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影视纪录片的客观真实与主观创作

影视记录以形象纪实为基础,以“真实”、“事实”和“写实”为依据区分影视记录类型,就比如电视新闻和访谈记录就是两种很典型的影视记录方法。而影视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则需要严格遵循新闻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原则,保证记录内容的真实准确性,这也是影视纪录片的根本底线。所以,影视纪录片首先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客观地记录事件。这样才能为受众提供最可信、最具真实感、最有价值的影像资料。其次,影视纪录片还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能真实地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体验,通过镜头语言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总之,影视纪录片不仅包含了客观真实,还包含了创作者的主观思路,包括材料、音乐以及剪辑等。

论中药不良反应的客观真实性

中药不良反应是当今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外应对方法是颁布与之相关的中药的禁令,国内对如何正确应对中药不良反应没有制定一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因此,本研究在回顾性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国家在中药安全性评价中作为示范研究的千里光、青木香、大黄、益母草、附子、柴胡等具有代表性的中药,审视中药不良反应的客观真实性,进而维护中药的良好声誉,释除人们对中药安全性的担忧。

客观真实与主观倾向之间的新闻叙事

新闻是一种叙事存在。新闻叙事是新闻叙述者对新近发生事实的重构。这种新闻叙事的重构,使得新闻叙事的三个层面都表现出主观倾向性,以致新闻理论倡导者提倡的新闻客观真实的本质只能成为叙述者主观认识上的真实,而纯然的客观真实成为新闻工作者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新闻叙事的客观真实性与主观倾向性的交融,使得新闻叙事只能在两者之间追求一种平衡点,让叙述的新闻更可能接近事实的本相。

试论诉讼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与一元制

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价值评判和利益衡量以及要件事实与行为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决定着立法者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摄取和规定。"法律真实论"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以此指导司法实践也是有害的,因此,应当坚持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标准。由于诉讼证明标准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即追求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存在,因此,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诉讼证明标准应为一元制。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对刑事判决证明标准的再思考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在理论上的对立只是一种误解中的对立,它们的攻击对象并不是对方本身,实际上,它们是在以不同的视角阐述着相同的理念。但是,在我们选择证明标准时,却只能选择法律真实观,因为,法律真实观具有理论上的兼容性、对客观真实的依赖性、标准上的可行性及价值理念上的合理的可接受性。而且,这一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论争之检讨——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由论争到折中的转变,证明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可以融合生长,实现优势互补。我国证明标准缺陷问题主要是体系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可以在坚持客观真实理论基础上吸收法律真实之逻辑性、层级性和规律性等优势,完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进而重构我国的证明标准体系。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评析

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并存的规定是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与制度探索共同作用下的新规定。尽管学界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规定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但两者并存的规定是立法者无奈却又不乏理性的选择,其实质是不再苛求传统的"客观真实"标准,但立法者又不完全信赖司法者对"法律真实"①标准的可控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是在两者之间。新的证明标准体现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结合,在证明模式上体现了印证证明与典型自由心证的结合,在证明方向上是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的结合。新标准有利于公安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掌握,有利于法官心证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也有利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和刑讯逼供问题的消解。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价值考量——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者之间是存在辩证统一关系的,要在平衡各种价值需要的基础上,协调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的矛盾。法律真实追求法律权威和客观真理的平衡,是客观真实基础上法律评价的结果。

论刑事证据的客观真实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及与持不同观点者的辨析上,进行科学总结,并对此标准在运用中的利与弊进行剖析。着重从刑事证据本质特征及司法实践适用中的问题等方面,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展开深入论证,以期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有所裨益。

非此非彼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适合于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此为诉讼证明标准设定的认识论前提。“客观真实说”关于证明标准的观点和关于证明评价标准的观点在诉讼法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不具有现实的程序意义。“法律真实”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法律真实说”关于真实标准的主张也是多余的。只要承认并对自由心证原则予以纯正把握,则两说及其论争可以终结。

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在审判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在审判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法学界长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 ,把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任一方面作为案件审理的惟一依据都是失之偏颇的。因为 ,客观真实是源、是本质、是决定因素 ,法律真实是流、是现象、是被决定因素 ;客观真实是法官追寻的终极目标 ,而法律真实是法官追寻终极目标的桥梁。就此而言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既要反对只重视法律真实的证据化倾向 。

对“客观真实观”的几点批判

“客观真实说”尽管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仅仅将刑事审判看做一种认识活动,抹杀了诉讼中的认识活动与哲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视野下的认识活动之间的界限,并且将这种以“重构已然事件”为目标的认识活动绝对化,不仅不符合认识的发展规律,也排除了人的主观性以及其他诉讼价值存在的可能性。因而,“客观真实说”的缺陷是极其明显的。相比而言,“法律真实说”能够较为恰当地表述刑事审判所认定事实的准确性程度,符合刑事审判的性质,能合理地解决实体公正价值与程序公正价值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法律真实说”具有可操作性,符合认识发展的规律。

新闻叙事:客观真实性与主观倾向性间的博弈

新闻叙事是叙述者对新近发生的事件重塑的产物,新闻叙事不是事件"脉脉的自我显示",而是叙述者通过叙事话语对原事件的"指称"和"命名"。叙述中,新闻的客观真实性要求与语言的主观性倾向相冲突:在对所叙之事的选择上,一方面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事件的始末;另一方面,框限系列事件中的局部事件,以传达一定的价值理念。在叙述主体的介入上,新闻叙事一方面努力营造主体不在场的假象,另一方面,主体又以言者主语、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化的身份介入叙事,主宰叙事的进程。新闻的客观真实性要求与语言的主观性倾向决定了新闻叙事只能是在客观真实与主观倾向性之间博弈并寻求最佳平衡点。

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实体真实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一个争议颇为激烈的理论问题。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 ,对形成各种证明标准的历史条件和标准环境进行了比较对照 ,并从诉讼实践的价值取向等角度 ,对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和实体真实的标准加以分析 ,提出了正当程序的要求之下追求实体真实的必然性 。

超越主客观真实——浅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与生活

伍尔夫对“生活”的意义有着独特见解。其文学创作观的独到之处在于突破主客观真实 ,超越孤立自我 ,在艺术中达到“自我”与“他者”的社会融合。伍尔夫的四部小说《达洛卫夫人》、《去灯塔》、《海浪》和《幕间》表现同一创作思想主题 ,表明伍尔夫为此而作出不懈的探索所付出的努力 ;体现了伍尔夫要求超越现实 ,打破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而达到融合的愿望。

客观真实 公共服务 社会责任——论范长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抗战时期第一个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中国新闻记者，范长江凭借其在《大公报》发表的一系列战地通讯，名震新闻界。本文以范长江相关理论文本和报道实践为依据，分别从客观真实、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探讨了范长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以及其对当代中国新闻业的现实启示。

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差异及其成因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在其代表作《罗生门》中对一个本应很简单的杀人案件，因为叙述者立场和视角的转换，观众竟然看到了四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强盗、女子、丈夫、樵夫）。在影片中，黑泽导演通过真实的描述来探讨人性，在真实是什么的追问中凸现了人性的弱点——人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会本能地回避，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接受并下意识地建构仅符合其个人需要的事实认定。从法律的视角，对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这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做些探讨。

客观真实 公共服务 社会责任——论范长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语境下的产物，指相对新闻消费主义倾向而言的以“客观准确、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社会责任、公共服务、职业道德”[1]为核心内涵的新闻理念。相对于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而言，新闻专业主义新增加了“客观真实、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等内容．鉴于这些原则与中国新闻处境有一定的相符合性，因此，继续探讨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