后，直销行业逐步走向规范化，而在中国加入WTO后，对直销业的立法与国际接轨也成必然之势。

儒学宗教化与宗教儒学化——云南民间宗教组织洞经会考察

儒学与宗教在中国社会场景相遇之后,面临如何处理彼此关系的问题。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组织洞经会在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其组织结构、行动方式和文本内容等整合了儒学与宗教的核心思想,目标在于以宗教强化儒学思想,以儒学解释宗教教义,此即儒学宗教化和宗教儒学化两个维度。在具体社会场景中讨论洞经会的组织、行动和文本等要素的整合机制将对儒学田野研究以及儒学与宗教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父亲视角与宗教化态度——孙犁创作女性意象的原型分析之我见

孙犁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我们注意到,她们都有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20岁左右、出身农家、生活贫寒;面对生活的艰难,她们的沉默和劳作有着一种坚韧的美;她们既活泼大胆又羞涩含蓄;吃苦耐劳、肯于奉献,有着感人的牺牲精神。这些生活在平原的村间田畴、高山的肠路梯田、水淀的荷花苇丛中的女孩子们,善良而刚毅、单纯而干练、温柔而坚定。而且这些女孩子一般都“没有”父亲。这又有几种情况,一是就是没有父亲(亡故了或并不说明原因),如《浇园》中的香菊、《村歌》中的双眉、《铁木前传》中的满儿,等等。二是父亲不出现或出现而无言无语无性格(或者说沉默就是性格),如《老胡的事》中女孩子小梅的父亲铁匠,只是写了“虽然还只有三十几岁,却象四五十岁的人了……”等外部特征。《采蒲台》

汉代谶纬神学及其对道家宗教化的影响

谶纬是历史上久已有之的古老迷信,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隐言,主要是政治性的内容,以预示国家兴亡和君主祸福为主旨。《史记·赵世家》记曰:“在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与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秦以降,谶语大量出现。在反秦的浪潮中,谶语成为重要的精神武器。《史记·秦始皇末记》中所录有数条,诸如“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都是预言秦的灭亡的;

耿李论争以后的李卓吾思想——以儒学的宗教化为中心

在日本,李卓吾研究的代表人物岛田虔次和沟口雄三根据李卓吾的欲望肯定话语,分别将李卓吾评价为打破儒学规矩的自律性个人以及中国思想史上存人欲天理的最初提倡者。同时,岛田指出李卓吾的思想虽然是近世思维的顶点却受到了挫折,沟口则认为李卓吾的思想没有受到挫折,而是被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黄宗羲等承继了。对此,本论对李卓吾的欲望肯定话语做出重新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李卓吾思想的核心不是欲望肯定话语,而是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同时,对李卓吾把儒学宗教化的原因、方法和结果做了分析。然后,据此指出,李卓吾的思想中含有复古意识,并不是近世思维的顶点,但他的复古意识与清初考证学者的想法有一脉相通之处。

以宗教化情归理:李玉剧作的宗教智慧及时代意义

李玉剧中的宗教事象，涉及的范畴非常宽广，不仅有佛道范畴的思想和神灵，如《人兽关》中的观音菩萨、《牛头山》中的九天玄女娘娘，而且中国原始宗教、民间宗教亦占有重要的位置，如《万里圆》中具有神奇预测能力的占卜算命、《千忠戮》与《五高风》等剧中的鬼魂与梦境、《眉山秀》中的肚仙。

论20世纪现代主义美术的“艺术宗教化”倾向

本文是对 2 0世纪现代主义美术在受到包括中世纪美术在内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新的艺术倾向的概括。本文分析了现代主义美术的三类流派对中世纪美术的审美性借鉴及其从中体现出的对“艺术宗教化”倾向的不同理解 ;概括了它们不同的创作观念和艺术形式中存在的本质的相同性 ,即“艺术宗教化”的实质就是“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宗教感觉化的个性认识”。

新型城镇化中民间信仰的“宗教化”重构——基于皖北华佗信仰案例

民间信仰作为农村社会文化的构成元素之一,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与形式,承载着相应的社会功能。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探索民间信仰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华佗信仰作为皖北农村社会文化的重要代表,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进行了“宗教化”重构,其重构过程既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变迁特性,也促进了信仰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