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

《尚书》作为中国“五经”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尚和合”的文化理念。《尚书》从天人关系、政治社会、个体修养三个维度构建了“尚和合”的思想结构。天人关系方面,《尚书》分别以“和生”与“合德”描述人与“自然性”之天以及“超越性”之天的关系,构建了天人之间“和生合德”的理论系统;政治社会方面,《尚书》通过阐明“惟和惟一”的君臣观、“式和民则”的教化观、“燮和天下”的天下观从而构建起“庶政惟和”的政治文化观念;个体修养方面,《尚书》指出心性涵养与道德践履内在统一,和合不二,道德自觉必然涵摄身心、包举知行,从而构建了“身心合一”的修养理论。《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为当代文化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治国大法的古老传承——《尚书·洪范》的早期书写研究

《尚书·洪范》号称中国古代的“治国大法”,据说最初是由上天赐给大禹的,夏商两代世世传承,在周初由箕子口述记载下来。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是战国以后所作,由此解构了它的经典价值。但是通过考古发现,近年来学界已经重新认识到传统说法的可靠,无论是《洪范》本身的内容,还是“五行”“五纪”“稽疑”“庶征”等观念的产生,都证明它与夏商两代文化思想紧密相关。从《洪范》一文简洁的表述、明晰的文本形态来看,它经过了商周史官的精炼加工,具有中华文明早期书写的鲜明特点。这说明以“尊天”“敬人”“道德垂范”为核心思想的“洪范九畴”,的确是自夏商两代以来先民们总结出来的治国要义,也是后世君王必须遵守的治国准则。而古人之所以将其说成是天赐大禹,它体现了中华先民对王权国家得以成立的文化思考,代表了国家得到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殷切期望,因此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也是其成为“治国大法”的根本所在。

今本《古文尚书·汤诰》非伪书新证

今本《古文尚书》的《汤诰》从南宋以来被学术界怀疑为所谓“伪古文尚书”之一。本文列举了十八条证据证明今本《汤诰》一定是商代的古本文献,不可能是魏晋人所能伪造的。本文将西汉以前引述《汤诰》的古文献和今本《汤诰》逐一予以精密的比对,论证了只能是春秋战国的文献引述今本《汤诰》,不可能是今本《汤诰》在那些文献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尤其是本文发现了今本《汤诰》的“惟皇上帝”一语可与西周金文精准对应,也与清华简精准对应,这是证明今本《汤诰》不伪的坚强证据。今本《汤诰》和《史记》所引《汤诰》是古本《汤诰》的上下篇,都是先秦的真实文献。先秦墨家所传的《尚书》文本和对《尚书》的阐释,与儒家的传本和阐释有所不同。儒家的《尚书》传本和阐释比墨家更可信。

汉至六朝尚书“奏”的演变:从《汉书·霍光传》废昌邑王记载说起

根据《汉书·霍光传》记载,废昌邑王诏书的程式与《独断》第二品诏书相同,以批复臣下奏事为特征。此类诏书中程式用语“奏某宫”的位置存在疑点,结合《霍光传》对废立现场的描述,可以发现文书程式中的“奏”在早期是实指尚书在御前进奏的行为。到魏晋以后,常规的御前进奏职能由尚书转移到中书,尚书官员依旧使用的文书程式用语“奏”则脱离现场的和技术性的意义,变为独立的政务处理环节。汉末《独断》的制诏之分与御史和尚书分别相应,诏书三品已初见政务分层端倪。随着魏晋以后尚书成为新宰相机构,国家文书行政体系中的政务分层也进一步发展。

《尚书故实》所见张彦远仕履考

晚唐李绰《尚书故实》一书为记录“宾护尚书河东张公”谈话内容而成,从书中绝大多数书、画,以及雕塑等艺术内容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相一致等方面来看,此“张公”当即张彦远。书中所载“张公”字宾护(或护宾),任卢钧幕僚、潞州从事、扬州刺史、弘农牧、昭义军节度使、尚书等职,以及“避难圃田”等事,有助于张彦远生平仕履与卒年厘定。《尚书故实》也为研究张彦远的审美心理、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史料。

理雅各《尚书》翻译出版对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启示

通过分析理雅各《尚书》两个译本的出版过程,可知理氏译本出版成功的经验在于适应了学科发展的新趋势,采用了专业性、学理性的翻译方式以满足非营利性的出版目的。理氏译本的成功出版对于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有着重要启示,即必须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促进非营利化学术书籍的出版、顺应汉学发展的趋势。

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性质新解

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是一件尚书省下西州都督府的符文,今残存两部分:文书第1~13行的原初性质可能是怀岌上皇太子的启文,第14~21行的原初性质可能是兵部司呈尚书都省的商量状,后者是对前者的处分意见。通过分析这件文书的性质,有助于重新思考唐代刺文及相关制度。

论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理性奠基——以《尚书·洪范》篇为中心

对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来源及其理性化转向等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认识,亦关系到对原始儒家基本特征的认识。原始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来源于三代早期盛行的巫史传统,但对之作了理性化发展。《尚书·洪范》篇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以卜筮为手段、以君王对天道的认识为基础的“稽疑”畴是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理性萌芽,而以天象为参考、以君王和各级官吏的德性为基础的“庶征”畴则是“天人合一”观理性化的提升。

《说文》段注与《尚书》训诂

清乾嘉时期,训诂研究的鼎盛,为经学家们疏通典籍提供了保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尚书》的训诂正诠释了小学与经学之间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并体现了乾嘉学派“复古”“求真”的学术追求,藉此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段氏《尚书》学训诂的独特内涵。

《尚书》中三种中国特有文化要素的英译探索

《尚书》是记载中国上古三代历史的宏观巨著,其诵读与理解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原因之一在于其所涉及的时代背景距今年代久远,诸多特有文化要素在今天很难找到参照物便利理解。中国人阅读、理解《尚书》都困难重重,《尚书》翻译的难度更可见一斑。文章拟基于《尚书》中的实际语料,探讨其中所涉及的三种中国特有文化要素(分封制、天人观和官僚体制)的翻译,并为此类文化要素萃取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

孟子君子观探析——从《尚书》中的启发谈起

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自己的君子观。《尚书》对孟子君子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孟子君子观中关于君子要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强调孝悌,以民为本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尚书》中君子思想的影响。一、君子修德《尚书》又被称之为《书》,是一部记录夏、殷、周王朝君主及诸侯的言行举止、训戒、临战檄文等内容的中国古代史书,其记录的历史长达一千三四百年。

简论《尚书》“五福”的生命智慧

“五福”是中华文化中古老且在历史上一直发挥重要影响的传统幸福观、生命观。“洪范九筹”在《尚书·洪范》的记载中虽被箕子描述为上帝传授给禹用以治国安邦的九条大法,但作为最后一筹重要组成部分的“五福”观念映射出神权政治蓝图下人权统治手段与民众生活价值旨归的统一。《洪范》云:“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归纳了人生的五种幸福,分别为长寿、富贵、健康安宁、喜好美德以及老而善终。

《尚书》中的宾语前置句式

《尚书》中的宾语前置句式王大年宾语置动词述语前是上古汉语语法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句式，在今文《尚书》中保持着较为完备的形态，是我们研究宾语前置句式的一份宝贵资料。现就今文《尚书》中宾语前置句式的类型，构成条件及其历史演变简论如下：（一）《尚书》...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读《尚书》,解《论语》

对于《论语》中某些有争议或误解的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要进行审辨。《尚书》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解读《论语》当参照《尚书》。孔子的天命观、女性观以及德政思想是《论语》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读者解读时的分歧所在。借助《尚书》对其加以解说,能得到某些启发,或许接近、符合《论语》的本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于语和《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但秦汉时期流传的今文和古文《尚书》在西晋永嘉之乱时，均已亡佚。自东晋梅赜献出带有吁胺国传》的《古文尚书》，唐宋以降，代有疑其伪者。到清初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的《尚书古文...

典籍类《尚书》背景故事插画的叙事性研究

目的: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各类新颖的书籍层出不穷,人们对典籍类书籍的关注越来越少。因此,对叙事性插画在典籍类书籍及相关故事中的运用进行系统研究,将典籍类书籍的故事呈现给大众,能够激发大众对典籍类书籍的兴趣,产生进一步学习了解的心理,从而使典籍类书籍重新焕发光芒。方法:从时间性、空间性、特殊性出发,对《尚书》的背景故事进行文本梳理。将其背景故事系统地提取出来,并进行叙事性插画的创作研究,了解文本后,从中提取相关人物,根据人物特征和朝代特点进行调研,在原有形象的基础上创新风格和色彩,使其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从中寻求典籍故事传承发展的新路径。结果:文章探讨了各种视觉语言下典籍故事的设计与表达,发现叙事插画的情感设计可以通过丰富的细节和复杂的视觉语言来实现插画和故事的交互设计,利用画面的直观冲击力让读者清晰地了解其中蕴含的文字力量。结论:通过叙事性插画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得出叙事性插画与典籍故事的融合设计,从中了解我国先贤的智慧,知晓古代先贤治国理政的要领,知晓历朝历代兴起和衰落的原因,了解典籍传承的不易,使更多人对阅读我国历史典籍产生兴趣。

戴震《尚書》學著述考論——兼論其學術史意義

戴震《尚書》學研究貫穿其學術的前後期。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前是其学术研究前期,主要著作有《尚書今文古文考》、《經考》等。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後是其學術研究的後期,代表作爲《尚書義考》,其成書最早不過乾隆二十七年(1762)冬。《尚書今文古文考》簡明扼要地勾勒出漢代《尚書》今古文源流;《尚書義考》雖未成書,但其義例之謹嚴,當爲世人所重。戴震的學術研究遵循“以聲音求文字,由文字求訓詁,以訓詁求典章制度,由典章制度求義理”的學術路徑,並貫徹“以詞通道”的研經原則,垂範後世。

尚書刑部成立的魏齊因素

北朝後期新出現的根據職能相近原則歸併、整合尚書郎曹的制度邏輯,促使著尚書省機構緩慢調整。隋初繼承北周刑部中大夫之名而設置的刑部郎曹(屬都官尚書,隋唐之際曾一度改稱憲部郎,則沿自司憲中大夫之名),雖然從職掌上看是没問題的,但從司法政務集併角度看,却應視爲對北齊三公郎曹的繼承。同時,刑部曹地位也延續了舊制,低於都官曹。隨著隋初地方政務向中央集中,以及大理寺職能定位的模糊,造成掌刑法的子司——刑部曹地位隨之上升,並取代都官曹成爲頭司。這正是開皇三年將都官尚書改爲刑部尚書的原因。隱藏在這一變動背後的是,都官曹也由北齊時的監察機構重新成爲司法機構,負責管理徒隸。同時,此前原由左民郎曹(北魏、北齊屬度支尚書)所掌的良賤訴競之事也被集併入新的都官郎曹職掌中。魏晉南北朝時期分散的司法政務處理機制便被新的、統一的尚書刑部司法政務運行機制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