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持续推进。其研究主要涉及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屈原与楚辞作品传播与接受研究、宋玉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富,创见颇多。

“2023年屈原及楚辞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九届年会”综述

2023年4月8日至12日,屈原及楚辞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九届年会在湖北秭归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屈原学会、宜昌市人民政府主办,宜昌市屈原文化研究院、秭归县人民政府承办,湖北省屈原研究会、湖南理工学院协办。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地的240余位楚辞学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会议共收到论文210余篇,内容涉及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介绍。

自沉汨罗与忍辱著书——屈原与司马迁的困境抉择

困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但面对困境,每个人的抉择却有所不同。屈原和司马迁是世界文化名人,他们深刻体现了古代志士仁人“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的文化传统,在面对人生困境时,虽然最终做出了自沉汨罗与忍辱著书两种不同的选择,但坚持个人理想抱负、不为现实磨难所屈服的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化上的精神传承亘古不朽,正是中华文明能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原因所在。

楚辞《九歌》的诗体特征与屈原的独特贡献

楚辞《九歌》的产生,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诗体发展的一大飞跃。它以其独特的句式组合与章法结构,形成一种有别于《诗经》四言诗完全不同的诗体,展现了独特的节奏韵律之美。楚辞《九歌》是楚国王室的祭祀乐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身份参与了《九歌》的创作,并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艺术修养,将其提升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辉煌的艺术典范。

西汉王朝“文化身份”的确认与“文化认同”的形成——以屈原、楚辞的被发现为契机

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文化以及藩属国文化,在汉初依然盛行。“大汉”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受到质疑或挑战的时候,“汉文化”也缺乏一个精神源头和“合法身份”,“汉文化认同”也就无法顺利建立起来。贾谊入楚,发现屈原、楚辞,将“楚文化”从诸多文化中突出出来,为汉王朝所接受。在“楚变汉”的过程中,西汉王朝的“文化身份”逐渐得以确认,推动了汉代文化的深度发展。西汉王朝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得以完成,最终形成了代表汉王朝“文化形象”的文学、艺术形式。

屈原故里端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从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视角审视,屈原故里端午节俗文化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虽然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保护传承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文化内涵挖掘还不透、民俗功能彰显还不明、爱国主义教育还不足、现代科技运用还不够、产业经济带动还不强、对外交流影响还不够等六个方面的传承困境。在新时代语境下遵循“双创”方针,因势利导,精准施策,有针对性地系统构建内涵化、生态化、情感化、数字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六化”发展对策,旨在挖掘端午文化,讲好屈原故事,传扬爱国精神,打造知名品牌,切实将屈原故里端午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优势,进一步彰显荆楚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北实践,影响全国,走向国际。

屈原《哀郢》创作意旨新探

屈原《哀郢》的创作意旨一直是楚辞研究中的热点,历代学者采用背景批评的解读方法,着眼于诗歌中的个别语句或词汇,提出“白起破郢说”“秦楚析之战说”“放于陵阳说”等各种不同说法,但每种说法都缺乏准确可靠的证据,诸说并存恰恰说明背景批评并非解读诗歌的“万能钥匙”。从此诗蕴含的情感线索入手,可以发现《哀郢》表达的主要是诗人屈原被迫离开郢都后,在痛苦和忧愁之中从迷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而此诗引发读者共鸣的真正原因正是诗人在经历挫折之后对于自己理想信念的坚守精神,这首古典诗歌的现代意义亦正在于此。

“屈原戏”的现代转型与审美裂变

较之元明清,现代“屈原戏”在抒情主题、审美追求、悲剧结撰三个层面发生裂变:(1)跳出科场、仕途的古典抒情主题,通过植入自我、国族、人民等现代性话语,契合不同时段的政治文化规范,提升屈原抒情的现代品格;(2)摆脱儒家“怨而不怒”的诗教规范,将屈原的“怨情”导向具有突破性力量的“怒”,激发主体的反抗意志;(3)跳出古典戏曲“大团圆”的结撰传统,叙事终止于屈原投江,那一刻悲剧情感达至饱和,震动不同时代的观者。现代“屈原戏”为知识分子发抒情感以及参与现代中国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源,但是,对戏剧功能性的强调以及剧中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抒情模式,减弱了其美学价值。

2021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屈原及楚辞的学术研究历史悠久,2021年继续呈现出持久生命力,各类专著、学术论文等成果迭出,涉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影响研究、楚辞文本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海外传播与翻译接受研究等诸多领域。

2019年屈原与楚辞研究综述

2019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继续推进,成果丰富。本年度屈原及楚辞研究大致包括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翻译研究等方面。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体现时代脉动的“有根之歌”“情至之乐”——第十二届“屈原文艺奖”获奖歌曲述评

诗言志,歌咏怀。将言志的词与咏怀的曲结合,形成了歌曲形式及其艺术魅力,也使歌曲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类型之一。在第12届“屈原文艺奖”的评选活动中,有13首创作于2021至2023时段的歌曲,斩获了这项湖北省音乐类层级最高、综合性最强的文艺奖项。通过聆听获奖歌曲的音响,研析获奖歌曲的乐谱,感受获奖歌曲“扩散”出的艺术魅力,这些获奖歌曲是体现时代脉动的“有根之歌”“情至之乐”。

屈原形象域外构建与传播效果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调查

屈原是长江三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域外推介屈原形象,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调查,分析他国文化视阈下的屈原形象及其域外传播效果。调查发现,在屈原形象的构建方面,调查对象普遍认为屈原是“诗人”“爱国者”,与我国对屈原的形象构建基本一致,而屈原所体现的“爱国”“忠诚”等精神品质,也为调查对象所在国的价值观所认可;在屈原形象的传播效果方面,调查对象中有七成对屈原有一定的了解,但了解程度不深;在对屈原有所了解的调查对象中,仅有五分之一通过域外传播了解,屈原形象在域外的传播效果有限。本研究认为,可通过优化传播内容、拓宽传播主体、创新传播媒介等方式,扩大传播受众,进一步提高屈原形象和屈原文化在域外的知名度。

湖北秭归:屈原精神辉耀千秋

当端午的龙舟再次沿江巡游,当低沉的招魂曲再次从江心传来,人们不禁又想起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因名曰姊归”,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得名于《水经注》的记载,“秭”由“姊”演变而来。秭归历史悠久,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是屈原的故乡。“年年端阳,今又端阳,遥望四方青山绿水,橘树成行,想起当年写下的《橘颂》,怎能不让我思念我的故乡?”6月7日,在秭归县2024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现场,饰演屈原的演员深情地诉说着。晚会上一幕幕精彩的演出,让游客们仿佛穿越回古代,与先民们一起迎太阳神,与屈原一道艰难求索,向天发问,著离骚九歌。

端午怀古漫步屈原故里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一天,又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投江殉国的日子,故人们又把这个节日和纪念屈原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是端午文化的发源地和集大成者。

基于屈原文化渊源的视觉应用研究

近年来,西峡县政府把屈原文化列入西峡县文旅发展规划之中,利用屈原文化塑造和推广西峡新形象成为最大卖点,本文以屈原文化为出发点,以西峡县为例,探讨了在城市形象设计中如何运用屈原文化塑造城市视觉形象的问题。详细分析了屈原文化与城市视觉形象,以及西峡城市形象现状,最终提出了屈原文化在城市形象设计中的应用策略,并加快对屈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旅游发展驱动下的山区乡村三生空间重构——以秭归县屈原村规划为例

乡村旅游已逐渐成为促进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开展旅游发展驱动下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文章以山区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山区村落的“地理区位、交通设施、地形空间、产业结构、生态环境”五方面的制约因素,提出发展乡村旅游可作为破解山区乡村发展困境的有效手段。基于对“线、点、面、体”旅游空间结构四要素的建构解析,总结出要素关联下的三生空间演变特征:(1)生活空间由分散单一走向集聚融合;(2)生产空间由破碎低效走向集约高质;(3)生态空间由斑块保护走向整合利用。最后以湖北秭归县屈原村规划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旅游发展驱动下的三生空间重构路径,以期为我国山区乡村土地利用、空间优化、环境整治等规划建设工作提供技术参考。

屈原《橘颂》对颂体文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颂具有以“颂”名篇,内容上以褒述帝王功德、祖先事迹或赞美人物、事物为主,形式上以四言为基本句式,艺术风格上崇尚典雅清丽、华腴丰缛等鲜明的文体特征。考辨现存先秦文献,《诗经》“三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颂》从音乐而得名。《管子》“国颂”及《庄子》“有焱氏之颂”冠以“颂”名而非褒美的韵体颂文。屈原《橘颂》作为第一篇以“颂”名篇且题旨颂美的作品,在颂体文的形成发展中具有开创性。《橘颂》不仅在内容题材上将歌颂对象扩展为“细物”,通过歌颂具有高贵品质的物,来寄托作者的志向与情感,而且在艺术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赋予四言句式以新的生机,从而奠定了颂体的基本特征,标志着颂体的正式形成,对后世颂体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产业融合视域下屈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活化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文化是荆楚文化的杰出代表。现通过挖掘屈原文化的丰富内涵,分析其独有的文化特质,以及屈原文化传承与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适配度”,探讨产业融合视域下屈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活化路径,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打造地方文化IP品牌、增强文化感召力和影响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借鉴。

论《招魂》“我欲辅之”的话语设计与屈原的天命意识

屈原在《招魂》中借“我欲辅之”表达的天命意识与《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一脉相承,其背后的理论支撑都是儒家天命观。而屈原之所以于远迁陵阳途中幻想“帝”会主动提出“我欲辅之”,是出于自我暗示和自我安慰的需要。彼时的他因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已经开始怀疑“皇天”“览民德焉错辅”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屈原身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乱世,却坚决固守“自覆之术”,拒绝修习“进取之道”,期盼在“上无所考此盛德”的情况下“帝”能够及时予以支持和回应,这就注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