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信息化与农业家庭经营融合发展研究

推动农业信息化与家庭经营融合发展是我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所在。本文分析了我国农业信息化与家庭经营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面临问题,认为数字乡村建设为农业信息化和农业家庭经营提供了巨大发展契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乡村背景下农业信息化与家庭经营融合发展的实现途径。

农业强国背景下粮食生产小农户家庭经营的存续优势与优化路径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可靠供给是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首要课题,其中小农户始终担任着粮食生产主力军角色。这种绝对优势地位不单是对紧张人地关系的被动适应,更是源自小农户家庭经营依靠自给性劳动以内化监督成本、传承“地力常新壮”的土地利用观保护耕地肥力、吸纳非农就业收入以增加粮食生产资本投入等人地钱三大要素投入方面的内在优势。然而伴随着“虹吸效应”及“挤出效应”带来的农业生产关系领域的急剧变革,种粮收益保障机制不健全、劳动力有效供给结构性短缺和农业技术路线发展不均衡等制约因素正不断引发“谁来种粮”的时代之问。为端牢十四亿中国人的饭碗,下一步应继续以挣钱得利为导向,健全粮农收益政策保障体系;坚持育引内外并举,强化种粮人才支撑;依靠生化和机械技术双轮驱动,优化粮食生产技术路线,着力破解“愿不愿意种粮”“什么人来种粮”和“能不能种好粮”等三大结构性难题,充分释放小农户家庭经营的生产潜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微观主体基础。

广州市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特点、瓶颈与发展对策

【目的】在农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攻坚期的背景下,对都市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所体现的特点进行梳理,为解决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实质性困难找到着力点。【方法】采用统计年鉴、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及抽样调研农户等数据,总结广州市农村家庭经营收入近年发展特征和趋势;进一步分析家庭农场调查数据,揭示当前都市化地区农村家庭经营面临的瓶颈。【结果】2000—2020年广州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由40%增长到73%,经营性收入占比从50%下降到11%;虽然广州市农村居民整体上对经营性收入依赖度下降,但经营净收入对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户增收起到相对重要的作用。广州农村家庭经营农场从“小、多、全、散”向“成规模的单一而专业”转型过渡,逐步呈现三产融合发展态势,但采用农业设施或先进机械的农场比例较低,绿色发展意识不强。【结论】当前广州农民家庭农场家庭经营规模适应了都市农业的高成本与高风险,但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缺乏内生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效率有待提升,长远发展仍然面临资金不足、社会化服务落后、销售渠道不通和村庄基础条件不完善的问题。因此,须激发经营性收入增长内生动力,出台人才、金融与技能服务、产业集群和绿色发展相关政策,协同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

金融可得性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国31个省份1987~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可得性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作用机理,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可得性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效应。得到的结论是:提高农民金融可得性,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发挥了正向促进作用。金融可得性每提高1%,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就会增加0.18%。

外出就业经历对返乡人员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研究

返乡收入增长是实现人员返乡、留乡的关键。基于CHFS 2015年和2017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出就业经历对返乡人员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高收入水平返乡人员家庭经营收入主要受到外出就业经历的影响,而中低收入群体家庭经营收入更易受到家庭与环境特征因素的影响;自雇人员返乡后的家庭经营收入显著高于稳定雇员;返乡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地提高外出就业人员的返乡创业意愿,缓解雇员返乡收入差异。因此,政府部门在实施推进返乡政策时,应针对不同收入群体采取针对性措施,以增强其留乡创业意愿。

昆明市H村家庭经营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有机融合发展研究

作为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昆明市H村村民利用本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农户家庭经营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但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其家庭农户经营方式难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商品附加值的提升,且无法凭自身之力有效抵御各类金融风险和自然灾害,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益递减。为破解H村发展困境,应重点把握市场需求并借助政策支持,打造特色品牌,吸引人才,引资引技,探索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多元主体协同经营体系和发展模式,引导家庭经营经济与集体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数字乡村战略刍议农业信息化与家庭经营融合发展策略

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会将农业作为重要的发展领域。如果能够依托数字乡村战略的大背景,将农业信息化与家庭经营深入融合,就可以激发家庭经营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近年来,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为农业经营搭建了数字化的快车,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数字乡村战略的指引下,农业信息化为传统的家庭经营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本文以雪都村为例,探讨农业信息化与家庭经营融合的现存困境以及发展路径,以期为数字农村战略落地生根贡献力量。

必须坚持农业家庭经营

对于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完善。坚持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是因为家庭经营最适合农业，尤其是最适合作为一产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

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冲击--基于湖北省农户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实证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以湖北省农户的微观面板数据作为实证,对影响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归纳出以下几点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农村信息化建设和耕地的细碎化耕种会给技术效率带来明显的正效应,农户的干部身份、外出务工以及获得的银行信用支持会在不同程度上恶化其技术效率水平,经营规模的扩大可以改善技术效率水平,但盲目扩大规模往往会得不偿失。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归纳出一系列政策建议来试图改善农户家庭经营的技术效率水平。

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的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分析——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和我国农户的微观数据

为了排除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的影响,文章尝试在国内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农户生产调查数据,对2008年我国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为: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确实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户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良种补贴数额、人均家庭纯收入等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在同质经营环境和经营运气的条件下,农户生产决策与管理效率并不低下,且区域间差异较小,但规模效率成为制约技术效率提升的瓶颈。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农户种植规模、加大农民技术培训力度、重构农村技术推广服务系统、建立健全各种农业信息流通渠道、引导农民合理利用国家良种补贴等政策建议。

农业适度规模家庭经营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生命再生产密切结合的产业,此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无法像工业生产过程那样进行精确的计量和监督,在组织形式的选择上,决定了家庭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家庭不仅是一个经济活动单元,更是一个由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生命共同体,其成员之间容易形成共识与合力,为着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努力,不计利害,无需监督管理。当前实践中出现的合作社、工商资本直接进入农业生产过程的目的更多的在于获取国家财政补贴、土地增值收益及其他更高的非农或非粮收益,长此以往,必将对我国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对这种现象保持高度警惕。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与科技水平的相关性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本文采用动态经济计量方法研究了南京市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与科技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第一,提高科技水平与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第二,在提升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技术效率优于科技进步,但二者结合效果更加显著;第三,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对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影响呈现出先抑后扬特征,且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高效显著性正效应;第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波动性在农业生产前期主要源于科技三项费投入,而后期则是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影响因素的贡献分析

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家庭经营纯收入、劳动报酬收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组成 ,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虽然逐年下降 ,但当前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体 ,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因此 ,笔者考察了 1 978— 2 0 0 2年影响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的各因素 ,并测算了各因素对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 ,分析当前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的政策措施。

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进程与历程研究

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是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储备限制 ,农户非农化进程并不很快 ,一个农户从完全纯农户走向完全非农户 ,需要跨越两大资本门槛 ,即人力资本门槛与物质资本门槛 ,资本积累时间大约需要 8— 10年 ,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 4— 6个。所以 ,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手段与措施 。

家庭经营体制的历史变迁、规模效率及其下一步

我国家庭经营体制自始至终是与农村土地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经营体制经历了一个从有到无、再到有的过程。具体实践与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家庭经营体制的早期激励效应显著,成就巨大,但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其激励效应带来的利润空间不断缩小,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国外家庭经营体制发展经历显示,只有规模化经营才能扩张利润空间。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的家庭农场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到现阶段时的一种均衡选择,只有对现有的土地制度进行重新设计,才能给予我国家庭经营体制更大的调整空间。

河南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对1991—2001年间河南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水平及其构成的变化进行了实证描述,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此期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总收入经历了同步变化的3个阶段,家庭经营收入仍然保持了以农业为主体的收入结构.农产品价格、农产品成本、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结构是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变动的主要因素.

农业科技进步水平与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关系的实证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农村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科技等费用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影响显著。从长期来看,农村机械总动力每增长1%,将促使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0.23%;农业科技费用支出每增长1%,将促使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0.18%。

中介组织降低农业家庭经营市场交易成本分析

本文探讨了农业家庭经营在分散入市和有组织入市条件下市场交易成本的变化，以揭示发展农户经营市场中介组织的客观必要性。通过对比分析指出。

论家庭农场的本质是家庭经营——基于国内外经验证据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重要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国内相当数量的文献对家庭农场的界定偏离了家庭农场的本质,即部分文献过于强调土地规模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家庭农场的本质与核心特征就是家庭经营。另外,基于经典文献和我国农业发展现实,文章认为"规模"不应局限于土地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