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性权利或程序性权利——对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实证研究与反思

我国立法者于2005年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规定于《公司法》之中,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赋予中小股东在公司管理层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时相应的诉权。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却早已存在,由于当时缺乏统一立法,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根据自身对于相关理论的理解加以适用,故而对该制度的适用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相关法律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但由于立法者对于程序性规定的忽视,从而导致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产生了不协调之处。

落实党员实体性权利的重要尝试

苦干年来,在江苏省委领导下,在中央精神指导下,南京市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基层党建等领域一直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积累了一些好做法和经验。2009年7、8月,南京在363个城市社区党组织换届中全部采取公推直选方式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在一个省会大城市、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同时直选,属全国首次,其探索模式被称为"南京样本"。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追踪报道,引起了理论界和党建系统广泛关注。为了进一步梳理和提炼"南京样本"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以及如何使创新走向完善,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以飨读者。

论大学生程序性权利

承认和尊重大学生程序性权利是依法治校、保障学生权利、构建和谐校园的关键。文章阐释了大学生程序性权利的内涵、外延及其价值,分析了大学生程序性权利的功能,提出了大学生程序性权利实现的保障机制。

略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

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不仅有保护相对人实体性权利实现的外在工具主义价值,同时有尊重相对人人格尊严、保障相对人平等地位、维护程序正义等独立价值。其独立价值的实现凸现了程序性权利参政和控权两大功能。基于上述认识,保护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为行政法治所必须,当前工作的着力点应放在权利保护的系统化和权利实现的机制建设上。

刑事被指控人程序性权利研究

刑事被指控人的程序性权利,作为与实体性权利相对的概念,尚未受到刑诉学界的充分重视。程序性权利可以归结为人们以自己的行为享有和获取某种实体利益的正当性,以及享有作为道德主体、捍卫其人格尊严权利的正当性。它与实体性权利绝非简单的落实和保障之关系。程序公正和程序人道构成了其价值基础。刑事被追诉人的程序性权利包涵了程序启动权、程序参与权、程序选择权、程序救济权、程序抵抗权、受告知权等多种权利类型。落实实体性权利,实现程序价值,提高刑事裁判和决定的可接受性,限制决定者的恣意、规制权力的运作,推动和落实善治是其功能所在。

高等学校学生权利研究

高等学校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普通公民,其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受教育者,其享有教育法所规定的法定权利;而根据高校学生与学校所建立的教育契约关系,学生享有教育契约上的权利。从实体与程序角度界分,这些权利分为实体性权利与救济性权利两大类。实体性权利有学籍权、获得良好教育权、民主管理权等,救济性权利有契约上的请求权与抗辩权、行政申诉权等。

高校教育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冲突解析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高校学生诉高校的诉讼纠纷案件,其实质是高校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权利之间的争议,如何更好地用法律来规范和协调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已被提上日程。高校管理权和学生权利之间冲突产生的根源主要为传统学校教育管理的绝对权威,学生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教育法制与教育体制存在缺陷。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学校管理权与学生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冲突。我们应多管齐下,化解学校管理权与大学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

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已得到从上而下的认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开始被贯彻实施。“依法治国”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都把“人”放在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况且我国侵犯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研究也就成为一种迫切需要。文章试从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的现状及其保障的必要性入手，唤起人们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的重视，并就保障的途径作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在保障的途径中引入国外的“抵抗权”一说，以求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

现代权利理论争论程序性解决方案的贡献与缺憾——与彭诚信程序性权利观商榷

彭诚信在其《现代权利理论研究:基于“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的评析》一书中提出的程序性权利观,是对以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为代表的现代权利理论深刻反思的结果。这一新型权利理论具有从实体性关涉到程序性关涉的研究视角与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解决了现代权利理论难以拓展解释公法权利现象和权利在立法、司法及执法环节中的不同样态的问题。程序性权利观也存在一些缺憾,尤其是无法摆脱对权利实体性问题的追问,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综合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的尝试,却事实上无法弥合两者之间的深层哲学裂痕。因此,程序性权利观或许无法完成其超越现代权利理论的历史使命。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被告人权利的演进逻辑与规范阐释

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新增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其主要目的是打击贪污腐败分子,完善追逃追赃机制。作为一项新增制度,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进程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也引发关于该程序是否有违正当程序的质疑。对此,缺席审判程序设置了严格的适用情形,并从程序上和实体上对被告人的权利加以保障。但缺席审判程序的法条表述较为笼统,首次施行也没有以往经验可用以参考,缺席审判程序在具体适用时仍有可能侵害被告人的权利,如误伤非恶意缺席被告人,减损被告人知情权、辩护权、上诉权和财产救济权等。为了修正这些弊端,我们应当明确仅对潜逃境外的被告人启动缺席审判,确保缺席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在程序上保证被告人实际知情权并明确上诉权行使顺位,在实体上完善财产救济机制,以期有效保障被告人的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发挥缺席审判程序既惩罚犯罪,又保障被告人人权之目的。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体系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农民集体权益,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益。而要实现这个根本目的,首先需要明确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以及农民与集体成员之间的区别。

论职业病诊断权利

职业病诊断权利是一项劳动者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亦是一项保障实体性权利的程序性权利;其内容包括有职业病诊断的提出和职业病诊断鉴定的申请,以及当事人的配合义务。而职业病诊断鉴定权利是职业病诊断权利的体现和延伸。对劳动者而言,职业病诊断权利属于私权利,放弃职业病诊断是劳动者对个人私权利的处分。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法理上其不存在提请首次职业病诊断的权利,但存在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和提请职业病再诊断的权利。职业病诊断中当事人履行配合义务是职业病诊断权利启动与顺利进行的保证。劳动者提请职业病诊断后,在诊断过程无合理理由而拒不配合进行健康检查或医学观察等,可视为其放弃职业病诊断权利。用人单位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但不缴纳鉴定费用的,可以按照其放弃权利、撤销鉴定申请处理。劳动者提请职业病诊断或者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但用人单位拒不缴纳相应费用时,并不影响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的进行。此时,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环境权的概念、属性——张力维度的探讨

环境权具有生态性权利、经济性权利和精神性权利三性一体的属性。其内容包括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

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新论

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由于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躲避、抵御侵害的自我保护机制还未形成等,更容易遭受某些犯罪的侵害,而且这种被害具有个性特征。针对未成年人被害的现状和特征,国家有责任构建和完善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以更好地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只有包含受监护权和隐私权在内的实体性权利与包含陈述意见权和特别司法保护权在内的程序性权利均得到保障,才是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理想状态。

公民环境权益实现途径的新分析——以公民环境权益的存在状态为视角

自公民环境权理论的诞生已过了半个世纪有余,但有关环境权的理论之争却从未停止过,公民环境权的实现之路也因此未曾平坦过。在对环境权理论提出质疑后,尝试以公民享有的"环境权益"替代"环境权利"展开论述;撇开现有环境权的理论局限,以公民环境权益存在的三种状态——"尚未造成损害的状态、已经造成损害但未出现具体受害人的状态、已经造成损害且有具体受害人出现的状态"作为突破口,以不同主体的环境权利、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为解决的逻辑思路来探讨公民环境权益的实现途径。

“正当法律程序”适用的基本问题

参照法治成熟国家的经验,当前中国"正当法律程序"制度的主要问题更多是集中于法律适用(实施)层面,而非法律制定层面。文章在三个层面展开"正当法律程序"适用的基本问题的探讨:首先,建立正当程序的基本理念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前提;其次,加快程序规范的立法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依据:最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核心.在中国走向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应当认清"正当法律程序"的两面性,在具体适用过程中最大限度的"抑恶扬善",将"正当法律程序"规制的宽严与行政行为的性质等个案语境结合考量。

环境权新论

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或者是在清洁和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环境权仅指生态性权利,不应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和国家环境管理权纳入。环境权的享有者只能是公民或个人,因此也可称为公民环境权,不存在法人环境权、组织环境权、国家环境权或人类环境权之说。环境权是由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等一系列实体性权利所构成的"权利束",属于具有宪法位阶的基本人权,而且是基本人权中的社会权,其客体是满足每个公民生活需要的环境品质。

论被害人上诉权的价值与保障

上诉权作为被害人的救济性人权,具有公正、秩序、效益及科学民主价值,是被害人所有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但是,必须完善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才能保障被害人上诉权实现。

试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内涵

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环境权概念后,对于环境权定义、性质及内容规定至今莫衷一是。现实中发生的环境侵权案件,不仅反映我国在公民环境权益保障与救济上不足,也对明晰公民环境权提出具体要求。文章通过探究公民环境权设置各家学说,结合分析国内外立法实践,综合阐述对公民环境权法律内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