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社会的女性叙述与性别伦理--以漳州民间故事为例

漳州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存在四种基本类型,即贞洁者与依附者、“神性”与“中性”之人、两性和悦相爱相长的女性、既定秩序的反叛者与反抗者。这些形象类型及其背后的多元性别意蕴表明,健全社会的两性关系,在男女尖锐的性别对抗的偶见现象之外,还存在稳定的走向相爱相长的基本模式。因为讲求关系和谐与宗族情感的中国传统社会,很难孕育出普遍化的性别对抗,而每一个故事文本中的性别伦理,都是由故事原语境中的性别意识、故事讲述者的性别观念、读者或听众持有的两性立场所“层累”而成的三元矩阵。民间故事中的性别对立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后来的故事讲述者、听众自身所赋予的。更深入的研究要求我们摆脱狭隘的二元论性别对立思维,剖析故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故事生产者那里被不断建构、传播所铭刻其上的不同意义层级,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社会形态与文化语境的故事阐释与文本分析模式。

宗族社会视角下的闽台民俗体育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福建和台湾都是经由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的,宗族意识和组织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深刻影响了闽台居民的日常生活。民俗体育既受宗族意识和宗族势力的推动,也在闽台宗族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土著社会中扮演宗教祭祀功能的民俗体育,在移民社会中更多地承担了族别认同和文化内聚的功能,而到了定居社会则主要是维持宗族秩序和社会稳定。闽台民俗体育目前仍具有文化认同与传承、促进经济、健身娱乐和教育未成年人等重要价值,需要体育、文化等部门联手,通过不断创新来开启民俗体育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组织控制

在清代,徽州宗族借助自身的文化权力获得了乡村社会组织控制的权力。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的制订和宣讲,对族人的约束,以及对违规者的教化与惩罚等,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维持了徽州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序与和谐。

农村社区建设中宗族社会资本作用及其机理分析

农村社区建设是创新社会管理,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政府与市场的缺陷,以及脱离农村社区实际、不注重社区内部力量的发动与挖掘造成农村社区建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植根本土文化,尊重农村社区现实,走"内源式"的发展道路,利用"内源式"的发展力量是促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法宝。根据"聚族而居"的现实,界定了宗族作用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源泉——宗族社会资本的概念;另外,针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缺陷,分析宗族社会资本对节约交易成本、克服经济理性、促进社区合作等方面的作用;最后,对宗族通过其网络机制、道德舆论机制、信任与规范机制、声誉机制共同作用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机理进行论证。

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南北方宗族社会

本文主要利用民国期间全国性调查资料 ,对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作比较分析。本文认为 ,近代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反映了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宗族社会财产继承制度特点 ,但中国乡村财产继承制度并不是某种高度一致宗祧继嗣观念的简单展开 ,宗祧继嗣观念本身就具有民间性 ,各地财产继承习俗与各地的社会生活需要具有密切关系 ,受各地的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各地的宗族关系严重影响财产继承习俗 ;同时财产继承习俗也影响乡村宗族关系的成长。

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以近代湖北黄州宗族社会为例

本文以近代黄州宗族社会为个案，考察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关系。作者认为清末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使近代宗族社会传统士绅领导阶层出现断层，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又使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从思想上完成对宗族制度的批判，成为农村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农村社会革命实现对宗族制度的物质批判。

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宗族社会及其规范

天柱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明清以降,其对宗族内部事务的管理与控制日益加强并且规范化。宗族通过祠堂修建及其祭祀、族谱编纂及其修改等方式,实现了对其内部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与调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天柱宗族社会的持续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

祠堂与宗族社会

本文将宗族祭祀祖先的祠堂建筑 ,置于结构化的地域社会中 ,通过长时段、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考察 ,揭示祠堂与宗族、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演变。万载龙氏宗族祠堂 ,所经历的自明中后期以来的前祠堂期、祠堂初备期、泛祠堂期、后祠堂期的演变 ,与宗族组织化过程大致吻合 ,反映了明清时期地域社会中宗族发展的礼教下渗与地域化的特点。

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道德控制

在清代,徽州宗族借助自身的文化权力获得了乡村社会道德控制的权力。宗族立足于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大传统的道德根基,对民众的道德小传统不断加以引导和清理,通过教化的、权化的道德,孝化与神化糅合的道德以及对道德越轨者的惩罚,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传统宗族社会结构与农村工业化道路抉择

在长期封建社会直至1949年建国以前 ,中国农村工业化受囿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受到阻碍 ,农村市场发育受到制约 ,新兴工商业者(乡村工业生产组织者)集团未能发展壮大 ;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伴随着传统农村宗族社会结构的嬗变 ,农村工业化走上了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并存、综合创新的发展道路。

近代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

史学界一直以来对教育史发展倍加关注,对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近代教育所涵盖的教会学校、新式学堂、书院、官学制度以及一些杰出人物所提出的教育思想都有所专著。但是对于作为中国千百年封建教化的基层单位———宗族乡里的私塾教育,论述却很显单薄。因此当史学家从宏观角度剖析清末民初中国教育体系改革一直在学堂———私塾的二元格局中徘徊的奇特现象时,长期以来归咎于政府效率低下、教育经费投入缺口等原因,却没有把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士绅统治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宗族势力与之相联系,这也就忽视了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权利真空的填补者在乡村教化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力。

宗族社会初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社会形态研究 ,至恩格斯逝世为止并未成熟。列宁提出了“宗族社会”的概念 ,但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斯大林草率地将基本生产关系定为五种。郭沫若将“五阶段”视作研究历史的“先决条件” ,预伏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不幸。凡读过先秦典籍而又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都有一个“亚细亚形态情结” ,这一情结至今尚未解开。解开这一情结的关键 ,在于重新认定列宁当年提出的“宗族社会” ,实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形态。

客家移民与地方文化的建构——以“开善”宗族社会为例

移民是客家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泰宁县开善上保为例,具体探讨当地早期“历史”的创造,以及先来后到的宗族如何在民间社会的环境下共同构建地方文化。文章指出,对于民间社会的早期历史来说,族谱和口头传说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各姓宗族对于文化资源的创造和运用,目的都在于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本以提升社会地位。地方文化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

嵌入宗族社会网的自然村小型公共品治理——桂东南B乡K村互助基金的个案研究

自然村小型公共品由村民自主治理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自主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协调个体与集体行动,能否实现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兼容。处于制度变迁中的宗族社会网在自主治理中仍发挥独特的作用,把村庄公共品嵌入宗族社会网可能是解决自然村公共品治理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宗族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变奏——兼评《宗族政治——村治权力网络的分析》

"村民"与"公民","宗族社会"与"公民社会",概念言辞将它们分离,而它们本身又纠结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上。肖唐镖先生通过"村治权力网络"这一分析框架为它们之间搭起了被言辞强行隔断的联系。

血缘聚居与宗族管理:永定土楼客家传统宗族社会

血缘家族或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社群组织的基本单元和基本形式之一。由于闽西客家地区崇山峻岭、沟壑纵横,自然村落较小,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自然导致血缘聚居宗族社会的形成。永定规模宏大的方圆大土楼就是客家家族或宗族聚居的最好形式。在传统社会里,永定土楼的血缘宗族同时又是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宗族组织同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永定土楼血缘聚居宗族管理社会模式的形成,既有中国传统社会封建家族伦理制度所形成的观念上的原因,又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原因。永定土楼客家人血缘家族聚居模式直接导致宗族管理制度的形成,也导致血缘宗族社会的形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宗族社会与人神淆杂:中国神话宗法化的现实根基

宗族社会以祖先崇拜为精神依托,以竭忠尽孝为行事准则,以明世系的同宗宗族集群式聚居,及其与异姓宗族集群之间的交互活动为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神话人神淆杂世界的生活方式。这一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层面:第一,中国神话以祖先崇拜观念为凝聚群体的精神感召力;第二,中国神话以尽心竭力、不惮牺牲为人神行事准则;第三,中国神话以明世代系统的同宗宗族集群式聚居,及其与异姓宗族集群之间的交互活动,为人神主要的生活方式。当中国神话以宗族社会现实世界为其所反映的变形世界的蓝本,依此构建人神淆杂世界的生活方式时,这便意味着,宗族社会的现实生活,为中国神话的宗法化奠定了牢固的现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