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笔记小说官场用语初探——以《唐国史补》为例姜婉莹

《唐国史补》是唐代李肇所撰的史料笔记,共三卷,记载开元至长庆百余年间的史事逸闻。该笔记词汇十分丰富,不乏大量官场用语。本文对其中的官职名称词语和官场称谓词语进行简要探析。

明代中后期的官场生态与官场病的形成

在明代中后期的官场中,儒家政治文化中的为官本义已经丧失殆尽,很多人将出仕做官当作一桩"买卖"或者"生意"。自弘治以后,由于科举导致学仕分离,人才登进存在的弊端,考察、监察制度的缺失,以及官俸微薄且追求享受,最终导致官场病的形成,且至嘉靖、隆庆以后更成病入膏肓之势。面对积弊日深的官场病态,明代的士大夫群体出现两种应对之法:一则消极逃避,视官场为"活地狱";二则积极应对,且提出诸多的治疗之方。

“官场小说非政治小说”浅议

近来评论界喜欢就官场小说与政治文化的问题发表议论，这一议题本身隐设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流行的官场小说展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对这一前提，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目前那些优秀的官场小说刻意展现的乃是中国的官场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官场文化不能等同政治文化，官场小说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小说。区分这一点对于如何给官场小说以文学史的定位，意义重要。在此我想就此问题谈谈自己一点粗浅的看法。

当下官场小说的叙事症候

现代官场小说当指晚清以来专以官位（权力）为视点以现代为时间以官场（政府机关）为空间以社会焦点为叙事语法所展开的对社会体制、民生甚至人性特别关照的小说。它起于晚清（1903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初版），盛于当代，二十世纪首尾两端前呼后应，洋洋大观。显然，在中国不论是内在的观念还是文本形态而言，官场小说都是现代（性）的产物。晚清官场（谴责）小说暂且不论，

论王跃文官场小说中文人型官员形象

王跃文率先在其官场小说中塑造了朱怀镜、关隐达等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文人型官员形象,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官员形象的陈旧书写模式,生动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身陷权力场的知识分子身上人文情怀和官场规则之间的矛盾对立,以及他们在矛盾纠结中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和人格分裂,深刻批判了官场权力对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和理想追求的的侵蚀异化,丰富了当代小说的人物长廊。

试论当代官场小说的渊源及流变

官场小说作为一种小说题材类型,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晚清谴责小说的出现意味着真正意义的官场小说的诞生,20世纪30~40年代国统区的政治讽刺小说和讽刺喜剧有力地推动了官场小说创作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场小说的创作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产生了"主旋律派"和"官场写实派"两大流派,标志着官场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时期的来临。

论汉晋南朝时期官场“送故”活动及官场人际生态

"送故"是汉晋南朝时期官场腐败形式,它经历了从西汉时期的"礼仪性送故"向东汉的以"财物性送故"的发展,到东晋达到高潮。南朝以后,国家不断出台相关限制措施,使得"送故"逐渐走向衰落,但新的贪腐形式"还资"的名目抬头。"送故"现象分两类情况:一类是针对即将离任的长官,所送的内容具体又分为送钱、送物、送人力三种;另一类情况是长官在任上或是离职后亡故,原官府或故吏向其赠送大额金钱。"送故"活动的普遍发生,与汉代以来实行的察举、辟举选官方式密切相关;反过来,"送故"活动又对当时的官场人际生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创作个案研究述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正如某些论者所言，当代中国文坛一个“突出而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就是以正面描写官场权力生态和揭露腐败现象为特点的官场文学的兴盛和繁荣。官场小说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权力镜像，是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所谓宏大叙事，涵括了诸多复杂的话语系统，是个多重暧昧的话语场域，具有丰富的言说空间和特殊的研究价值。研究者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向度，对官场小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文化阐释和美学批评，其立足于具体作家作品分析的个案研究无疑是此一时期官场小说研究的重要部分。

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热潮的历史文化缘由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官场小说”的热潮。从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进行考察,“官场小说”可以说是百年文学中官场叙事传统在新的时代境遇中的延续和发展。一方面,权力异化而导致的官场腐败与自由宽松的话语氛围为它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官场小说”是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对自身角色的确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批判与建构的积极参与。

非典型官场小说——评铁戈《非典型公仆》

《非典型公仆》关注官场选人用人这一官场根本问题,揭示了官场任人唯亲现象的普遍性、危害性及其难以根除的根本原因,体现了独特而深刻的思想性。同时,它又具有鲜明的讽刺艺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有特点。这样,同其他的官场小说相比,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体现了鲜明的非典型特征,《非典型公仆》可以说是一部非典型的官场小说。

官场小说火爆的背后

官场小说近几年持续升温，在职官员逐渐成为创作的主力军。不少读者对作者的特殊身份充满兴趣，意图通过官场小说来洞窥官场文化，甚至将之奉为“官场教科书”。“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王跃文曾说，好的官场小说，其实就是在给官场和官员“祛魅”。然而，目前许多人心目中的“官场教科书”，实际上只是作者笔下的“假官场”。

关注官场逆淘汰

周永康案客观上暴露出当前我国政治生态中的某些严重问题。人民论坛9月上刊发《从周永康腐败集团看官场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态》一文，从官员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剖析周案形成原因，引发强烈反响。近日，许多干部来信来电反映，当前政治生态亟待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官场逆淘汰”现象，即官场中客观存在的平庸淘汰杰出、劣质淘汰优胜、小人淘汰君子等，致使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操守者，遭到冷遇、排挤、打击和压制的现象。

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的官场话语分析

生态语言学强调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官场话语生态位的生物-逻辑环境、社会-逻辑环境、精神-逻辑环境因此成为动态语言研究的必有要素和重要动因。借鉴生态语言学考察当代中国的官场话语,可以构建官场话语生态位的框架体系,以此来解释官场话语接受中的独特话语现象,从而发展领域语研究的新面向,探索话语分析论域中生态语言学视角研究方法的新路径。

“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

本文运用和拓展了"官场+市场"理论,重新解析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入在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之中,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在官场竞争之中。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官场+市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政企的有效合作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内部的政治激励("把事做对")、外部的市场约束("防止做坏事")和必要的信息反馈("做对的事")。中国"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在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实现了辖区内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传统的结合,为我们揭示中国增长之谜开辟了新的视角。

明代官场常例钱初探

明代俸禄薄恶,官员为谋取制度外的收入,官场出现了诸多不成文的规例,常例钱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本文对明代官场的常例钱作了详尽探讨,认为常例钱的存在既有明代制度的诱发根源,也与其他因素有关。这种规例的存在致使官场贪贿公行,吏治败坏,恶化了明代官风。

道德、人性与政治——当代“官场小说”的审美偏失

近些年来官场小说创作的勃兴,根源于社会现实矛盾的加剧与作家们现实主义的政治关切传统。在越过传统的意识形态叙事藩篱以后,当代官场小说在格局、视野、境界与美学气象等方面都有所拓展或提升。然而因为作家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叙事智慧等方面的不同局限,目前的官场小说创作还有诸多偏失,主要即体现在道德价值取向方面的观念滞后与创新性不足,人性叙写的低俗化乃至把人性视作权力腐败的根源而使社会问题人性化的错误倾向,对"政治"观念理解的狭隘导致文学介入现实政治的力量有余,而对政治文化的历史纵深感切入不够与审美性不强等问题。

儒家忠孝伦理在古代官场政治实践中的矛盾与冲突

忠与孝是儒家伦理纲常的核心,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形成封建社会"忠孝一体"的伦理同构意识。同时,在古代官场政治实践中,忠与孝经常抵牾对立,难以兼顾两全,屡屡引发古代官场社会所谓"忠孝不两立"的矛盾与冲突。面对忠与孝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忠在孝先,保忠弃孝,不仅是古代官场中人躬身践行的主流趋势,而且也是封建国家对朝廷仕宦群体一以贯之的强制性政治要求。

论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

从日常生活角度,分三个方面探讨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一、权力在日常生活中以日常权威和权力崇拜的形态出现;二、权力的运作方式:权力和日常生活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互动,"关系"是其互动的润滑剂;三、权力游戏的动因是争权夺利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事件,权力游戏是荒诞和无意义的。

晚清岭南官场演剧及禁戏——以《杜凤治日记》为中心

岭南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清中叶以后岭南戏曲才迎来发展的高峰。同治、光绪年间,浙江人杜凤治在宦粤14年的日记中,较为清晰地记录了晚清广府官场宴戏及民间演剧的面貌,为我们触摸100多年前岭南戏曲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文献。《杜凤治日记》还以官员的视角展示官府禁戏的历史场域,重现各种禁戏指令出台和执行的始末,开显官方与文化传统、地方士绅及在华洋商等多重因素较力的隐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