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与英联邦

四、角逐非洲 非洲也是英帝国海外侵略的目标之一.到19世纪末,英国在非洲侵占殖民地的面积达880万平方公里,占其殖民地总面积的26%以上.

19世纪后期英帝国的帝国联邦诉求及其形成原因

19世纪下半叶,急速扩张的英帝国开始遭受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这些危机迫使同时期的英国人开始思考帝国的未来。放弃帝国,对于那个时代大多数的英国人而言,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因此,如何在预见现下危机可能带来的分离主义时,还能保住帝国的统一,这是19世纪的英国人政治思考的主题之一。基于此种目的,帝国联邦的设想应运而生。其基础理念在于共同防御和地方自治,并以联邦制为主要的政治架构,构建代表制的帝国议会,从而维系帝国的统一,应对国内外的威胁。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功用

文化治理策略是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关键要素。18—19世纪,英国人发明了符合现代社会的新型体育,并赋予其文化标准和道德规范。现代体育以英帝国的外扩性为动力,通过多种路径持续传播,在帝国空间内建构起“共有”的体育传统,呈现出帝国扩张与殖民权力的增长。现代体育是英帝国扩张与治理的重要工具,它强化了公学毕业生为帝国服务的意识,培养出优秀的管理者和继承人。在维系英帝国层面,现代体育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加强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及殖民地对帝国的忠诚感,是影响英帝国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作为启发式工具,现代体育在帝国的传播及其功用反映了英国的殖民扩张、治理方式,以及文化与帝国主义间的关系。

从数字帝国主义到数字帝国: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

数字帝国主义依旧是一种帝国主义,其得到国家主权的维护,强化了以数字资本主义为根基的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呈现出数字资本和数字地缘政治的“双重逻辑”。数字帝国超越了数字帝国主义,将数字全球秩序转化为数字资本操控的内在向度,并与国家主权共同表征为弥漫式的数字主权。数字主权并没有拒绝其在扩张过程中所遇的其他数字力量,而是将这些数字力量吸纳进其数字权力空间。数字主权的超法制化对无限又畅通的数字公共领域施予超常的规则,并逐步被数字资本运作的规则所替代。数字帝国是借助数字自由主义的数字政治模式支撑其数字全球秩序的一种数字权力机制。数字帝国并没有构建数字权力中心,而是构建了数字劳动和数字市场的全球架构,企图将一切数字权力关系都归入数字全球构序。数字帝国权力的实质是数字生命政治操控,数众具有翻转数字生命权力的潜能,把数字生命政治重塑成数字解放路径,从而在反抗数字帝国中寻求数字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出路。

帝国的“蓝色公路”:《水经注》的空间想象

考察北魏郦道元(?—527)的《水经注》,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重构《水经注》的文本生态,以求阐明此巨著之意义与价值。其一将郦道元的作品置于经注传统的语境脉络中,一方面强调注经者所面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注疏相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潜力;其二,让郦道元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南方山水写作进行对话,强调该著作在空间感知和空间表现方面的独特模式。由此提出,郦道元基于帝国想象,构建了一套由江河组成的基础设施体系,这套江河系统可以被视作以人工运河来佐助自然江河的中古隋唐政体的有力象征。

共和与帝国:北美殖民地对加图与恺撒形象的接受

在与宗主国之间危机逐渐加深的北美殖民地,艾迪生的《加图,一部悲剧》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戏剧,带动了加图与恺撒形象的流行。从加图与恺撒形象接受的历程来看,先后出现了殖民地辉格党人以反抗恺撒的加图形象来表达对帝国臣民身份的忧惧,苏沃尔将华盛顿与恺撒形象予以结合以展望大陆帝国的前景,华盛顿本人通过偶像化加图行为来操演恺撒之术等典型现象。在对加图与恺撒形象的接受中出现的对立与扭转,呈现出北美殖民地对流行性的古典形象所进行的持续性的分解和重塑,以适应其自身不断酝酿的身份定位。

基于帝国竞争反向传播神经网络的断块油田开发顺序优化

明确断块油田群中断块的开发顺序是进行开发方案设计的前提条件。断块油田数量较少时,可以进行技术经济的组合对比,但是断块数量较多时会形成海量的组合,耗费时间也长。断块油田开发顺序评价的现有方法有权重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综合模糊评判法等,这些方法在选择评价指标和指标权重上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的评价。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帝国竞争算法改进的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模型,首先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法确定影响断块油田开发的主控因素,其次使用分段三次Hermite插值方法实现断块油田群开发数据库的扩充,最后在扩充后的大量数据库训练样本的基础上,基于帝国竞争算法改进的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模型可以确定影响开发效果参数的权重并预测断块油田群中各断块油田的净现值,根据净现值大小可以确定每个断块的开发顺序。该方法以实际断块油田群的地质油藏数据库作为评价依据,断块油田的开发顺序更加的科学合理,项目整体的净现值也明显高于依靠传统方法确定的开发顺序组合,避免了人为主观性,也节省了数值模拟和经济评价的工作量,克服了现有方法的局限性,对于提高断块油田群开发综合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罗马帝国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探析

由于共和时期的对外征伐和内战仇杀,罗马公民人口呈减少趋势。帝国时期,精英阶层盛行不婚不育之风,人口生育率下降,公民家庭少子化现象严重。为解决人口危机,奥古斯都相继出台《反通奸法》《婚姻法》,倡导传统家庭观念,鼓励结婚多育并惩罚不婚不育。后世诸帝大都奉行这类婚育法令,并加以补充和优化,特别是颁行了保障母子(女)权益、禁止弃婴及设立贫儿补助计划等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基本权益。为推行这些法令,帝王们通过发表演说、公开树立婚育典范、建造纪念碑和铸造钱币图案等形式宣传生育的重要性。这些生育政策旨在确保罗马公民的人口优势,维持帝国稳定与繁荣,具有政治性的功利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出生率低的严峻形势,也带有一定的人道主义色彩。

帝国时期普鲁士乡村治理的转型

18世纪普鲁士盛行农奴制,国家既与领主结盟,又限制领主过度压榨农奴。19世纪上半叶王权下探,领主交出部分权力,乡镇自治获得法律承认,但领主在县长任命、乡村治安等领域仍保有特权,东部、北部乡镇也未获得自治权。1871年后,普鲁士王家政府意识到乡村治理随着农奴解放必须调整,制定了针对东部、北部省份的县级和乡镇条例。这些条例通过警察国家化、县长专业化、扩大资产阶级和农民参与权,在规范乡村自治的同时确立了国家的权威,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型。县镇条例实施后,以容克地主为代表的大地主仍在乡村治理中占有明显优势。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帝国意识与舆论宣传(1763—1775)

美国独立革命可以上溯到18世纪上半叶英法在北美争夺殖民地时期。特别是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美英矛盾激发,并逐渐向反大英帝国革命的方向演进。在1775年独立战争开始前,为了突破基于代表权、自然法或宪法争取殖民地身份与利益的困境与局限,殖民地精英通过舆论宣传,将帝国胁迫和无代表权征税所带来的危机,与奴隶叙事话语、帝国腐败与堕落话语、家庭政治话语相联系,从而将法律、政治权利争取问题转化为更广泛的文化领域问题。定居殖民者通过系统建构反父权制的暴政修辞,解除帝国“核心—外围”关系,并以陷入殖民化的危机感来加强松散殖民地情感共同体的形成,为发动独立战争奠定了舆论基础。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再评戴史翠《常规帝国的不确定性》引发的学术论争

戴史翠的个人专著《常规帝国的不确定性》出版后,在海内外学界引起广泛争议。2023年9月乔志健发表长篇书评,之后相继有几位学者对之表达批评意见,并引起作者撰文回应,提出反批评。对于这场学术论争进行重新审视,针对彼此在专业知识、方法论等方面的巨大分歧,提出系统批评,并对戴书核心论证的“18世纪清朝的行政革命”,结合相关史料尝试提出不同的思考维度,冀收抛砖引玉之效。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贡献及当代价值——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

列宁帝国主义论不是霍布森、希法亭、布哈林、考茨基等人的理论归纳和综合,而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实现的理论创新。霍布森不承认帝国主义与垄断的内在联系,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忽视了生产集中的作用,布哈林认为垄断消灭了竞争,考茨基掩饰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列宁从资本集中入手,通过对金融资本形成和统治分析,揭示资本输出的特殊意义,科学阐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历史地位及发展趋势,在当代仍有重要价值。一是整体理论科学性;二是“辅助假说”时代性;三是方法运用创新性。当下要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列宁对资本主义命运的预测判断转向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落后国家现代化运行规律研究。

为帝国着色:18世纪英属印度胭脂虫培育始末

胭脂虫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珍贵染料。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后,将原产于南美洲的墨西哥胭脂虫运往欧洲大陆,获利颇丰。然而,西班牙对胭脂虫的垄断贸易不仅触动了英帝国的经济利益,还伤害了不列颠的民族自尊。在社会需求、经济利益和帝国热情的推动下,东印度公司和博物学家决意通过物种移植的方法在英属印度培育胭脂虫。由于帝国知识的局限性及欧洲形势的变化,英帝国的胭脂虫培育事业以失败告终。

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

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都是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关键词,它们共同塑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和社会秩序,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经过了一个从理论上相互矛盾到实践中相互融合的变化过程。推动二者密切联系的原因既有解决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现实需要,又有推动金融垄断资本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转化的内在要求。当然,也离不开新的抵抗力量和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反向促成。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原因,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波斯阿黑门尼德帝国道路交通略论

波斯阿黑门尼德帝国幅员辽阔,族群众多。为治理广土众民,帝国修建了相对完善的道路网络和配套设施,路况修筑和维护都较优良,交通安全,管理有序。在此基础上,波斯帝国实现了境内人员流动畅通,并能长距离通行,使商贸活动得以在欧亚大陆更大范围内开展。波斯帝国时期的道路交通建设与管理,有效维护了当时帝国的治理,促进了东西方远程道路的联结,并为以后丝绸之路西段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列宁“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论断的三维审视:指向、逻辑与启示——基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的文本分析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中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经典论断,通过阐述“前夜”的现实指向,运用科学逻辑揭露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虚假隐质和垂死实质。“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论断启示我们:必须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中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聚焦人类价值命运关切,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中做好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合作与斗争的准备。

“帝国”视角对中国地方志研究误读的三种方式——评戴思哲《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

新译《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是关于宋元明清时期地方志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不能忽视的是,作者采用西方学者惯用的“帝国”视角来观察古代中国,导致其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诸多误读。故而应当认识到,“帝国”视角是欧洲历史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古代中国。以“帝国”视角观察中国的历史,不能认识到真正的中国历史,所能获得的不过是西方学者的预设想象。

“帝国转向”述评——兼论帝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

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掀起所谓“帝国转向”,即关注现实和历史上的帝国,书写“新帝国史”并带动帝国史全面复兴。这一“转向”的产生,既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在弱化,世界面临一系列重要的新问题;也因为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文化史等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解释历史上和现实中帝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帝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常常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大国。历史上的帝国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上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有的仍然值得借鉴。由于这一波帝国转向与美国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帝国的特点密切相关,所以当前的帝国热可说是密切围绕未来民族国家的命运和世界演变趋势展开的,值得我们关注。帝国史不等于世界史,弄清它与世界史的关系,会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类文明的演变脉络。

赏漫画,学历史: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

一、漫画赏析漫画1:漫画选自2005年出版的《曲绘世态:外国政治漫画解读》。这是一幅歌颂型漫画,描绘了拿破仑这位军事天才早年的军校生活。1779年至1784年,拿破仑在法国东部的布里埃纳军校学习。此画把少年拿破仑描绘得非常勤奋好学:画中。

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