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符号化及文化意义

嵇康名士形象的多方位立体解读与构建,主要完成于刘宋时期。陈寿《三国志》对嵇康记载简略,刘宋时期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在刘宋时期,嵇康的形象更加固定,呈现出文化符号的特征。他们以绘画方式将嵇康名士形象可视化,以文学描写将其固定化,以“嵇生琴”等文学意象加以强化。相较于两晋士人对嵇康艺术的、审美的、毫无功利的、纯粹的欣赏与赞美,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则有其深切的政治动因。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心灵寄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嵇康的立体多重艺术形象及文化符号意义,影响深远。

临终绝响:对嵇康乐论的绎读与反思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与《琴赋》两篇乐论都试图从自然时间的角度营造一种音乐的审美意象(和声、雅琴),其目的是为了对人间的意义秩序进行重建。然而如果以“和声”的审美意象替代神圣价值作为终极依据的话,嵇康所言的“无中于淫邪”只是改变了与“淫邪”的相处模式,心与声同处于此岸时间而没有实现真正的超越。嵇康发出的“《广陵散》于今绝矣”的临终绝响似乎在告诫后人,以有限的人性想要占据终极实在的价值位置,终将带来精神的幻灭。

审美与思辨:嵇康“声无哀乐”思想发微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对音乐的解读并不局限于美学或艺术哲学领域,还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音乐的本质进行了分析。魏晋之际,玄学家们对待“名”“言”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注重辨名析理和注重体验顿悟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产生。其中,前者以主客分立为思想基础,具有理性思辨的特性;而后者以主客合一为目的追求,具有艺术审美的特性。嵇康从哲学思辨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声无哀乐”的主张,认为声音只具有形式意义,音乐只是形式的和谐;同时,他又从艺术审美的视角出发,承认音乐对人情的感发作用,认为音乐具有唤起藏匿于人心中情感的功能。嵇康并不否认音乐的教化作用,而是改变了对乐教作用机制的认识,认为音乐之于移风易俗,不在于对道德人伦的规范,而在于对情感欲望的疏导。

以乐证道, 嵇康哲学的另一种追问

世人皆以嵇康“越名教任自然”为其哲学脉络,殊不知,嵇康的音乐哲学才是其心法要领。嵇康以“乐”证道,将哲学的追问方式诉诸音乐,用音乐探索宇宙,用音乐反思人生。在魏晋玄学的时代性论题之下,嵇康看到了音乐的哲学性,用音乐的视角破解玄学问题。在嵇康哲学中,以乐证道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只有乐高于道,才能明辨玄学。嵇康以音乐明宇宙之“有无”,建构玄学基础;以音乐辨工夫之“体用”,展开心性变化;以音乐忘认知之“言意”,确立人生态度。嵇康合“儒”“道”于一家,将儒家的文化传统与道家的精神气质相结合,形成了艺术与道德并存,审美与伦理共在的价值格局。

嵇康、阮籍作品的养生论抉微

魏晋竹林七贤中名声卓著者当属嵇康、阮籍,二人以诗文、嗜酒而齐镳并驱,又因执着修仙养生而志同道合,莫逆相交。观其养生观,嵇、阮二人相似之处颇多:首先,嵇、阮皆以道家思想为圭端臬正,倡言见素抱朴,自然守真;其次,二人乐于赋诗道意,寻方外游,求索白日飞升、羽化登仙;再次,二人均认可“音乐”对人具有怡情修身、存心养性之妙用。嵇、阮的养生观既是道家与道教思想的绝佳传承与发展,又是魏晋竹林士人拔新领异的独特人格精神之体现,对当今时代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以及现代人身心健康的维护均有着突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的对冲与互补——以阮籍和嵇康音乐思想为例

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重要人物,其音乐思想作为魏晋时期的音乐典范具有众多类似之处,他们的音乐思想均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但二者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二人对音乐的教化功能、音乐观等方面对二人音乐思想进行探讨,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审美偏向与其中的内在思想。

论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积极意义

嵇康《声无哀乐论》(以下简称《声论》)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重要篇章,其独树一帜的音乐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深入剖析了嵇康的性格特质及思想底蕴,结合魏晋时期社会背景,探讨了《声论》音乐美学思想中所蕴含的积极意义,这些思想不仅强调了音乐与自然的和谐共鸣,深化了对音乐审美独特性的理解,肯定了音乐与情感的紧密联系,更展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批判精神。通过与近代西方音乐美学观点的对话与比较,进一步发现了嵇康音乐美学思想的跨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它不仅为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发展树立了崭新的里程碑,更为现代音乐艺术及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借鉴。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音乐美学思想探析

嵇康关于音乐这门艺术的认知及其美学思想源自自然论,而音乐之所以能够影响人心,是因为音乐的本质为“自然之和”。简单来说,音乐的美是自然而然呈现的,与道德教化的影响无关,但却能够影响人心、发挥移风易俗的职能。嵇康将自己的见解记录在了论著《声无哀乐论》之中,且在《琴赋》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提及,区别于传统儒家音乐思想,他认为音乐应当是独立的一门艺术,而并非道德礼教的附属品,嵇康进行的音乐美学思想探索也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必然选择,而并非一般性的学术活动。从《声无哀乐论》这一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嵇康的抗争精神、救世情怀,尤其是命题“声无哀乐”及其蕴含的音乐美学思想,被后世称作了平定社会动荡的治世之道。

嵇康之死与魏晋服食养生之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百姓生活最痛苦的时代,政治的空前动荡加之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带来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在这种无序的社会中,作为高敏感群体的文人,面临危险而艰难的选择。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文学团体的解散,也象征着破坏虚伪礼教、追求个性张扬的理想的幻灭。嵇康对于服食养生的思想与主张深刻影响着魏晋服食风尚的形成。

浅析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音乐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持续动荡与不安定的时期,社会政治环境则如同翻涌的潮水,复杂多变,随着儒家权威地位的松动,文化艺术领域及其审美观念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这样一种思想解放的浓郁氛围,为嵇康、阮籍等文人提供了独特的思考空间,艺术不再是政治和宗教的附属,他们深入探索音乐韵律、艺术真谛乃至人生哲理。他们得以挣脱束缚,畅所欲言,畅谈各自对音乐、艺术及人生的独到见解。

嵇康《管蔡论》与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兼论《管蔡论》被误读之理路与渊源

曹魏甘露元年,被司马氏扶持上台却欲有所振作的魏帝曹髦,亲临太学,提出“郑王之争”以及“圣人”“知人”等“时代之问”以考诸博士,这是一桩著名的学术兼政治“公案”。嵇康当时就在洛阳,其作《管蔡论》,不仅精准触及太学问对的隐秘玄机,并试图化解曹髦提出的疑而未解的“圣人之失”与“圣人之明”之内在矛盾,含蓄地表现出感情立场和政治倾向。嵇康暧昧隐晦的政治态度是当时政局下文士的普遍心态。所谓《管蔡论》表明嵇康“讥切司马”,乃至做出极端政治斗争行为,实属误读,亦有其理路与根源。

论嵇康对儒家乐教的解构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所有论点,其实皆根基于音乐的本质是气这一观念。首先,音乐是天地和合过程中禀气而生成的客观物质,能独立于人而存在。人自身的情感,无法影响到音乐所具备的客观独立性。其次,音乐与人情感的关系是,旋律节奏的“舒急”会使人产生“躁静”之反应。人一旦进入“躁静”状态便会失去平和,从而将事先已积压在内心但并未表现出来的情感状态进行显露。音乐的教化作用、道德意义只表现在是否能帮助人实现平和,这也是雅乐与郑声的根本区别。最后,嵇康与儒家皆提倡以乐为教,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乐这一概念的定义上。嵇康并不否定乐教的价值,而是要对究竟什么是乐,音乐与人内在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如何具体实现乐教等根本问题提出异议。嵇康试图以一种符合于其持有的气化宇宙论、自然哲学的音乐观念与乐教主张取代儒家乐教,这是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种表现。

嵇康自然观探析

对自然的推崇贯穿于嵇康生命的始终,“自然”一词源自道家,本指自然万物的本原与状态;经嵇康的阐发,自然观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具体来说,嵇康的自然观具有四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是和谐有序的自然整体;其次是指调节自然性、情以达到自然之和的生命状态;再次是指演化并顺循于人自然之性的社会规范;最后是指超越自然之性内在限制,在向外凸显中彰显并充盈人的自然之性,实现求道成仁的终极目标。

嵇康生命哲学之探析

魏晋时代是历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人的精神状态呈现出一种扭曲、堕落的特点,士大夫们内心空虚、精神压抑。这种生存状态具体表现为对物质的趋向,对欲望的追求,以及对日常行为习惯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偏离。它展现了一种集体性虚无和形而下的精神向度。从个体生存和生命实践来看,魏晋哲学又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进态度和审美艺术。在嵇康的生命哲学中敞开了人的真情实性,诠释了“人间世”的逍遥路径。嵇康把超越名教、剔除规范、抛去私欲作为实践起点,以“返归自然”“无措是非”作为价值选择和生命安置之方法,以“情意我”之“意足”、“乐哉”为境界追求,最终实现个体精神和生命导养的统一。嵇康的生命实践彰显着对人的关怀、对生存的思考,流露出对生活的热情、对生命的珍重。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当今时代,嵇康生命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嵇康对《红楼梦》的影响探微

关于《红楼梦》与魏晋文化的关系,学界普遍关注阮籍的影响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作为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也对《红楼梦》产生过重要影响。曹雪芹不仅在《红楼梦》中留下嵇康的诸多印记,而且在小说主要人物的塑造上对嵇康多有汲取。曹雪芹仰慕嵇康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以及嵇康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极大影响力,是《红楼梦》深受嵇康影响的主要原因。

嵇康四言诗引《诗》法的继承与流变

归纳整理嵇康的四言诗,可以发现其四言诗创作的引《诗》法可以分为摘取《诗经》原句入诗及摘《诗经》原句易以一字入诗两种。其引《诗》的动机在于留下文本痕迹,昭示《诗经》为其四言诗创作的典型。这种作法并非嵇康独创,汉末时已蔚然成风。纵观四言诗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发展,置于篇首的引诗法一直沿用到清代,且应用于五、七言诗;置于除篇首外任意位置的引诗法,则演变为集句和“摘句为题”。

嵇康《琴赋》的“和”之生命体验

魏晋玄学家特重生命体验。其中,嵇康是为其中翘楚。从音乐美学角度看,无论是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还是嵇康的音乐美学活动,都与嵇康的文化生命体验有着直接关联。为探析嵇康文化生命生命体验,透视嵇康《琴赋》的内在逻辑,发现嵇康《琴赋》是以“和”为思想基调,呈现出“醇和”与“至和”的双重文化生命体验,这不仅揭示出嵇康对生命之美的个体塑形,也对魏晋名士心态进行集体重构。

嵇康与汉斯立克关于音乐本体的基本观念及比较研究

嵇康与爱德华·汉斯立克生活在不同时空,其音乐观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将对二者代表作《声无哀乐论》与《论音乐的美》(以下简称为《声论》与《论美》)中关于音乐本体的基本观念进行梳理及比较分析,旨在分析两位“‘自律论’音乐美学代表”关于音乐本体的认知之异同及原因。首先,二者皆认为乐音源于自然,但音乐产生于“人为”;其次,二者皆认为音乐本体具有客观、运动变化的性质,并认为音乐“不表现情感”;再次,二者对于音乐的构成要素及其功用性方面的认识存在差异;最后,二者观念之差异主要是由他们所处时空不同导致的艺术实践和思想环境的差异所致。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

嵇康是多才多艺的美男子，竹林七贤中的真名土。他尚奇任快，刚肠嫉恶，始终不买司马氏的账。本文从科康走出竹林，投身批判王甫（司马昭的妻父）的太学辩论活动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嵇康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历程。文章还探讨了《嵇康集》的传播源流。《嵇康集》十五卷录一卷，历经一千二百余年，到明代中叶仅存八卷左右，明人重组号称十卷。其中，吴宽（1435-1504）丛书堂抄本一部，源出来本，为世所重。周树人录辑校，历十余年始成，1956年影印出版，堪称当今之善本。

嵇康墓考释

嵇康墓是安葬"竹林七贤"领军人物嵇康的"墓"或"坟"。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和中华民国《涡阳县志》交待了嵇康墓或坟较为具体的历史地理定位,位于"嵇山东一里"或"齐山东南十二里曰嵇山","山南有嵇康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