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治审判中的意识形态——以《论金冠》为中心

金冠审判是公元前4世纪一场知名的政治审判,对阵双方分别是此时雅典政坛亲马其顿派与反马其顿派的代表人物。结合政治学、政治哲学、法理学的相关理论,深入分析获胜方德摩斯梯尼的庭辩演说辞《论金冠》,可以看到各参与主体对政治审判特有法律语境和话语规范的理解和呼应。法庭的审理和裁决不仅反映而且塑造着雅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政治认知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传世文献记载中常以沉默面目示人的陪审员,其实也以独特方式参与进了这场实践活动之中,他们的评判和裁决匡正、捍卫了雅典的意识形态。陪审员的实践在雅典意识形态领域所起的作用尤其值得学界重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任免名单

一、免去高憬宏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二、任命钱晓晨、马岩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三、任命杨占富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免去其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第五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四、任命蔡金芳(女)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免去其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五、任命祝二军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免去其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知识产权审判实务中关联案件现象的思考及对策分析——以济南中院知识产权关联案件为研究样本

知识产权关联案件,是知识产权审判实务中对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相同、诉指事实相同或相近的多起案件的一种习惯称谓,也称串案或系列案件。近年来,在各地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关联案件的数量逐年大幅增加,有些法院的关联案件已在知识产权案件总量中比重过半。大幅增长的关联案件现象反映了知识产权审判的新动向,也给法院的审判管理、审判标准、审判效果等实务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结合济南中院2010年知识产权关联案件的相关司法统计数据,试图厘清关联案件现象的特点、成因,并对由此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进行了综合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职务名单

一、任命张军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二、任命南英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三、任命纪敏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告诉申诉审判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四、任命高憬宏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五、任命俞宏武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国民政府审判日军将官战犯名单考订

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各地设置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其中审判日军将官战犯情况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项基本数据,尚无完整准确结论。最新文献《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公布一份“已判决日军将级战犯41人名单”,本文对此进行详细辨析、改正,整理成审判日军将官战犯39人名单,详列战犯个人资料、履历,并作简要统计分析。

对抗式刑事审判概念辨析

对抗式刑事审判至少包括以下四种不同的内涵:字面意义上的竞技式司法、比较法意义上的普通法系审判、技术意义上的对审式审判和控辩主导式审判、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纠纷解决式审判。对抗式刑事审判运用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又有各自的不足之处。参酌最后两种定义的合理部分,对抗式刑事审判应界定为由控辩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主导且在严格规则规范下的审判,裁判者在该程序中通过理性的方法判断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成立。

涉外审判的理念：派与汇

如果从1994年省法院设立经济审判第二庭专司涉外商事案件审判的职能算起，就专门化审判业务而言，迄今广东法院涉外审判咏唱岁月迹近二十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大民事审判体制的部署，2002年省法院建立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涉外商事和海事审判。目前，

刑事审判组织的权与责

一、刑事审判组织权责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除自诉案件和其他不需要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可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外,应当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法律赋子刑事审判组织的职权,是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权。

俄罗斯新解密伯力审判档案探析

1949年12月底,苏联在伯力市对山田乙三等战犯举行审判,追究其在侵华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罪行,使世界民众知晓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战俘开展人体活体解剖实验,严重践踏国际公约和社会伦理的真相。伯力审判有力弥补东京审判的不足,为惩处战争罪行提供重要范例,与纽伦堡审判等共同构成反法西斯同盟正义审判体系,并对保存客观历史记忆、有效抵制歪曲二战史实言行具有重要作用。

基层法院数字化审判监督优化研究

在基层法院体系中,审判权是审判监督机制的客体表现形式,法官是行使审判权力的主体对象。若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其主审判决权无法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则极有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不仅歪曲司法价值观念,还会破坏司法审判的公平公正。“一五改革纲要”实施以来,人民法院不断完善院长、庭长及相关审委会成员的审判与监督职能,并在细化岗位职责的同时制定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在现代化背景下,这种新型的改革模式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任免名单

一、任命茅仲华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二、任命高晓力(女)、耿宝建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三、免去边永民(女)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四、任命何帆、邵长茂、喻海松。

论公开审判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公开审判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但是这一诉讼原则的施行牵涉诉讼法理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人们对此的理解既不充分又意见不一，这种局面直接阻碍了司法运作，难以推动诉讼改革的实质进展。所以。

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公正与效率”的必然要求

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作中均存在一些问题,其最大弊端在于其享有的对案件的实体审判权违反诉讼基本原则和制度,是造成目前审判效率低、案件质量不高、执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应予废除。

面向环境司法智能审判场景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探讨

环境司法审判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的突破而形成的AI大模型为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转向更高水平的智能审判体系提供了重大机遇。本文围绕推进AI大模型技术与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融合、实现环境司法审判工作创新发展的主旨,探讨了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智能审判中的赋能作用和应用实践,凝炼了当前环境司法AI大模型存在的数据质量“低劣”“算法黑箱”引发偏见、深度应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以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应用为例,构建了基于AI大模型的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系统,阐述了相应系统的架构设计以及涉及的技术要素。进一步提出了注重顶层设计、建设环境司法高端智库,建设环境司法数据中台、健全司法数据标准及规范体系,构建算法治理机制、促进环境司法审判公平正义,完善环境司法多元问责机制、筑牢司法监督管理体系等发展建议,以期丰富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前沿技术认知,加快环境司法的智能化、智慧化、现代化转型进程。

沈阳审判与纽伦堡、东京、南京审判比较研究

1956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现今沈阳北陵电影院旧址,对侵华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历史性的审判。在这次审判中,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实行特殊的宽大政策,日本战犯也都表示诚心悔过,在自己余生中愿为中日两国人民的长久友谊做一点贡献。沈阳审判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当然首先是中国政府的英明决策,但与总结和借鉴纽伦堡、东京和南京审判的经验,也有密切的关系。纽伦堡审判开创了审判战犯这种模式的先河,并针对审判二战战犯制定了相应的罪名,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东京和南京审判相继出现政治干预法律的情形,这些都对沈阳审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审判行为——关于审判方式改革的思考

审判方式,是审判行为和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的运行方式。审判行为是法官以国家名义所依法实施的法律行为。在诉讼活动中,审判行为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不言自喻的决定性。所以,审判方式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审判行为的改革。

新时期农村巡回审判实质化及其展开

巡回审判体现了党领导的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项司法制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巡回审判具有增强国家法律和司法的可接近性、回应基层乡村社会司法需求,以及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等制度价值。而伴随农村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及基层法院办案方式的不断规范化,当前的巡回审判缺乏切实可行而又符合司法实际的制度支撑,导致其实践运行日益形式化。为确保巡回审判在农村地区的实质化运行,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关键要重构巡回法庭与乡村社会的联结,并结合当前巡回审判的特征和规律,在优化巡回审判制度本身的同时,从人员配备和经费保障等方面完善配套措施。

审判委员会决定权再审视

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权都有各自的规定。概括而言，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过本院审判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各类案件，审判委员会有权作出是否可以进行再审的决定（见《刑事诉讼...

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现实阻滞与法治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系统逐渐被引入司法审判领域,在辅助司法审判应用过程中发挥着“连接桥”“参考书”“预警器”作用。但限于科技发展的渐进性,当前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功能发挥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化、审判法官的应对失能化以及科技公司的生产机械化等。为破解数字司法的实践难题,首先,应当突破传统技术限制,完善对先进审判系统的宏观设计;其次,应当设置体系化技术培训方案,切实提高应用主体系统操作能力;最后,应当从严把握技术准入标准,规范产品提供行为,为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应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