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殖民统治下的原左翼作家:古丁与山田清三郎

原中国左联北方部成员古丁,曾翻译过日本普罗文学作品,包括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主题的小说。面对日本殖民者积极推行的殖民共同体建设,古丁以拒绝殖民符号暴力,捍卫“汉话”主体性;拒绝殖民文学理念,坚持描写阴暗内容等方式进行抵抗;批判日本文坛战争报告文学、反对日本读者猎奇视野;重视与日本原左翼文化人的国际连带,守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一方面,假释出狱的山田清三郎来到“满洲”寻求“新生”。从开拓团到“新京”,他仍然摆脱不了“转向”的心理阴影和作为思想犯被跟踪、被“观察”的命运。然而,他却得到了古丁等“满人”作家的“友情”和鼓励。山田清三郎对“满人”作家的处境和文学不仅表现出理解,还为此在报纸上公开与日本人骂战。不过,山田对“民族协和”也表现出赞扬和期待,这很难界定是源于国际主义精神还是对殖民侵略的赞同。然而在战时体制下,山田清三郎被殖民者利用,成为艺文家协会委员长,与古丁一起承担起战时文艺宣传和组织活动,最终进入角色成了殖民者中的一员。古丁在妥协的同时,努力实现自己守护中国文化的目的。在1944年时,他举着殖民者“炼磨思想”的口号呼吁青年炼磨技术,其实是在为光复后东北的技术管理做准备。古丁在伪满洲国的行动,提示了面对殖民统治时除了抵抗、逃避和合作以外的第四种可能性。

鲁迅与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9.20-1968.11.25）,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14岁时考入纽约城市大学,在校期间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1904年下半年,《向真理呼吁》的编辑派辛克莱去芝加哥调查屠场工人的生活,正是这次调查催生了长篇小说《屠场》。1906年,《屠场》全书出版,随即在美国社会引发巨大反响。

试论部分左翼作家语言的“革命化”转型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批左翼作家、诗人及抗战后奔赴解放区的作家、诗人,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也留下了许多深刻教训。他们早期的作品,语言上体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具有立体性和形象性;而后期(投身左翼文艺运动或到解放区后),上述特点则逐渐淡化或消失,出现一种向理念化、抽象化转型的倾向,艺术品味降低。以丁玲、何其芳、艾青三位作家为例可以看出,他们前后期的作品,就有这种明显的转型:从语言的自我个性张扬到自我个性的淡化;从语言的多色彩、多声部到不自觉的理念化、抽象化。其修辞手段也尽量向"革命化"靠拢。究其原因,这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及艺术观念的变化密不可分。

左联组织框架中的左翼作家身份

左联成立伊始左联组织便通过机关刊物对左翼作家身份进行最初的规训,要求左翼作家投身实际的政治斗争。之后又对应当时极左的中共政治纲领的变化,在左联决议中对左翼作家身份加以解释与修正。与此同时,左联组织亦引导其成员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借助身体、声音、文字进行身份的张扬;通过严格的吸收新成员的程序以及频繁的组织生活维护左翼身份的纯洁;而且把左翼作家身份派上扩张组织的用途。

重审“九叶”诗群的诗学倾向及其与左翼作家之关系

过去学界常将"九叶"诗人视作"反主流"或者"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其实这种"主流——边缘"的二元视角有失准确。相比而言,组成这一群体的《诗创造》一支与新诗传统有更多的延续性和同构性,他们身上有很多"主流"以及"残余"因素,在四十年代后期才开始体现出一些"新变"因素;而西南联大一支则更多地体现出过去新诗传统中没有的"异质性"。"九叶"诗人与左翼作家的分歧其实主要不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而是关于文学要不要体现"人民本位"、要不要当作"宣传工具"等问题上的分歧。尽管"九叶"的两分支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新变"因素,但是对于"人民文学"而言,它们都是"异端",都应予以"收编"。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九叶"这一群体是如何被视为/自视为一个"流派"的。

左翼作家的抗战书写——以空袭题材为例

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抗战书写的关键词,但左翼作家抗战书写的实际情形却颇为复杂,绝非民族主义可以统摄,从"五四"新文学中继承的人道主义、此时期得到强化的民族主义与其固有的阶级意识相互交织、抗衡,其情状颇为复杂。抗战文学的空袭题材是认识这种复杂性的一个典型个案。

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的小林多喜二认识

1933年2月,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反动政权虐杀后,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鲁迅、郁达夫、夏衍、楼适夷等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们纷纷著文,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行径。同时,又满怀国际主义深情为小林多喜二的遗属募捐。由此,在中国文坛上,一大批留日归来的左翼文学者以小林多喜二等进步日本作家的作品为“火种”,进一步掀起了中日文学的交流高潮。

漂泊大洋彼岸的“中国红”——美国第一个华裔左翼作家蒋希曾的沉浮

蒋希曾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始终以中国革命事业和美国华人走向革命为文学创作题材的第一个华裔左翼作家。他与美国左翼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作品尽管只有一本诗集《中国革命诗》,三部小说:《中国红》《金拜》《出番记》;以及一部三幕剧《死光》,但他的创作成就却得到当时美国进步文艺界,诸如著名作家辛克莱、德莱塞等人的高度评价,他的革命活动也得到美国人民和一些重要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位曾沟通了中美两国劳苦大众的心声,促进了两国进步文化交流的第一位美华左翼作家,将永远名垂中美文化交流的史册。

《文艺先锋》、《文化先锋》上的左翼作家身影

《文艺先锋》、《文化先锋》虽然是40年代国民党的官办刊物,但是左翼作家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这两个刊物上,茅盾、陈白尘、冯雪峰、任钧等左翼作家都曾经在其上发表文章。由于刊物的特殊性质,那些左翼作家在发言时往往会比较注意分寸,至少不会直接把矛头指向国民政府,但他们也不会过于隐藏自己的立场,而是时常通过各种方式显出锋芒。

天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间考辨

迄今为止,对于天津左翼作家联盟的研究尚欠深入。即便是其成立时间这样的基本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存在一定的争议。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察和不同观点的辨析,可以认定天津左联成立于1930年的说法证据不足,更为准确稳妥的结论应该是:1930年底,天津出现了具有左联性质的学生组织;1932年,天津左联正式成立。

精神自我的无奈分裂——解读新中国成立后左翼作家精神的两重性

新中国成立后,艺术精神和政治意志的矛盾成为左翼作家最为沉重的精神负荷,茅盾、何其芳、丁玲正是这类作家的代表。在政治运动的"围剿"中,他们生命的全部意义都被时代精神所替代,这既显现了他们对于自身信仰的忠诚,也显示了政党利益的强大。在忠于艺术还是政治的选择中,他们只能以精神的两重性完成人生的命题:既服从于政治意志,又追寻艺术的精神,但是他们又有着各自的精神困惑和心理成因。

东北沦陷时期左翼作家利用报纸副刊进行抗日活动调查

东北沦陷时期,金剑啸、萧红、萧军、关沫南、李季风等我东北左翼爱国作家,利用报纸副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披露沦陷后的东北人民在日伪统治下流离失所、苦难深重的生活,唤醒国人团结起来保卫家园。在日伪当局屠杀我爱国报人的"黑龙江民报"和"左翼文学"事件中,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在东北报业史上镌刻下气壮山河、可歌可泣、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北沦陷时期左翼作家的办报活动考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事变伊始，日伪当局就对报刊采取了垄断式的“官制统治”，实行严格审查制度，一方面由“国通社”，为各种报纸提供新闻稿件，以此垄断东北新闻通讯机构，达到严密监控、限制言论、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化“大东亚共荣”，欺骗、麻木国人。这种统制对新闻报道和政论文章，容易检查，而对报纸副刊发表的具有形象思维、其主题和思想倾向隐晦曲折的文艺作品疏于防范。各报社的爱国进步人士，便经常巧妙利用多家报纸副刊发表有进步倾向的作品，以此作为抗日救亡的武器。

重新认识斯坦贝克——对左翼作家、自然主义作家等问题再思考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因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三部反映农业工人悲惨生活的小说而被当时的许多评论家简单地冠以"左翼作家"、"自然主义作家"之称号,但从斯坦贝克的各种传记和他本人生平留下的大量日记和信件等各种资料可见,斯坦贝克的作品绝非一种单一的评价所能囊括,这种单一的评价,不仅不完全符合斯坦贝克本人的真实面貌,同时也遮蔽了他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民国出版经济与左翼作家作品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机制——以1930年代赵家璧的编辑出版活动为例

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商业出版运作方式及赵家璧针对左翼作家作品的编辑出版活动反映了民国出版经济与左翼作家作品紧密"接轨"的现象,并由此造就了左翼作家的生存空间,也使得左翼作品借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出版业实现了从国民党文化专制中的突围。从根本上说,正是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存在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矛盾"与"制度张力"提供和建构了左翼作家作品的生存机制。随着左翼政治文化潮流在读者中的普及,出版业实际上在市场竞争和商业盈利目的的驱使下起着不断冲击国民党专制之网的客观进步作用,而以"左翼取向"转变了良友公司原有出版风格的赵家璧本人,则为左翼作家作品与商业出版模式的结合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论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兼论与左翼作家的论战

“人性”是梁实秋谈文学的基点,他认为文学所表现的人性,应是在理性制约之下的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而这种人性是没有时代与阶级的分别的,具有永久性。他与鲁迅等左翼作家之间的论战,首先是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论争的焦点并不在同一问题上,是一场错位的论战。他反对左翼文学,除了政治上的偏见和文学观念的原因外,还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密切相关。

人道主义:高尔基与中国左翼作家的精神对话

高尔基以人民为本位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迥异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人道主义涵纳的底层情怀、平民意识和人民性特质,引发了鲁迅、茅盾、夏衍、艾芜等中国左翼作家的精神共鸣与对话。这种共鸣与对话或表现为高尔基文学创作对左翼作家的直接影响,或彰显为高尔基与左翼作家精神层面的相互呼应。这些影响与呼应的存在,极大丰富了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世界,形成左翼文学创作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主体性悖论

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经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主体性"询唤",但是由于其小资产阶级根性,他们必须首先通过文学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建构出一种"异己"的阶级主体——无产阶级,然后才能在这种对象化过程中实现身份确认与主体建构,由此形成了左翼作家的主体性悖论。其具体体现为:左翼作家内在的"小资产阶级根性"与通过外部斗争而获得的"无产阶级意向"之间的悖论。左翼作家在自身的主体建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种"左翼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最初形态,其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所在。因此,当下重审1930年代左翼作家主体建构过程与特征,理清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中国化的历史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指引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讲演——重读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标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对作家的思想建设、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远大目标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表现了鲁迅对于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构想。《意见》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