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两栖的内涵转变与市民化战略转型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近年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依然接近18个百分点,城乡两栖人口约2.5亿人,但是城乡两栖现象的内涵已经从以往的农业转移人口“不完全城镇化”逐渐转变为“不愿脱离农村”。这一内涵转变对市民化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市民化的主要目标应从缩小两率差距转向福祉增进和均等化,市民化的主要路径应从城市户籍改革转向城乡系统改革,重点包括加快完善农村权益流转机制、积极推进城镇权益优质均衡、稳慎推进中心城市户籍改革。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西南县域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县域市民化策略研究

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如何在县城实现市民化是一个焦点议题。聚焦西南县域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生活与生产实践,可洞察我国城乡社会转型之微观动态与深层逻辑。根据空间层面上不同家业关系,形成家业分工、家业兼顾和家业分离三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县域市民化策略。从女性、儿童、老人角度审视其特征,研究发现,围绕子女教育以向上的社会流动为家庭发展之核心目标,县城共居并稳定就业是最理想的家庭县域市民化策略。如果缺乏在地化就业机会与稳定收入作为支撑,实现家庭县域市民化就会潜藏多重危机,因此发展县域特色产业推进住房与就业城镇化同步转型,是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扎根县城实现市民化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应有举措。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推进策略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此背景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切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仍会面临主观认知和客观认同“双重缺乏”、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城市生存成本压力大与职业技能匮乏等困境。因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要以社区为载体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融入度;以政策保障缓和市民化过程的个人成本为导向,优化政府出台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培育更高素质更高技能的转移人口为目标,实现培训内容同社会需求相匹配,技能难度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相平衡,全方位多渠道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是当前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现实路径。

基于社会态度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重要理念,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CGSS 2021数据,采用Probit与Logit双模型分析医疗与养老保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协同作用,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究社会信任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考察安全与幸福感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有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社会保障的普及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对社会的信任度并促进了市民化程度的提高;当安全感知水平较低时,农业转移人口因对医疗保险水平的需求度更高而有利于促进市民化;当幸福感知水平较高时,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助于影响农业转移人口主观能动地加入市民化进程。建议优化保障体系、民生、环境与沟通,从提高安全感知、幸福感知水平,以及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等方面出发进行改进与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构建新型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以期满足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需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的逻辑嬗变、主要类型及推进路径

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趋势日渐明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成为优化我国城镇规模结构、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进而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大目标任务。在各项战略政策实施见效、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的市民化逻辑发生了嬗变:空间层面上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城乡两栖”,职业层面上不再需要完全脱离农业,身份层面上城镇户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观念层面上随时随地都能学习现代化生活方式等。空间、职业、身份和观念四个方面的传统定义不再适用于县域市民化,农民的收入成为其是否市民化更为科学的判断标准。当下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主要有产业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和婚姻城镇化等多种路径,产业城镇化路径下的县域市民化相较于其他两种更易获得成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还应主要致力于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降低他们的生活支出,并立足县域实情大力发展产业。

数字经济能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吗?

文章利用2018年CLDS数据,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分样本回归和半参数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效应仍然存在。分位数回归显示,在市民化的不同分位点上,数字经济的边际贡献存在较大的差异。数字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单一门槛效应。此外,通过传导机制分析证实社会资本与个体年龄分别在数字经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中发挥出中介作用和调节效应。由此提出提高城市数字经济水平,搭建数字化政务平台,推广数字化服务,探索数字化新模式;农业转移人口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提高其应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意识、意愿和能力的建议措施,以更好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巢与凤:村落环境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市民下乡——基于广东行政村抽样调查

如何吸引城市人下乡的难题可以归结为“巢”(村落环境)与“凤”(市民下乡)的关系。对广东省312个行政村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只有不到1/3的行政村有下乡市民,而且下乡市民数量的村落分布差异性很大。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显示,整体上“地理区域”和“村里的网络速度”对市民下乡有显著性影响;村落环境对各动机类型(务农、办厂开店、受雇、养老)市民下乡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主要结论:产业自我集聚循环累积效应推动市民下乡,市民下乡具有明显“郊区化”特征,市民下乡“舒适性迁移”特征明显,信息化水平是影响市民下乡的重要因素,市民下乡创业行为具有明显的价值合理性;另外,宗族结构对逆城市化影响的理路值得进一步研究。

保障性租赁住房对新市民社会融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新市民群体日益庞大,但由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新市民社会融入的状况不容乐观。当前,我国住房问题已从总量短缺转为结构性供给不足,大量新市民被排斥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之外,住房获取困难、社会融入问题较严重。文章根据现有文献进行因素分析,得出住房保障政策在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对新市民社会融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提出了加大资金投入、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等方面的对策。

75年来中国城乡关系演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

“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最大历史性变迁。迈向城乡中国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新型城镇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由此推动多元城市生态的形成。在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规律、分类施策和集约高效的四个基本要求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将通过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业的行动路径,绘就一幅多元城市生态的未来图景。

县域城镇化背景下进城陪读老年人的市民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加速了城镇空间的扩张。连接都市与乡村的县城是农村人口实践城镇化的重要场域。教育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中发挥中介作用,地方政府借助教育加速县域城镇化;农民以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实践教育城镇化。县域城镇化重塑农村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及家庭分工,缺少社会资本、权利资本与资源积累的农村家庭必须以代际合力的方式实践教育城镇化。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农牧民家庭选择老人陪读,以保证家庭再生产与教育流动,老人被裹挟进城镇化潮流。走到生命历程后期的老人,社会角色、权利职责、价值观念及身份认同因陪读发生转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意愿及能力——研究综述及展望

本文回顾总结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内涵、意愿、能力和意愿、能力提升策略的研究现状,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我国市民化热点问题研究的相关脉络。经过梳理发现,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诉求的持续转变,对市民化内涵及阶段划分的研究不断深入;户籍制度等阻碍作用的弱化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成为影响市民化意愿及能力的主要因素;市民化意愿及能力的提升可以从个体、制度、经济、社会、心理等维度出发制定相应对策,而完善的成本分担机制是市民化意愿及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此外,结合以往研究及市民化过程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本文提出了未来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方向。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角

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指导共同富裕实践推进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在诸多层面存在一致性。立足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广义方面,其中市民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物质利益关系、阶级组织形式与伦理主体为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提供了本体论逻辑、实践论逻辑、方法论逻辑和价值论逻辑,进而提出对固有物质利益关系的肃清、对伦理主体的多方面关照及由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这三方面的实践指向,以此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中西部地区乡村发展的不同样态及振兴逻辑——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视角

立足于中西部乡村发展实际,可以将中西部乡村划分为内生资源丰富、发展潜力较好的城郊乡村及内生资源薄弱、发展基础较差的偏远乡村。探讨不同类型中西部乡村的振兴路径与逻辑对理解我国乡村振兴整体发展图景具有重要作用。乡村产业及乡村中人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落点也是解决中西部乡村发展困境的最主要突破口,对于内生条件较好的中西部城郊乡村的振兴思路是充分挖掘与有效利用其内生资源,发展特色乡村产业,实现乡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协同发展;而对于内生资源薄弱的中西部偏远乡村,政府应减少其产业性、生产性投入,将有限投入放在提升乡村人口的市民化能力方面。

推动外出务工农民群众返乡就地就近市民化

推动外出务工农民群众返乡就地就近市民化,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城镇与乡村协调发展的科学谋划。然而,受一些主观因素影响,外出务工农民群众不愿意返乡。因此,要通过发挥党委政府作用、强化属地责任、优化市域城镇产业布局、提升市域城镇建设水平、打造宜居宜业包容韧性城镇、维护好返乡群众的既有利益等措施,推动外出务工农民群众回到家乡成为新市民,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城乡医保统筹对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意愿影响的初步研究

探索城乡医保统筹对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分析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统筹对劳动力城镇定居决策“福利效应”,借助相对剥夺感理论分析农村劳动力购房意愿的影响因素,动态调查2018—2020年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医保统筹对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意愿。结果显示,城乡医保整合显著提升了该群体在城镇购房的意愿,而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定居意愿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其原因跟“福利效应”更多依赖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健康人力资本维持需求实现,而非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城镇定居意愿有关。

信息化时代下提升新市民职业素养的社区教育模式研究——基于福建省的需求调查

新市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社会群体,其职业素养的全方位提升关系到社会角色的有效履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社区作为基层组织在新市民职业素养提升中,可发挥积极作用。本文基于119个样本的调查数据,聚焦福建省新市民职业素养提升的社区教育需求,围绕需求的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师资安排、对培训服务要求等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现有的需求满足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丰富培训内容,满足新市民学习的多样化需要;根据培训对象实际个性化设计培训方法,充分调动积极性;灵活安排培训时间、地点,确保培训有效性;优化培训师资力量,保证培训质量;精心完善培训服务,提高新市民满意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优化探究

农业转移人口是指离开农村入驻城市的群体,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城市发展成果的过程即市民化过程。市民化对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共同富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包括市民化的成本较高导致各利益方负担较重,文化程度和落户质量较低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城镇容纳能力不足等。在剖析相关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优化策略。

地方财政视角下的地方财政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成本农民市民化成本

农民的城市化不仅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转变为城市居民,而且还包括农民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城市化,即市民化。国内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社会学的研究中有很大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强化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对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研究问题,在实践中有着很大的应用价值,而且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