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发展之论企业破产待履行合同判别

企业破产中待履行合同判别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从理论上讲,它涉及如合同的成立、变更、解除、权利义务的转让、债权的消灭、债务人的保护、债权人的平等、破产程序的效力等多方面。实践中它又关系到企业破产中涉及大量待履行合同的合理的选择处置,如是否继续履行或是解除、如何分配风险、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因此,本文在对待履行合同的概念内涵以及分类划分等方面内容讨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如何依照对企业破产中待履行合同进行识别界定,并提出一个具有操作性的界别流程以供参考。

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法理阐释与制度构造

待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对于破产企业的营运价值保护至关重要,但也造成了需要适当处理的特别利益冲突。《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对于待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进行了严格限制,形成了过度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格局,也未能对其他无担保债权人提供应有的关注。在我国将来相关制度改良中,对于合同相对人的特别保护应仅限于债务人已违约与管理人转让合同两种情形,保护方式包括要求管理人采取违约补救措施与要求履约主体提供未来履行的充分保障。其他无担保债权人也可能因为管理人决策失当而利益受损,法院应当在涉及融资性合同或者在管理人存在利益冲突时,对继续履行的商业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

论破产管理人待履行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待履行合同解除权是在企业破产程序中《企业破产法》赋予破产管理人解除合同的一项重要职权。为打破合同僵局和财产价值最大化,公平清偿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待履行合同本身也兼具资产与负债,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一权利的行使有其特定的价值和目的,但其行使并非不受任何的限制。就目前相关的立法对该解除权行权标准、实施效果、限制规定等均缺乏系统化考量,与《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在适用原则上也存在着冲突。随着司法实务中对待履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增多,相关的争议也随之增加。亟须对待履行合同解除权的法律原理和规定进行深入研究和完善,制定出相对统一的法律规则。

破产法上待履行合同的选择规则

破产法上的合同解除规则改变了合同法上履行抗辩规则,从根本上变革了原合同双方的权力平衡。待履行合同的相对方与破产前成立的债权人天然地存在矛盾,因此也使得破产财产利益最大化与债权人平等受偿这两者之间蕴含潜在冲突。在方法论上,单以合同义务分类路径并不足以指引破产企业和破产法庭对选择权的合理判断,应当认为,以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才能从本质上解释合同选择权的来源及功能,进而确定其作用范围。尽管对于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本质上也是以破产管理人为主体的企业经营行为,但它不仅服务于破产财团的利益,也需要考虑合同相对方的利益以兼顾公平。基于此,适用商业判断原则不仅能化解法院进行专业技术判断的窘境,又可恰当限缩相关决策者的经营责任。

论待履行合同在破产程序中的处分

待履行合同本身具有经济价值,是破产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处分问题既决定着破产财产的保值增值,也对破产程序外部的合同相对方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破产法从债权人整体利益保护出发,构建了待履行合同解除、承担和转让的特殊规则,体现了破产法实用主义特点和破产财产这一核心概念的本质。我国破产法中待履行合同处分制度存在监督不力、缺乏解除权行使标准之不足,应当确立商业判断规则、合同整体承担原则并且规定除外条款。

论不履行合同的抗辩权

当事人因过错不履行合同的,应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双方均未履行或者均全部或部分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是否为双方混合过错?是否系双方的违约行为,均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呢?对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却有不同的认识,具体适用标准偏差较大。

浅论破产宣告对未履行合同的影响

按照我国现行破产法的规定,对于破产宣告后破产人尚未履行的合同,由清算组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但这一规定过于模糊,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而且仅仅将合同的解除权赋予破产清算组一方将会使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

论破产中待履行合同的拒绝履行

我国《破产法》对待履行合同的处理是赋权于破产管理人在继续履行与解除合同之间行使选择权。无论从破产法的立法目的或者是从破产程序的角度分析,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并不能很好地增加破产财产,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破产法》的拒绝履行制度来完善我国对待履行合同的处理模式。

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处理

破产程序启动后,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对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破产管理人必须依照效率标准作出决定。一旦违约,根据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情况可以将待履行合同分成八种不同的类型。在计算损害赔偿时,应采用不同处理方法。

论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为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 ,新刑法将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从玩忽职守罪中独立出来。本文对该罪的构成特征作了分析 ,对认定该罪的一些疑难问题 ,如罪与非罪的界限、与相关各罪的关系等作了评析 ,以期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美国破产法中的待履行合同

美国破产法典 ξ36 5是有关待履行合同的规定。由于待履行合同可能给破产财团带来相应的合同利益 ,所以美国破产法理论就把待履行合同作为破产财团财产的一部分来看待。美国破产法典 ξ36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若干问题探讨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本罪的客观要件必须是因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文章论述了构成该罪的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如本罪主体不应包括国有控股、参股企业或公司以及国家与外商合作、合资经营公司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内,同时对"严重不负责任"、"重大损失"的内涵界定进行了有益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析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基于《合同法》与《破产法》的双重视角

本文通过《合同法》与《破产法》双重视角,运用比较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将待履行合同中选择权的论述拆分为价值论、构造论、效果论以及扩张论四大块,并尝试突破传统的论文构造方式,将比较法分析打散在各论之中,而不单独成章,目的在于更为直观地促使制度、问题、理论以及建议四者紧密联系,为全面把握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构建新的理解思路。

坚持诚信原则 履行合同义务——新合同法“十一”实施 企业务必切实遵行

新合同法经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合同法的实施,无论是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还是企业的内部管理,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企业只有学好合同法,正确运用合同法,才能自如应对市场变化,防范各种风险。本文试就诚实信用原则及合同履行问题谈些体会,供企业参考。

法院审判应区分订立合同行为和履行合同行为——从一案例说起

法律调整的是人的行为,法院认定合同是否有效,实际上是对人实施的行为是否有效进行认定。一个合同从动态的角度考虑,可以分为两个行为,签订合同行为和履行合同的行为。履行合同行为无效并不必然导致签订合同行为的无效。法院不能通过审理"履行合同行为"而得出"签订合同行为"是否有效的结论。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犯罪界限的研究

签订、履行合同是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经常性业务，但有些单位由于主管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使国家利益遭受严重损失，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诈骗罪。而此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犯罪客观和犯罪客体四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民法典时代破产法上待履行合同“涤除”制度再造

破产程序中的待履行合同“涤除”问题,在本源上是破产财产归集问题,应借助破产财产的抛弃规则进行处理。即破产债务人于合同中享有的权利能否被纳入破产财团中,需进行计算。待履行合同的特殊之处仅在于:破产债务人享有权利以其履行自身债务为前提,且此种履行受破产法之比例清偿定位的限制。我国立法直接赋予破产管理人解除权,且导致破产债务人违约时,管理人仍得解除,有违破产法须尊重非破产法规范的基本原则。在域外立法例中的“拒绝履行”模式下,管理人仅对是否继续履行进行选择,即衡量何者更为有利。这一立法模式既是对问题本源的回归,又未突破破产法的内在逻辑。我国立法应由“解除权”模式变更为“拒绝履行”模式,破产管理人仅得在继续履行与拒绝履行间进行选择。限于破产法对全体无担保债权人比例清偿的基本制度定位,管理人选择拒绝履行后,相对人不得基于合同法要求管理人继续履行,仅得申报债权,参与比例清偿。

破产法上待履行合同基础理论的省思与重构

我国立法上的待履行合同规则实质建立在美国法上的“实质违约测试”理论基础上,即认为,只有通过了“实质违约”测试的合同才有必要由管理人对其选择“承继”或“拒绝”。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面临判断是否属于待履行合同的标准模糊,及对于特殊类型合同难以适用等困境。对此美国学者先后提出了替代性的“待履行”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基于我国现有法制与理论空间,应以美国法上的“功能主义”理论替代当下的“实质违约测试”理论。即,破产债务人于待履行合同中享有的权利自动归入破产财团,于合同中负有的义务则由破产财团承担;管理人在选择“承继”或“拒绝”待履行合同时,不以其是否属于“待履行”合同为前提。

谈谈船舶履行合同管理

本文阐述影响船舶履行合同管理的因素和履行合同管理的具体步骤和内容，反映了履行合同的重要性。

自始不能履行合同有效与民法规范体系之间的协调

我国合同法确认了自始不能履行合同有效,此立法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其法理的正当性应得到肯定。但是,自始不能履行合同有效在我国民法的现行体系下,存在与《民法通则》的法律行为、《合同法》51条的协调问题。本文从解释学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自始不能履行合同有效与民法体系的协调进行梳理,期待该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