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小说界革命”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小说界革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从"小说界革命"是否是一场革命、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态度、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小说界革命"理论及其特点和影响等方面看,学界在纵向研究上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存在成果差异,横向研究上则既有不足也有潜力。

“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近年来,"小说界革命"与"五四"新小说的衔接被强化,但它与先前小说发展的联系却遭到割裂;相应地,"近代"是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也被否认。自鸦片战争以降,先进印刷技术传入,从物质生产层面为小说创作进入快车道作好了准备;报刊等新传播媒体的出现,影响到小说创作各个方面,并使其拥有极广泛的读者群;新兴的翻译小说促使创作逐渐越过传统的藩篱;小说理论的内容与阐述形态也明显改观。这一切在当时的集中发生,说明"近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独特意义的小说发展阶段。近代小说在二十世纪初走到发生重大变革的临界点,而梁启超出于政治功利的介入及其巨大影响力的发挥,使六十余年来小说发展的能量积累未按原有的惯性方向,而是以独特的"小说界革命"的形态释放;但它又无法摆脱巨大惯性的摄动,故而梁启超提倡的政治小说只是短暂存在,小说很快又仍按其应有的路径前行。

小说界革命与古典通俗小说文学典范

白话小说当然属文学之列,这在如今已是不言而喻的普遍观念,但却并非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由于文字与语言的分离,在古代中国,通俗小说之所以入不了文苑,通俗小说家既入不了儒林也算不得文人,基本的原因即在于通俗小说即白话小说属语言的艺术。

晚清“小说界革命”与小说市场

相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价值,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确是一场“革命”。它把在传统中算不得“文章”、“文辞”,而无与于“文学”的通俗小说的语体文树立为新的语言艺术的典范,以取代传统的“诗古文辞”即文言艺术的典范,这在文学的观念和价值上,便是用新的典范来取代传统典范的革命。

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倡用"新小说""新民",试图把小说的创作与启蒙主义思潮相结合。此举促进了传统小说内容与形式的革新,大大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小说界革命"作为现代小说理论的萌芽,一开始就把小说与政治目标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政治话语下的近代“小说界革命”探究

人们往往比较普遍地认为文学与政治之间是互不相干,各行其是,没有多大关联的两个不同领域,但在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无法割断的关系。一场原本属于文学领域变革的"小说界革命",缘于遭遇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得不承担起重要的政治使命。近代"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发展便拥有了众多的时代特征。它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密切相连,有着极强的政治功利性,也呈现出近代新旧杂糅的文化转型特征。

日本生存体验与清末“小说界革命”

中国近代作家获取日本文学经验的自觉努力体现在小说创作之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专注于异域"文学经验"的"革命"却付出了规避生存实感的沉重代价,于是,在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热烈场景之中,中国小说艺术本身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一文学史的重要事实提示我们应当重新估价生存"体验"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意义。

全球视野中文学民族性的发现——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晚清知识分子在全球视野中发现了文学的民族性。这一前所未有的新发现,导致了中国人文学观念的巨大变革,文学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事业,变成一时一地一国一族的政教资产。文学民族性的发现,更让中国人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出发,以外来文学作比照,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传统。文学民族性的发现,也导致了西化与民族化之间的争论。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雅俗定位与语言建构

梁启超集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之大成,从启蒙宣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引领了中国近代文学实践的一段主潮。"小说界革命"改变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对小说的雅俗定位,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层"。由于白话发展水平的制约造成"新小说"还不够成熟的局面。

吴趼人与“小说界革命”之关系略论

吴趼人是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为数不多的与梁启超有过直接交往的新小说家。他是《新小说》杂志中后期的总撰述员,在创作思想方面与新小说社的理论倡导有着许多吻合之处,尽管深入一层来看不过是貌合神离。他所主持的前期《月月小说》,秉承了《新小说》的办刊宗旨和体例。在创作实践方面,他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理想小说、社会小说等,都是晚清时期这些小说类型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体现着"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实绩。吴趼人与新小说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充当了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

“小说界革命”与启蒙大众

清末的“小说界革命”产生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 ,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为启蒙大众救亡图存 ,小说作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 ,受到特别推崇。“小说界革命”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强化了小说教育民众和改造社会的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小说的改革 ,使小说在内容上向着现实化和政治化 。

“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士人的边缘化

晚清“小说界革命”,是由新派士人中作为倡导者的精英士人和作为小说家的下层士人合作完成的,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维新时代,为新派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提供了上升途径,暗合了新派士人以边缘挑战中心的社会心态．但是,由于小说的内在特质,士人与一般民众的思想分离,“小说界革命”未实现预设的启蒙目的．

理论倡导与译介实践——严复与晚清“小说界革命”新探

严复与夏曾佑合撰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及其对《天方夜谭》的译介,是他对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积极贡献,是这位著名历史人物不应被历史遗忘的一个重要方面。

“小说界革命”与文类格局的重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中比较意识的兴起

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近代思想变化的“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位关键人物,…其思想成为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小说界革命”后续社会效应高估之异议——与乔以钢教授和宋声泉博士之商榷

"小说界革命"在晚清的巨大成就已被学界所肯定,而其后续社会效应尚付阙如,乔以钢教授和宋声泉博士充分认识到后者,遂有大作《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之发表。然而,该作严重高估后续效应,同时也严重低估晚清成就。

晚清报载小说广告和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报载小说广告既是晚清新小说组织生产和销售的主要媒介,也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兴起与发展的推动力量。报载新小说广告意图明确、简明扼要地鼓吹小说改良社会的主张,对小说界革命理论的传播起着积极的宣传普及作用。报载新小说征文广告属于契约性的合同,规范和引导着新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报载小说广告的销售宣传,加剧了新小说撰译和出版中的跟风现象,对小说界革命的创作繁荣和形成思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梁启勋与晚清小说界革命

梁启勋是梁启超的二弟,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曾追随乃兄参与维新运动。1902年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梁启勋是其中成员,提出自己的小说反映论理论、社会学批评和小说的文化比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