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维护与认知的免疫式构建

“真相”是人们对事实的理解和认识。网络时代的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及人们对信息的偏颇吸收,往往使人们所理解的“真相”与历史的“真相”大相径庭。网络空间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也不得不面对能指与所指分离而造成的误读和误解、被操纵和利用的“真相”间的相互竞争,来自“他者”的种种质疑,以及“自我”在肯定性暴力中的意义消解。在网络空间构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全面、客观的理解性认知,需要调整教育与传播理念,正确认识并合理利用“他者”的力量,打破学术研究与大众认知的知识壁垒,建立专家学者与民众互动探讨的长效机制,遵循“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的公共规则,从而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数字化生存奠定基础。

后大屠杀时期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的生活实态——基于美国档案的考察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暴行引发的系列社会恶果及日伪的高压恐怖统治,严重影响了包括在宁西方人士在内的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后大屠杀时期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员工所面临的食物匮乏、燃料短缺、出行受限等问题以及心理上的创伤,不仅折射出日军南京暴行对社会和市民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也为西方社会了解日本占领区统治状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态,即日本军政当局主导的“新秩序”不仅对中国人意味着残酷的殖民压迫,对美国在华公民也意味着一种伤害,美国社会对日舆论逐步变化,有在宁侨民的贡献。

虚构与真实: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大屠杀”小说

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大屠杀小说通过虚构的方式再现了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并使言说大屠杀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作者以反讽的文学手法创作的作品看上去似乎出离了历史的真实性,实际上是以有限的虚构无限地接近历史事实,达到为大屠杀作证的目的。伊姆雷之所以选择文学和历史的反讽作为创作逻辑,其初衷在于精确地还原历史,但大屠杀的复杂性、独特性注定了以文学为大屠杀“作证”的做法困难重重。

南京大屠杀60年祭——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响的思考

南京大屠杀６０年祭———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响的思考孙宅巍（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南京２１００１３）发生在１９３７年底、１９３８年初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以其巨大的规模和残忍的手段，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那扬子江畔的累累白骨，秦淮河水的无尽...

史料发掘: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与照片——基于一个日军炮兵的阵中日记和回想录

淞沪会战爆发后,一个名叫永井仁左右的日军炮兵随部队登陆上海,之后又一路向南京进犯。在此期间,他在上海目睹了日军枪杀中国民众的场景。日军攻占南京后,他又目睹了日军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日本投降后,该士兵根据战时所写的阵中日记,整理出更为详细的回想录。这为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此外,该士兵在回国时,还秘密带回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照片。通过对永井的阵中日记、回想录,以及南京大屠杀现场照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文学批评的借鉴与延续:杰弗里·哈特曼的大屠杀研究

犹太裔美国批评家和理论家杰弗里·哈特曼的学术生涯长达60多年,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从浪漫主义文学批评转向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再从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转向犹太文化与大屠杀研究。哈特曼晚期的大屠杀研究表面上是其文学研究向“非学术研究”的转型,但实质上则是对其文学研究的借鉴与延续。在研究内容上,他借鉴了“创伤”等重要主题;在批评方法上,他沿用了具有强烈审美性的伦理学批评;在论述风格上,他延续了具有高度修辞性的散文风格。哈特曼的大屠杀研究展现了他始终如一的深厚的人文关怀。

张纯如大屠杀书写中创伤的代际传递研究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的第二代,张纯如从上一代继承了关于南京大屠杀和战争的创伤性回忆,她的非虚构作品《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的写作一定程度上是她对这种代际创伤的回应,也是她对创伤进行疗愈的一种方式,更是她努力重建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和族裔认同的一种尝试。张纯如的写作还体现了她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和担当,更体现了对真理伦理的追求。但是,代际创伤和张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写作有着取代她的个人叙事的隐患并且有可能导致反移情的发生,并对她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

南京大屠杀历史创伤的影像化叙事分析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无数战争暴行中最具有代表性、最集中的暴行。本文通过对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为主题的电影作品的研究,论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像化表达手法,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叙述这一历史创伤事件。

历史不容扭曲,伤痛岂能忘却——写在西藏曲美辛谷大屠杀和江孜抗英120周年之际

西藏日喀则市亚东县堆纳乡,曲美辛古抗英纪念碑庄严立在雪山草原和蓝天白云之间。清明时节,笔者一行走进曲美辛古抗英遗址,缅怀120年前为抗击英国殖民者入侵、保卫国家领土主权而牺牲的英烈们。

论犹太人铭记大屠杀的方式

“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场浩劫。这两场浩劫程度之惨烈、手段之残忍、后果之空前应该说几乎没有二致,惟一的差别恐怕是,“纳粹屠犹”的对象是犹太人,发生在欧洲,而“南京大屠杀”针对的是中国人,发生在亚洲。然而,二战结束50年(截止1995年)后,不仅每一个犹太人都牢记住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且对“纳粹屠犹”的记念渗透到德国和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为全世界所熟知的同时,像“纳粹屠犹”、“奥斯威辛”一类与这一历史浩劫联系在一起的词汇早就超越了字面的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种族灭绝主义的象征,成为人类暴行的代名词。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学、文学等诸多人文学科中,它们不仅仅是学术名词,更意味着人类对暴行、历史苦难和人性的重新认识。然而,“南京大屠杀”当时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却几乎鲜为人知。这样一种结果的出现应该说与犹太人在浩劫之后采取的铭记大屠杀的方式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本文将从这一思考出发,通过对犹太人在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铭记大屠杀方式的论述,以期借鉴,使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铭记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论张纯如非虚构类作品《南京大屠杀》的现实主义文学价值

1997年,美藉华裔作家张纯如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一书,该书出版后盘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长达三个月,售出50万余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新关注与讨论。作为史学作品,该书遭受了诸如考据不够严谨、论断过于主观等诸多批评,但若将该书界定为纪实文学作品,其可读性与多重叙事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将基于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作者、作品、读者、世界)说明《南京大屠杀》一书的文学性;也将基于卢卡奇总结的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特征(即真实性、典型性和历史性),深入分析文本以揭示该书被长期忽视的现实主义文学价值。作为结论,本文认为体裁分类不应成为判定作品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学界应推动文学史的重新梳理,将传记、日记、历史纪实等非虚构类作品也纳入到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视野中,不断丰富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内涵。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人口

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有30万以上的同胞遇难。“30万”,这一数字,不仅被郑重记录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而且已经被赫然镌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墙壁上。它已成为世界人民用来声讨侵略战争、捍卫世界和平,以及中国人民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维护中日友好关系的生动教材。 但是,近年来,在日本却有极少数人,别有用心地在南京人口问题上大作文章,企图用一个被歪曲了的南京人口数字,来推翻30万同胞惨遭屠杀的血腥事实。日本北海道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就曾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出所谓“质问”:“市民二十万,防卫队五万,合起来当时南京人口就是二十五万。

魂兮归来--创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大型群雕记

我接受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设计创作大型组雕，是在2005年12月15日，是“大屠杀”祭日——12月13日的两天后。

空间的产生与生产：从南京大屠杀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空间具有政治性,是政治对抗的场所。南京大屠杀在军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产生于特定的空间里,中国放下武器的军人和普通平民被屠杀的背后,是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其殖民统治秩序的图谋。但空间是多层次的,在南京大屠杀的空间中,外国侨民进行了局部的空间生产,产生了巨大的人道主义价值,具有世界性意义。战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背景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基于历史遗产进行了空间的再生产,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战争记忆与和平理念。但空间不是全然“被动”的,在被生产出来以后,它也自我生长,逐步获得按自身逻辑表达和诉说的能力。

战争进程与南京大屠杀

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初期,为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原打算在短时期内征服中国,迅速结束战争。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日军首先在淞沪战场遇到了中国军队空前顽强的抵抗,而随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迁都决定更意味着战争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在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行动中,由于日军的进军速度过快导致其后勤补给发生困难;同时,为了继续进行战争,日军也难以抽调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去看管先前俘获的大量俘虏。于是,为了节省粮食及其他战争资源,日军便在南京有计划、大规模地屠杀俘虏和被怀疑为中国军人的平民。此外,战争进程的发展导致日军官兵很快回家的希望的破灭也使他们的心理发生扭曲,他们便做出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酿成了南京大屠杀事件。

侵华日军南京幕府山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

今年上半年,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翻阅了钮先铭先生的《还俗记》,其中记述了日军在南京幕府山大屠杀的许多细节,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钮先铭先生当时是中方守军教导总队工兵营的营长,驻守光华门,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2日傍晚,他从鼓楼营部到富贵山掩蔽部总部去晋见团长杨厚采上校。他说,他得知“总退却”的事,是杨团长“候一群其他军官退出了他的办公室以后,才告诉我……总退却”的事的。

E.L.多克托罗小说《上帝之城》中的大屠杀后意识

E.L.多克托罗小说《上帝之城》融入大屠杀意识,并直接描写大屠杀,从而表现出深刻的大屠杀后意识。犹太女拉比莎拉之父乃大屠杀幸存者,其断续的大屠杀叙述再现了犹太人的大屠杀记忆;犹太人在格托中的生存及其对纳粹的反抗,表现了犹太人做人的形象和尊严,亦反应了犹太人的英雄主义精神;而战后对纳粹战犯的追捕则表明犹太人向往公正和正义之决心和理想。多克托罗不仅建构了二战期间犹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还揭示了大屠杀后犹太人所处的历史和文化困境。

从《罗莎》和《二手烟》看大屠杀后遗症

二战中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犹太民族史上难以抚平的一道伤疤。许多幸存者在战后仍然挣扎于大屠杀的痛苦记忆中,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均饱受大屠杀后遗症的困扰。美国犹太作家奥齐克和罗森鲍姆分别在他们各自的作品《罗莎》和《二手烟》中刻画了两代大屠杀后遗症患者的形象,并不约而同地安排了救赎的结局,揭示出往往为人们忽略的一点:对于亲历大屠杀的犹太人及其家庭来说,选择忘却伤痛也不失为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