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常州市一起鹦鹉热家庭聚集性疫情调查

目的 通过对常州市一起鹦鹉热家庭聚集性疫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探讨其感染来源和感染方式,为制定科学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查阅医疗机构就诊记录、访谈病例家属、现场调查花鸟市场从业人员等方式开展病例搜索,并对相关暴露人员进行采样和健康监测。采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收集2例病例的资料,包括基本情况、发病诊疗经过、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流行病学史等。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eal-time PCR)对采集的鹦鹉、共同暴露者、环境样本开展鹦鹉热衣原体核酸检测。结果 本起疫情共2例病例。病例发病前均有禽类接触史,并在所接触禽类中检测出鹦鹉热衣原体。肺泡灌洗液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检测结果显示其中1人鹦鹉热衣原体阳性。共排查出禽鸟共同暴露人员8人,鹦鹉热衣原体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健康监测无异常。共采集病例家鹦鹉、宠物鸟店铺同类型鹦鹉和外环境样本39份,共同暴露者咽拭子样本8份,结果显示环境样本20份阳性,均在病家鹦鹉和花鸟市场宠物鸟店铺。结论 该事件为因接触受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鹦鹉而引起的一起鹦鹉热家庭聚集性疫情,感染来源为花鸟市场售卖的鹦鹉。应加强观赏禽类的管理,预防鹦鹉热疫情的发生与扩散;同时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对鹦鹉热病例及时做出诊断。

家庭聚集性单纯疱疹病毒1型感染3例

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HSV)1型和2型(分别为HSV-1和HSV-2)引起多种疾病,包括唇疱疹、生殖器疱疹、疱疹间质角膜炎、脑膜炎和脑炎。HSV-1和HSV-2通过密切接触在个体之间传播。大多数人在生命早期通过口腔黏膜获得HSV-1,而HSV-2感染发生较晚,通常通过性传播;HSV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感染的结果。HSV感染后可表现为无症状、轻微的亦或是危及生命的。感染病毒后潜伏期长短、何时再激活、及侵犯某一部位与宿主的免疫状态密切相关[1];HSV可通过飞沫、口腔、呼吸道等方式传播,HSV在家庭成员中传播、感染不少见,但在相近时间段发病却不常见,我们报道3例家庭聚集性HSV感染的病例,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减少误诊和漏诊。

家庭聚集性鹦鹉热4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鹦鹉热是鹦鹉热衣原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宿主是禽类,传染源包括但不限于观赏鹦鹉在内的病鸟或病原携带鸟,人类通过吸入被感染动物的羽毛粉尘、干燥粪便、尿液或其他分泌物的气溶胶或直接接触而感染。感染可导致高热、畏寒、头痛、咽痛、肌肉酸痛等类流感症状,严重可导致呼吸衰竭、重症肺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多种并发症[1],引起肺部炎性病变并可累及肝、脾、心、肾、中枢神经系统等脏器,其中非典型肺炎是最常见的表现[2]。

2022年10月北京市某区一起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输入病例导致的家庭聚集性疫情分析

目的描述和分析2022年10月发生的一起由外地输入性病例引发的本地家庭聚集性疫情。方法运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方式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进行个案流调,按照方案对密切接触者、高风险人群及健康监测人群进行追踪和管理。结果流调信息和基因测序证实病例A为外省输入病例,本次疫情涉及1个家庭共7人,全部确诊,罹患率为100%,均因家庭内日常接触传播;7人均为轻症患者;男女性别比3∶4;平均年龄44岁,最小21岁,最大76岁;共判定风险点位8处;判定密切接触者109人,高风险人群7022人;风险点位环境采样仅在病家卫生间中为阳性。结论本起疫情呈家庭聚集性。新型冠状病毒人群普遍易感,同住人员风险最高;发现病例越早,造成的资源消耗越小.需加强对病例早期发现的灵敏度;由于人员流动性加快,建议在呼吸道传染疾病流行季节采取有效防护以降低传播风险,同时加强相关知识政策宣传告知。

2022年广州地区家庭聚集性儿童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感染的临床特征

目的探讨家庭聚集性儿童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影像学变化。方法将2022年10~12月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241例6岁以下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感染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感染年龄分为3组:0~1岁(n=76),1~3岁(n=80),3~6岁(n=85)。比较3组患儿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结果、疫苗接种史、影像学检查结果及转归。结果241例患儿中,轻型203例(84.2%),重型38例(15.8%),无中型及危重型。发热为主要症状(97.5%),其次是咳嗽(54.4%)、腹泻(29.9%)、鼻塞或流涕(25.7%)、惊厥(15.4%)。3~6岁的发热热程最低,核酸转阴时间最短,容易出现上呼吸道症状;0~1岁的发热热峰最低,以咳嗽、腹泻及皮疹为主要症状。0~1岁婴儿较年长儿容易出现肺炎性状的影像学表型,X线可表现为双肺野见斑片状和或云雾状阴影;胸部CT可表现为双肺纹理增粗,肺野通亮度减低,见条状和或片状高密度影,边界模糊。1~3岁重型发生率最高(22.5%),较0~1岁更容易发生惊厥。与轻型相比,重型的SARS-CoV-2 N基因循环阈值更低,更容易出现淋巴细胞计数减少、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升高及血清淀粉样蛋白A升高。在3~6岁患儿中,与接种0剂或1剂疫苗者相比,接种2剂疫苗的患儿发热热程超过2 d的风险更低(OR=0.373,95%CI:0.152~0.912,P=0.029),发生腹泻的风险降低(OR=0.298,95%CI:0.096~0.922,P=0.030),核酸转阴时间更短(OR=0.359,95%CI:0.149~0.867,P=0.021),重型的发生率降低17.3%(OR=0.237,95%CI:0.061~0.922,P=0.040)。结论家庭聚集性Omicron变异株感染儿童以发热、咳嗽为主要症状,胸部CT可呈现肺部炎性改变。1~3岁儿童较0~1岁更容易发生惊厥。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和血清淀粉样蛋白A有助于预测感染的严重程度。疫苗接种可降低3~6岁儿童发生重型的风险,降低病毒载量,减少核酸阳性持续时间。

上海地区乙型肝炎家庭聚集性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调查

目的:调查上海地区乙型肝炎(乙肝)家庭聚集性形成的危险因素。方法:设计调查表,调查先证者家庭成员乙肝感染相关行为危险因素,以乙肝聚集性家庭为病例,非聚集性家庭为对照进行危险因素的分析。结果:共调查298个家庭共870名家庭成员,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家中有肝硬化患者(OR=2.548,95%CI1.352～4.800;P=0.004)、共用搓澡巾(OR=1.864,95%CI1.125～3.089;P=0.016)是乙肝家庭聚集性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与乙肝相关肝硬化患者共同生活和共用搓澡巾是上海地区乙型肝炎家庭聚集性形成的危险因素。

四川省人群肠道寄生虫感染与家庭聚集性初步分析

在四川省的川西高原、盆周山、丘陵、平原等4种地形9个县18468人的肠道寄生虫调查中共查见寄生虫19种,其中线虫7种、原虫8种、绦虫和吸虫各2种。寄生虫总感染率为80.6％。4种地形的肠道寄生虫感染率和感染1—5种以上寄生虫的累积阳性率随上述4种地形依次升高,形成明显的梯度差。 应用G统计和二项分布拟合检验对2743个粪检资料完整的家庭中蛔虫、鞭虫、钩虫、贾第虫、人酵母菌及结肠内阿米巴6种寄生虫阳性人数的分布进行家庭聚集性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上述6种肠道寄生虫的分布有明显的家庭聚集现象,提示:可能由于每个家庭内生产、生活等共同因素作用,这几种人体肠道寄生虫感染均具有家庭聚集性。

江苏省人体重要寄生虫感染家庭聚集性分析

目的了解江苏省农村人体重要寄生虫感染家庭聚集性现状。方法按《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实施细则》的要求和方法,以江苏省19个县(市、区)、58个抽样点调查结果,应用G检验对重要感染虫种进行家庭聚集性分析。结果蛔虫、钩虫、鞭虫和华支睾吸虫的感染存在家庭聚集性。被调查各县(市、区)则随各虫种感染率的高低和感染度的轻重,家庭聚集性在分界点上下。结论江苏省人体重要寄生虫感染的家庭聚集性现象随感染率降低和感染度减轻,呈逐渐消失趋势。建议在防治工作中应注重提高家庭内成员的服药和健康教育力度,以提高和巩固防治效果。

福建省人体重要寄生虫感染家庭聚集性分析

目的调查福建省人体重要寄生虫感染家庭聚集性的现状。方法按《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实施细则》规定的方法,对福建省13个县(市、区)39个抽样点的调查结果,采用二项分布拟合原理对重要感染虫种进行家庭聚集性分析。结果共调查6219户,20195人,蛔虫、鞭虫、钩虫感染率分别为9.55%、11.48%、19.73%,其分布均存在显著的家庭聚集性(P均<0.001)。结论福建省人体肠道蛔虫、鞭虫和钩虫的感染均有家庭聚集性,建议以家庭为主体加强健康教育力度和驱虫,以提高和巩固防治效果.。

家庭聚集性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的确认及其病原的HA基因特征分析

目的确认江苏南京市2007年12月期间二例家庭聚集性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探究家庭聚集性病例的临床变化规律及其病毒的基因特征。方法通过知情人访谈和查阅病志方式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同时采集二病例咽拭子等标本,运用荧光定量RT-PCR法进行H5N1基因检测,并开展病毒分离,分析血凝素(HA)基因特征。结果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二病例为家庭聚集性病例,首发病例病后第5d出现"白肺",病后第8d后死亡,白细胞和血小板呈进行性下降。第二例病人存活,肺部未出现遍及全肺的大面积实变。二病例呼吸道标本H5N1基因检测均为阳性,培养物经鉴定均为H5亚型。二分离株HA基因同源性为100%,同我国浙江、安徽等地人源分离株接近(99.0%,98.9%),同江苏禽源分离株同源性达98.7%。二分离株经系统发生树分析均为CladeⅡ系的2.3.4基因亚群,HA1和HA2连接肽及细胞受体结合位点仍表现为禽源特性。结论二病例为人感染高致病禽流感H5N1病毒家庭聚集性病例,为有限的直系亲属间的人与人传播模式,分离株的HA基因特征仍为禽源性。

弓形虫感染家庭聚集性研究

目的 探讨弓形虫感染的家庭聚集性。方法 对487户临床病例家属计1 436人的血清用间接血凝试验(IHA)及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作弓形虫感染检测并作小鼠实验。数据采用二项分布齐性检验的G统计学方法分析。结果 弓形虫抗体阳性237户,占总户数的48.7%,阳性342人,占总检查人数的23.8%。30只小白鼠唾液涂片中1只发现弓形虫滋养体;10例弓形虫病人唾液涂片中1例查见典型的弓形虫滋养体2只。结论 弓形虫感染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家庭聚集性研究

目的 研究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家庭相关,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家庭聚集的因素来源。方法 应用广义估计方程2 (GEE2 )对上海地区的2 5 6个SLE家系(共1873例家系成员)调查资料进行了分析。GEE2可同时估计均数结构和关联结构的边际回归模型。所有的估计都在软件MAREG中实现。结果 调整了性别、年龄和家庭成员间疾病相关后,发现疱疹病毒感染史、药敏史与SLE存在很强的关联,其OR值分别为15 .2 6(95 %CI:1.73- 134.2 9)和2 2 .78(95 %CI :6 .11- 10 1.6 3)。调整性别、年龄和环境危险因素(包括冻疮史、疱疹病毒感染史及药敏史)的作用后,亲子间的边际OR值2 .72 (95 %CI :0 .86 - 8.5 8)和同胞间的边际OR值3.73(95 %CI:1.30 - 10 .6 4 )高于配偶间的边际OR值2 .11(95 %CI:0 .2 1- 2 1.0 7) ,同胞间的边际OR值有统计学意义。另外,环境协变量调整前,亲子间和同胞间的边际OR值分别为:2 .72 (95 %CI :0 .90 - 8.2 6 )和3.6 7(95 %CI:1.35 - 9.95 ) ,与调整后亲属间SLE疾病状态的家庭相关的大小相近。结论 SLE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很大程度上可以由遗传因素来解释。

一起家庭聚集性诺瓦克样病毒感染的调查

目的 :调查一起家庭聚集性非菌性腹泻病原、传播途径、临床表现以及病原学特性 .方法 :感染者腹泻粪便及其可疑食物采用RT PCR方法检测 ,并测序 .结果 :患儿、患儿父亲、患儿外公粪便标本及蟹肉标本均扩增出NLVs目的片断 ,测序分析表明该四份标本同源性为 1 0 0 % .结论 :证实该起家庭聚集性非菌性腹泻为诺瓦克样病毒感染所致 ,并在食物中检测到诺瓦克样病毒 。

晚期日本血吸虫病的家庭聚集性研究

目的：探讨晚期日本血吸虫病的家庭聚集性。方法：选择江西省玉山县８１ 例晚血和６７ 名非晚血的患者作为先证者和对照，调查其二级以内的亲属晚血患病情况，比较先证者近亲、远亲和对照组的患病率，并用 ０ 截尾 Ｐｏｉｓｓｏｎ 分布和０ 截尾负二项分布模型拟合晚血病例在人群中的分布，分析晚血的家庭聚集性。结果：先证者的一级亲属患病率高于二级亲属和对照组亲属；晚血在人群中的分布超越了 Ｐｏｉｓｓｏｎ 分布的概率范围而与负二项分布一致。结论：晚期日本血吸虫病具有家庭聚集性。

安氏Ⅱ~2类错家庭聚集性与遗传度研究

目的通过安氏Ⅱ2类错家庭聚集性分析研究以及安氏Ⅱ2类错遗传度估算,探讨遗传因素在安氏Ⅱ2类错致病机制中的地位。方法采用遗传流行病学病例对照的方法,对126例安氏Ⅱ2类错先证家系及150例对照家系进行对照研究,比较一级亲属患病率。结果先证组一级亲属总的患病率为25.37%,明显高于对照组一级亲属总患病率(6.60%),患病病例分布的理论频数与实际频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级亲属遗传度估算值为92.26%。结论安氏Ⅱ2类错的发生具有家庭聚集性,遗传因素在该病致病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农牧区蒙古族居民高血压家庭聚集性分析

目的 探讨蒙古族高血压的家庭聚集性及遗传和环境的相对作用。方法 对现场内的研究对象进行血压测量及家系调查 ,描绘家系谱图。用二项分布拟合优度 χ2 检验方法及相关分析法分析高血压的家庭聚集性及家庭内各成员间的血压相关性。结果 蒙古族高血压的分布不呈二项分布 ,存在着家庭聚集现象 ;家庭各成员间血压都具有显著性相关 ,其中同胞间的相关系数最高 ,同胞间收缩压与舒张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38和 0 32。按妻子年龄分层后 ,分析夫妻间的血压相关性 ,只有妻子年龄≥ 5 0岁的夫妻血压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蒙古族高血压存在着家庭聚集性 。

^(14)C-UBT检测具有上消化道症状幽门螺杆菌感染及家庭聚集性的分析

目的探讨具有上消化道症状病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感染状况及家庭聚集性。方法对具有上消化道症状而来我院消化科门诊就诊的病人8 750人,进行14C-尿素呼气试验(14C-urea breath test,14C-UBT)检测H.pylori感染,以及对上述病人进行宣教,动员其家庭成员自愿参加该检测项目,其中资料完整的有840个家庭,共2 905人,确定是否存在H.pylori感染,且问卷登记其家庭环境因素如家庭收入和教育状况等。结果 8 570例具有上消化道症状病人中H.pylori总感染率为61.29%,不同年龄组H.pylori感染率不同(χ2=224.672,P<0.001),且有典型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趋势,但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46,P=0.556)。通过二项分布拟合优度检验探讨H.pylori感染的家庭聚集性,H.pylori感染在家庭内的分布不符合二项分布[χ2=22.05,χ2(0.05,3)=7.81,P<0.05不符合二项分布],在理论分布上发现H.pylori感染有家庭聚集性分布趋势,夫妻之间H.pylori感染率情况一致(P=0.494,P>0.05),夫妻H.pylori感染的符合率为56.90%。双亲感染家庭儿童的H.pylori感染率为51%高于双亲未感染家庭儿童的H.pylori感染率为29%(χ2=27.102,P<0.001)。环境因素良好家庭儿童感染的比例(32%)明显低于环境因素一般(49%)及环境因素较差(56%)的两种家庭(χ2=33.543,P<0.001)。结论具有上消化道症状的门诊病人H.pylori感染率较高,性别间差异不明显,家庭成员内H.pylori感染具有聚集性,环境因素与儿童感染H.pylori呈负相关。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家庭聚集性现状调查和分析

背景:幽门螺杆菌(Hp)感染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传播方式目前尚未完全清楚,但人-人传播途径已获得普遍认可,故Hp感染可能存在家庭聚集性。目的:调查Hp阳性患者家庭成员的Hp感染情况并分析Hp感染的家庭聚集性。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月行14C-尿素呼气试验(14C-UBT)检查者976例。根据Hp感染情况将受检者分为Hp阳性组(病例组)和Hp阴性组(对照组),鼓励所有受检者全部家庭成员行Hp检测,探讨两组家庭成员Hp感染情况以及病例组夫妻间Hp感染一致性、父母Hp阳性与子女Hp感染的关系,采用二项分布拟合优度检验探讨Hp感染的家庭聚集性。结果:完成调查的病例组493个完整家庭中,父母、配偶、子女的Hp阳性率分别为70.6%、62.1%、65.9%,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父母、配偶、子女的Hp阳性率(分别为63.2%、54.4%、56.7%)(P<0.05)。462对病例组夫妻中,双方Hp均阳性者287对,一方阳性者175对,McNemar检验结果显示,夫妻间Hp感染情况无明显差异(P>0.05)。548名病例组子女中,Hp阳性者361名,其感染率随父母感染率增加而升高(P<0.05)。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Hp感染的实际分布户数与理论分布户数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Hp感染存在一定的家庭聚集性,当家庭中一名成员感染Hp时可导致父母、配偶和子女的Hp感染风险增加。

河南省某县成年居民不同类型肥胖的家庭聚集性调研

目的探讨河南省农村地区人群不同类型肥胖的家庭聚集性。方法资料来源于代谢综合征的发病趋势和综合控制研究的河南现场调查,家庭聚集性分析应用二项分布拟合优度卡方检验,以及患者与非患者一级亲属间患病率的比较;遗传度的计算采用George和Elston的回归模型;利用偏相关分析不同人体测量学指标一级亲属间的相关性。结果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家庭患病数不符合二项分布,且不同类型肥胖患者一级亲属的患病率均明显高于非患者一级亲属患病率,体重指数、腰围和腰身比的遗传度分别为(44±6)%、(48±6)%和(46±6)%。亲子、同胞和夫妻间各肥胖测量指标均具有相关性。结论河南省某农村地区成年人群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患病均呈现家庭聚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