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高速铁路建设蓬勃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本文基于CFPS三期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模型,探究了高铁开通对农民幸福感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且该结论通过运用工具变量法、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更换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和运用PSM-DID模型后结果仍然稳健;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县域高铁开通通过增加农民家庭人均收入、提高医疗资源可获得性和提高农民旅游消费意愿,进而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因而,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和现实需求,实行宏观考虑、合理统筹与科学规划,促使更多的资源要素通过高铁线路从东部、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流动,让更多农民切实享受到交通设施建设带来的“增福效应”。

幸福感培育对大学生使命教育的作用机理与路径

使命教育和幸福感培育之间存在彼此联系且相互促进的关系。使命教育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具有宏大主题叙事性。幸福感培育强调主观心理体验和自我价值实现,具有微观内化特征。事实上,二者在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功能方面存在契合性。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夯实大学生担负使命的思想认同,实现理论内化于心;心理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练就大学生担负使命的综合能力,实现理论外化于行;社会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锤炼大学生担负使命的优良品质,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相协调。教育实践中,通过加强社会支持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温度、提高成就动机练就“善作善成”的过硬本领、培育亲社会行为涵育担负使命的优良品质,以上三方面的路径推动了大学生使命教育与幸福感培育的互促互补、同向发力,实现了使命教育的内化效果与外化效益相统一。这为创新大学生使命教育途径、提高使命教育实效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教师幸福感评估的第三方视角:基于PERMA模型的德国教师课堂观察工具研究

客观评估教师幸福感对于提升其职业体验感、建设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有重要意义。单一问卷或量表形式的评估工具缺乏它方数据互证,结果可靠性难以保证。美国埃尔福特大学学者基于PERMA模型开发了教师幸福感课堂观察的结构化工具。对该工具的理论基础、相关内容及价值局限进行梳理,这启示我们关注教师课堂行为表现,重视教师的自然情感表达;综合审视教师幸福感受,推动相关研究科学化发展;落实课堂观察研究手段,多方提升教师幸福感。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基于整合视角的幸福感内涵研析与重构

幸福感是一个关注个体最佳心理功能和体验的概念,国内外对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取向——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PWB),SWB关注个体享乐,PWB关注个体潜能实现。在对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SWB和PWB的特点及其间的区别与联系,并在一个系统的视角下,从主体行为感知角度对幸福感进行整合,提出了个体幸福感整合模型,呈现了基于主体同一性的幸福感整合路径及特点。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幸福感的概念,从时间维度分析了个体幸福感的整体变化趋势。

内隐情绪信念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认知重评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内隐情绪信念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并考察认知重评和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内隐情绪信念问卷、情绪调节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及心盛量表对113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内隐情绪信念与认知重评、心理韧性及心理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r=0.443,0.502,0.464;P<0.01),认知重评、心理韧性与心理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553,0.757;P<0.01)。认知重评、心理韧性分别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心理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认知重评和心理韧性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心理幸福感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通过培养成长型内隐情绪信念,可以帮助个体主动使用认知重评等适应性调节策略来提高心理韧性,进而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

生活参与度、健康老龄化与老年人幸福感

推进老年人健康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生活参与”视角下,通过对老年人家务型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数据的分析表明,生活参与能够显著促进老龄群体的健康,但边际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和城乡异质性;生活参与通过健康提升促进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但家务型参与也具有降低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因此,应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而对于家务型参与则应当予以适度的克制,以避免老年人幸福感的削弱。

心理健康的新诠释: 幸福感视角

人类对幸福感的探索和实践,“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在心理学意义上,作为幸福感主要成分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与人们的学习生活、情绪情感、自我意识、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等心理健康要素紧密相关;而心理健康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状态,又使它与幸福感直接发生关联。实际上,从内涵上审视,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属仲、伯之间;从溯源上考察,心理健康需要幸福感的支撑;从目标上解析,心理健康的价值追求就是幸福感;从结果上考察,心理健康应是幸福感的副产品。一句话,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和核心所在。可以说,正是对幸福感的不懈追求,人们开始重视心理健康,生命也藉此完成质的飞跃。显然,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及其要素相互促进,且已成为新时代心理健康的一种新诠释、一抹新亮色。

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对初产妇心理状况、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塞利格曼(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在初产妇的临床效果及对心理状况、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选取某院就诊的初产妇120例为本次研究对象,采集时间为2021年12月-2023年12月,其中60例初产妇给予产科常规护理,归为对照组,另60例初产妇于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归为观察组。记录两组分娩方式(自然分娩、剖宫产、助产),并观察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况、睡眠质量及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情况。结果:观察组自然分娩率高于对照组,且剖宫产率与助产率均低于对照组,但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评分、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评分及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WB)评分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SAS评分、SDS评分、PSQI评分低于对照组(t=6.976,8.366,8.546;P<0.05),MUNSH评分、GWB评分高于对照组(t=3.003,3.175;P<0.05)。结论:经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后,能稳定初产妇心理状况,改善其睡眠质量,对提高主观幸福感也具有积极作用。

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为乡村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使得乡村活力不断增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贡献和价值.该研究通过对321位返乡旅游创业农民工进行的调查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对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如何影响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幸福感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创业动机能够显著提升创业幸福感;创业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动机提升创业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二者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返乡农民工的乡村旅游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是完全中介效应,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是部分中介效应,社会性创业动机比生存性创业动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幸福感更高.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同步提高,这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挑战。首先,基于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实体经济以及二者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呈倒U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其次,通过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回归做进一步探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感越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明显,与此同时,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不同年龄组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再次,使用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认知作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探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通过提高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认知来提升居民幸福感。最后,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不同类别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男性群体和低教育水平群体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要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进农民福祉,提升亿万农民的幸福感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不同维度的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数字学习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最大。从异质性来看,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年龄、地区的异质性,其中,数字素养对新生代、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幸福感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提升主观阶层认同、增加收入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进程、开展多元化的数字教育、保护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方面的合法权益、满足不同农村居民群体对数字技术使用需求的建议。

非正式社会支持: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和剂

在稳步推进健康老龄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十分关键。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检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机制,发现受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政策城市偏向性的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配置失衡,城乡老年人健康不平等问题突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大幅降低。非正式社会支持作为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社交互动、情感慰藉和经济支持,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失衡。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应消除城乡政策选择偏好,优化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加强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在增进民生福祉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高品质生活实现路径研究

高品质生活是人民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体现,创造高品质生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坚实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的获得感;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以普惠可及的公共服务厚植人民的幸福感;实现高效能治理,以治理效能的提升筑牢人民的安全感。探讨基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实现路径,有助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转化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心理韧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学生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基于PISA2018中国四省市数据分析

提升学生的幸福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事业的重大使命。学生身心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在提高教育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PISA2018中国四省市12058名中学生的调查数据,发现心理韧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学生主观幸福感均呈现正相关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心理韧性对学生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的线性影响,同时父母情感支持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影响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由此,提出了在言语鼓励、创造积极性情境、增强亲子互动方面父母应当给予学生情感支持以及从学校、教师与学生自身三个层面提升学生心理韧性的建议。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可借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挖掘社会融合在二者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融合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社会融合起完全中介作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融合是比互联网使用更加重要的因素。基于此,在理论层面,新时期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有机统一,社会支持理论应强调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深度融合;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另一方面要丰富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渠道,以此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持续效果

目的:探索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持续效果。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方式选择大学生研究组40人和对照组25人,对研究组进行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照组大学生不参加单次团体心理干预。研究组大学生在干预前后和干预后2周测量主观幸福感量表,评估干预效果和保持作用。对照组大学生同期完成3次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量。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较干预前提升5%,即认为干预有效。结果:研究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5%以上人数分别是29名(72.5%)和22名(55.00%),对照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5%以上人数均为0名。两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有效人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2.726,20.785;P<0.001)。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798,-5.106;P<0.001);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79,2.375;P<0.05)。干预后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知足常乐、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的9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495~-2.168,P<0.05~0.001);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心态平衡的6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781~-2.429,P<0.05~0.001)。干预后,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人际适应的6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06~2.882,P<0.05~0.01)。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社会信心、成长进步、自我接受、心态平衡的4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31~2.792,P<0.05~0.01)。结论: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能有效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并且有良好的保持效果。

壮美广西·乡村振兴之调查研究系列三:农村居民健康、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2021—2022年广西LTLCS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健康状况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项指标,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基于2021—2022年广西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状况调查(local town life conditions survey,LTLCS)构建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健康状况对广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探讨收入水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仍具有显著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不完全中介。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丘陵和平原地区,健康状况对山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影响更大,而对于不同的年龄段,6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则受影响程度更大。因此,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要统筹解决广西医疗问题,推进医疗水平协同发展,从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