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媒体的通胀信号冲击会影响居民福利吗——来自微博文本数据的证据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基于网络媒体的报道文本构建通胀信号冲击数据,实证研究通胀信号冲击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影响程度,结果表明:通胀信号冲击数量增多可提高居民价格预期的准确性,进而对居民福利产生正面影响;通胀报道的具体内容和方向会影响福利变动,通胀语调的加强会造成福利损失;媒体信号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存在渠道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即不同媒体类型的通胀信号会导致居民福利的不同变化,媒体信号对不同的人群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报道数量增加会通过影响居民消费决策和收入来改善福利水平;报道方向上的语调增强则会导致居民预期通胀率上涨、储蓄增加、福利水平下降。因而社会各界应重视媒体信息发布的重要作用和传导方式,以理性合理的方式引导物价报道产生积极可控的效果。

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与居民福利

文章利用2015—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的数据,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并模拟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我国居民的线上消费额及消费比例提升,并且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该促进作用会继续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居民对于各类消费品的支出弹性与价格弹性存在差异;当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居民福利的损失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提升我国居民的福利水平,这种提升作用在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会更加明显;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物价水平总体上涨的冲击存在抵御作用。

绿色发展、居民福利增进与中国政府债务上限测算

在政府债务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下,分别从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福利可持续增进两个维度出发,构建绿色发展视角和居民福利增进视角下的财政反应函数,并测算政府债务率理论上限、绿色债务上限和居民福利债务上限。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债务率理论上限为66.45%,绿色债务上限为57.03%,居民福利债务上限为27.09%,在不考虑生态环境和居民福利的影响时,债务可持续性较好。考虑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和居民福利等问题时,债务空间被挤压,但考虑到长期的代际效应,舍弃一部分债务空间是有必要的。基于上述结论,调整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债务投向,可以使政府债务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向更有利于绿色发展和居民福利增进的方向配置。

区域居民福利比较分析——基于环境污染负外部性视角

城市群抱团发展的经济集聚现象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生了众多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物质生活增进的福利。文章以新地理经济学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同时考虑工业生产对环境所造成的负外部性影响,将其作为代表性居民福利的减损纳入福利函数,并通过引入“冰山运输成本”来衡量异地环境污染对本地居民福利的影响以充实理论模型。经过理论推导发现:就某一地区而言,购置先进的除污设备减少单位产量工业品排污量可以提高本地区居民的实际福利;劳动力规模与工资水准相仿的地区居民实际福利也相仿。经过数值模拟分析发现:两地区人口规模相同时,高工资地区居民实际福利相对较高,具体差距由工资差异与“冰山运输成本”及其决定的效用减损共同决定;两地区人口规模不同时,“冰山运输成本”越低,高工资地区居民的实际福利相对越高。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

地方政府负债与居民福利的倒U型关系

从居民福利最大化视角,分析地方政府负债与居民福利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负债通过"净收入效应"和"环境污染效应"的作用机制,从而对地区居民福利产生非线性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地方债增长与居民福利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地方债增长超过转折点以后,地方债务增加使得居民福利下降。分地方债务发展阶段看,2005年之前最优居民福利的地方债增长转折点大于2005年之后最优居民福利的地方债增长转折点。分城镇地区和乡村地区看,城镇居民最优福利的地方债增长转折点小于乡村居民最优福利的地方债增长转折点。

能源贫困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CGSS数据的分析

以能源使用不足为代表的能源贫困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分析与机制识别是实现脱贫攻坚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对能源贫困人口的识别,从理论和实证双重视角分析了能源贫困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分析了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目前存在能源贫困的人口占比,即能源贫困发生率高达43%,能源贫困问题较为严重但并未引起高度重视。(2)能源贫困显著降低了居民福利,并且能源贫困强度越大,对居民福利的影响越大。(3)能源贫困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效果与程度存在区域、城乡与收入异质性,北方地域显著而南方不显著;农村的影响效果较城镇更强;中等收入人群显著而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不显著。(4)能源贫困对居民福利影响的传导机制为"能源贫困—健康/不平等—居民福利"。本研究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升居民福利、缓解能源贫困以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新的视角。

住房品质、公共物品供给与保障房居民福利

保障性住房带给中低收入居民的效用,主要来源于保障性住房本身及其附属的公共物品,且随着中低收入居民的居住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公共物品越来越成为影响这部分居民福利状况的重要因素。在居民福利和住房品质概念阐释的基础上,以经济适用房为例来探究保障性住房及其公共物品对居民福利的获得所产生的影响,构建保障性住房品质和公共物品供给对居民福利影响的理论模型,提出相关假设。对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采集到的223份有效问卷的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分析,并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品质和公共物品供给对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CGE模型的碳税政策对碳排放及居民福利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征收10元/吨、20元/吨、30元/吨和40元/吨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次,利用经济产出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来衡量碳税的减排效果,最后,模拟保持居民福利水平不变的情况,分析碳税的"双重红利"。研究结论表明:碳税是一种可行的政策选择,能够明显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除政府收入和消费增加,对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GDP、名义GDP和居民福利均产生负效应;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降低,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受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碳税的实施充分发挥了能源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并减弱了经济产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保持居民福利不变,可以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

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_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模拟2012—2030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CO_2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2)居民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3)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4)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水价上涨、居民福利与水资源效用提升

编制中国2007年的11部门社会核算矩阵,并以此为数据基础建立一个凯恩斯结构的CGE模型,用于分析水价上涨对宏观经济、部门经济、居民收入及福利带来的影响。模拟结果发现:水价上涨对经济增长、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以及部门产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导致了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受此影响,居民、企业及政府的收入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却可以明显降低整个经济的单位GDP水耗,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海南省居民福利指标体系构建及筛选方法选择

文章基于国内外关于社会福利指标体系、居民生活质量体系、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环境资源相关指标体系,在科学性、可操作性、显著性、层次性及区域性等原则约束下,建立了符合海南省实情的居民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指标筛选方法进行了初步判断,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最终选择了主成分分析法。

房价上涨与我国居民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

从一个社会整体来看,房价上涨一方面可以给拥有住房的家庭带来财富效应,增加其家庭福利;但另一方面,又给没有住房的家庭增加购房负担,带来预算约束效应,造成家庭福利损失。因此,房价上涨对居民总福利的影响,关键是看财富效应和预算约束效应孰大孰小。实证研究表明,1999-2006年我国房价上涨造成城镇居民户均福利净损失为216元/年,占同期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24%。

中国生产控制型产业减排的居民福利和区域影响

基于SAM均衡建模方法,建立面向居民福利研究的中国动态多区域社会公平CGE政策模拟模型,对比分析自然情景、生产控制型减排政策情景和最优增长情景下的区域和居民福利变化。研究发现减排政策存在明显的增长率区域分异,这将破坏在自然增长下存在的区域收敛力,导致中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再度被拉大。面向减排的投资控制政策短期对于居民收入的不利影响较小,但长期影响不容忽视,需要进行居民收入保护。由于城镇退休居民和农村劳动居民已经具备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政策和"三农政策"保护收入增长,其总体福利受减排政策的冲击较小,因此缺乏相应政策支持的城镇劳动居民应该是收入保护的优先考虑群体。模拟显示减排政策更有利于代际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考虑到减排带来的绝对收入水平下降,不能过于乐观估计这种差距缩小效应。

公平分配与居民福利——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分析

居民收入水平不同,恩格尔系数也不同,因此收入分配对社会总体恩格尔系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基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证明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递减,并且当消费函数为线性或近似线性时,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恩格尔系数。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居民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递减且消费函数为(近似)线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居民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升高对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贡献率为22%),从而出现"分配越不平等,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越高"的矛盾现象。因此在使用总体指标评价居民生活水平时,收入分配指标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必须兼顾才能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

GDP增长、投资低效与居民福利提高

经济发展以增进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为目的,如果经济增长的存在大量盲目无效投资,那么所能获得的就只是GDP数字的高速增长,由于其中将有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致使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连连下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违背了发展经济的目的。而倘若GDP的增长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展开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较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互联网普及率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合理配置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政府适当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等建议。

增值税“扩围”的税率选择与居民福利变动研究

文章在局部均衡理论的基础上,运用间接税对价格的转移模型,从动态层面研究了增值税"扩围"中的税率选择对居民福利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的税率选择对居民福利水平的总体影响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各收入组的消费者在面对同样的税率选择时福利变化上也存在的明显差异。最后,从改善居民福利水平的角度,建议在增值税"扩围"改革过程中从低适用现行增值税税率。

连带外部性、物业税与居民福利

人们拥有住房所带来的额外的"声誉价值"会产生连带外部性效应,这种效应会扭曲人们的住房需求决策,从而导致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无效率。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上存在的连带外部性是导致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物业税不是一种最优税制,然而次优税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开征差别物业税有助于校正房地产市场的连带外部性,有助于增进居民整体福利水平。

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普惠金融整体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在城乡间的不均衡分布对辖区居民经济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从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与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市辖区,FDI进入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对其也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在市辖县,FDI并未明显提高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也未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下,县区居民分摊了市区经济的发展成本,从而弱化了其福利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