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发展之论企业破产待履行合同判别

企业破产中待履行合同判别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从理论上讲,它涉及如合同的成立、变更、解除、权利义务的转让、债权的消灭、债务人的保护、债权人的平等、破产程序的效力等多方面。实践中它又关系到企业破产中涉及大量待履行合同的合理的选择处置,如是否继续履行或是解除、如何分配风险、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因此,本文在对待履行合同的概念内涵以及分类划分等方面内容讨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如何依照对企业破产中待履行合同进行识别界定,并提出一个具有操作性的界别流程以供参考。

论替代履行的体系构建

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1条将替代履行规定为一般性违约救济措施。该条文看似全面规定了替代履行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但在具体适用时仍然面临规范不足的问题。一方面,第581条仅规定了两个要件即债务人违约以及“债务的性质不得强制履行”。结合替代履行自身特性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还应当满足如下构成要件:债务具有可替代性;替代履行须具备合理性;债权人选择替代履行时须通知债务人。鉴于我国合同法并未采用实际履行优先原则,在对第581条进行规则补强时,不应当将“债权人在替代履行前为债务人设定宽限期”作为替代履行权利行使的前提。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1条规定的法律后果,即请求债务人负担替代履行的费用,仅适用于满足上述构成要件的情形(“适法的替代履行”),因此,第581条无法回应不满足上述构成要件(“不适法的替代履行”)的情形下替代履行费用是否由债务人承担以及如何承担的问题,对此,须就不同情形分别讨论。债权人为不适法的替代履行所支出的费用在满足特定前提时可通过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方式转嫁于债务人。不过,“不适法的替代履行”可能有损债务人的利益,因此,并非替代履行的全部费用均可转嫁于债务人,而是进行相应的扣减。

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ESG责任履行是“双碳”目标框架的应有之义,更是企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构建双重固定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其中该U形关系在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维度、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和处在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在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的U形关系中发挥传导作用;同时,分析师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以负向调节ESG责任履行与企业风险二者之间的U形关系;而ESG评级不确定性和“漂绿”策略会抑制ESG责任履行的风险防治作用。据此,应构建并完善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引导企业适度履行ESG责任,在ESG转型过程中注重内部监管和风险管控,助力经济绿色转型深入推进。

上市公司ESG责任履行的价值影响机制检验

以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相关者等理论,构建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探究ESG责任履行的价值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责任履行能够提高企业价值,并存在“ESG责任履行—融资约束—投资效率—企业价值”这一链式中介路径。高管海外背景越强,企业通过ESG责任履行来缓解融资约束对降低非效率投资、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作用越强。本研究丰富了ESG链式中介的价值影响路径,深入探讨了个人层面高管背景特质对ESG价值创造的影响,为企业投融资业务整合,推进人才引进战略提供了有益指导。

ESG责任履行、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

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大背景下,ESG责任履行能否提升绿色创新持续性进而推动企业低碳发展,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以2014—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ESG责任履行对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积极履行ESG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强化二者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ESG责任履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助力企业持续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ESG责任履行对绿色创新持续性的促进作用在成熟期企业、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文章丰富了绿色创新持续性驱动因素和ESG责任履行经济后果的研究,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于合同履行抗辩权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在这部合同法中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合同法第66条、67条、68条,分别规定了合同履行抗辩权的几种具体情况.

ESG责任履行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吗?

核心竞争力提升是增强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基于2009—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探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责任履行能够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研发投入增强效应和人力资本提高效应三种机制产生影响。拓展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有助于增强企业绿色核心竞争力。为此,政府需要引导企业深化ESG责任履行,疏通ESG责任履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渠道,推动ESG责任履行与政府环境规制共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同时履行抗辩权在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正当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不构成违约 ,是一种合法行使权利的行为 ;各种违约行为均可导致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 ,但并不意味着只要一方的行为构成违约 ,另一方就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主债务与从债务之间在一定的情形下具有对价关系和牵连关系 ,一方可以以对方未履行从债务为由 ,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为了防止当事人不当援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有必要对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加以限制。

创业选择中的正式制度作用差异解析--基于合约履行和产权保护的比较分析

完善的正式制度是激活地区创业活力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整体制度或单一制度展开分析,忽视了不同制度对创业选择的作用机制差异及其潜在复杂效应,这既造成了现有诸多争论的产生,也极大限制了对创业选择中制度影响力的理解。基于制度解绑观点,文章将合约履行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视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两个关键维度,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对2010-2015年54个国家的355769个劳动力个体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尽管两种制度的改善均有助于提高个体机会型创业可能性,但内在机制的差异却将导致不同制度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明显的效应差异。一方面,合约履行制度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对低人力资本个体的机会型创业决策产生更明显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产权保护制度则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对高人力资本个体的机会型创业决策产生更明显促进作用。特别是,作用机制的差异也将导致两种制度对创业决策的共同作用产生潜在抵消效应。上述结论在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一致。文章研究结论揭示了对多元制度进行划分是有价值和必要的,有助于推动领域讨论从整体、单一制度的简单分析向多元制度复杂分析的视角转变,并为地方政府根据具体实践促进创业提供一定启示。

浅议我国合同法的拒绝履行权

本文阐述我国合同法增设的拒绝履行权 ,强调合同当事人要享受该权利 ,就应当在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不按约定履行合同 ,且未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行使 ,并要严格按照该权利的条件进行 ,否则 ,等于自身违约。拒绝履行权的规定有助于合同当事人全面履行合同。

合同履行绿色义务的性质与效力——《民法典》第509条第3款释论

《民法典》第509条第3款规定的合同履行中的绿色义务,引起了巨大理论争议,也带来了司法实践难题。将该条款解释为倡导性条款,还是解释为有约束力的法定义务条款,其意义完全不同。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民法绿色原则和立法体系进行分析,应当明确该条款的法定义务属性,通过对合同自由的适当限制,实现对当事人行为的环保约束。具体来说,合同履行的绿色义务具有附随义务属性,违反该义务可能导致损害赔偿、强制履行等责任,债权人也可能因而享有合同解除权;同时,该义务具有不真正义务属性,虽不能强制执行,但可能导致对方当事人减少价款请求权。上述两种定性虽有区别但并非相互排斥,应当由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结合案情决定采用不同的解释路径,以确定合同履行绿色义务的具体内容和边界,并依据社会共同价值、参酌习惯等,认定违反该义务的法律效果,体现绿色义务对合同当事人的现实约束力。

党员CEO促进了ESG责任履行吗?——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协同作用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践行ESG理念对国家绿色发展目标具有战略意义。本文基于烙印理论,以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党员CEO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党员身份显著促进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党组织通过政治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党员CEO与ESG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强制性、规范性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下,党员CEO促进企业承担ESG责任,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党组织嵌入程度高的企业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信息披露路径对ESG责任履行发挥了间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党员CEO对ESG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低碳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推动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党员CEO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丰富了党员CEO参与治理效果的研究,为提升企业ESG表现,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为高质量党建引领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

气候治理行动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来自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的证据

气候治理行动对于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及其灾害性影响至关重要。以2017年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为契机,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气候治理行动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结果表明:气候治理行动能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促进作用不断增强。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多样化董事会作为重要的内外部治理机制,所产生的监督效应和治理效应可以有效加强气候治理行动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积极影响。对作用机制的探索发现,气候治理行动促进环境责任履行的主要传导机制在于诱发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治理行动对气象灾害严重、温室气体高排放地区的企业及高数字化转型、重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揭示了气候治理行动与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实现气候变化应对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合同履行请求权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点

与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程序法理解和实体法理解相应,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客观时点的确定方法有权利被侵害与请求权可行使之别,但在各自的理论脉络下两种确定方法的实质均为权利可行使。权利被侵害的确定方法无法适用于合同履行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第六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分句采纳了请求权可行使的确定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分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相悖,属于司法解释的败笔。具有行为请求权性质的履行请求权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但代偿请求权具有不当得利的性质,应适用不当得利债权的起算规则。继续履行请求权属于履行请求权的延续,不存在独立的诉讼时效期间。作为次请求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受履行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制,存在自己独立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点。我国民事立法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点的规定呈现出二元结构,体系化不足。

ESG责任履行、财务柔性与企业创新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以201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讨财务柔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财务柔性在ESG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高管风险偏好能显著增强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对发明专利申请数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ESG责任履行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企业要积极履行ESG责任、增强财务柔性储备意识、优化高管团队结构以及政府应完善ESG差异化政策等建议。

自恋型CEO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CEO自恋这一心理特征,运用高阶梯队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中国民营企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为样本,探讨了CEO自恋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CEO个人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来研究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自恋型CEO可以促进企业履行ESG责任;CEO年龄、教育背景正向调节CEO自恋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从CEO个人层面丰富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扩展了自恋型CEO作用结果的相关文献;对民营企业积极履行ESG以及经理人市场构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