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的商榷

《天府新论》1994年第5期发表了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以下简称任文),对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从四个方面说明庐山会议前期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任先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笔者拜读后受益非浅,但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一、任文的标题缺乏针对性,并与他所要论证的问题不符。 庐山会议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统称。学术界一般把它分为前期(7月2日至15日)、中期(7月16日至8月1日)。

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艰辛探索——以1959年庐山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庐山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有益探索并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键是要有序推进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变革,重点是要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坚持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建设方针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这些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被得以继承、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庐山会议破坏党内民主的几个特点

庐山会议破坏党内民主的几个特点刘济生，宋歌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破坏了党内民主，并对后来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严重危害。实践反复证明，党内民主如何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关系极大，什么时候党内民主正常开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内民主遭到破坏，革...

论庐山会议转向的国际因素

庐山会议的转向,不但国内因素在起直接作用,国际因素也占有很重要的分量。这一点不容忽视。其一,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人对苏联和东欧八国访问归来后,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与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有内在联系;其二,美国及其操纵的中国台湾对"三面红旗"的污蔑与"万言书"语意雷同等,这些都促使毛泽东高度敏感"帝、修、反"的颠覆、破坏活动,于是扭转庐山会议"纠左"进程,大力反右。

1959年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之我见

关于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党史学界大多数认为,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前期是纠“左”,后期是“反右倾”。《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所刊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则提出了庐山会议“始终是以反右为主”的观点,即认为庐山会议不仅后期是以“反右倾”为主,前期也是以“反右倾”为主的。对上述两种观点笔者均持异议,现提出自己有别于上述二者的看法,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模式的反思

195 9年庐山会议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张闻天的《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模式的严重错误 ,而“大跃进”模式是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不仅对“大跃进”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了剖析 ,而且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 ,对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思想方法。

庐山会议前江苏省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这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和严重偏差产生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但是,这次纠"左"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各项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

郭沫若归国与庐山会议筹备工作关系考

根据相关史料考察一下郭沫若归国问题便会发现,以下两件事情都与庐山谈话会的筹备工作有关:1937年3月前后,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何廉将郭沫若列入"参加在庐山举行的讨论国事问题的会议"的名单;1937年5月17日,何廉再次向蒋介石建议允许郭沫若归国并得到许可。结合郭沫若归国问题可以知道庐山谈话会的筹备情况为:1936年12月30日,回乡养病的蒋介石开始考虑在庐山举行"讨论国事问题的会议";蒋介石从家乡来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时,于1937年2月中下旬指示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政务处长何廉起草"参加在庐山举行的讨论国事问题的会议"的名单;1937年5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对何廉谈到"牯岭国事会议"问题,要求何廉只要离得开,就赶紧上庐山为此会议作准备;1937年6月上、中旬,在庐山召开了一系列"拟定庐山谈话会应邀与会者的最后名单及安排会议的日程等等"的会议。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的原因探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根本原因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纠“左”;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总结经验教训,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大意义。

试析庐山会议纠“左”中断的原因

庐山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召开的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要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当时对实际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新发展和对形势判断的错误 ,加上一些社会历史原因 ,使庐山会议的纠“左”进程发生中断并转向反右 ,给党。

卡子、猪肉与世界观——1959年庐山会议主题变化的原因探讨

围绕着庐山会议主题的变化,对庐山会议是强化毛泽东的统治地位和权力的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庐山会议的主题经历了从解决经济问题到关注思想和世界观问题的变化,进而对这种变化的根源进行了探讨。

庐山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经验教训

反思1959年庐山会议,其在党内民主方面的主要经验是:党内要广开言路,要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确立党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要认真搞好党的制度建设。而庐山会议的主要教训是:要克服党内家长制和个人崇拜、党员干部的党内民主素质偏低及权力高度集中的缺点。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述评

《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张闻天以巨大的勇气在深刻冷峻的思考后所做的发言。全文着重思考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民主等问题,充满了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沉的忧思,至今还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穿透力。

毛泽东对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的反思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对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进行了多次反思,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积极成果是否定了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对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并吸取"反右倾"斗争的教训,强调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抓阶级斗争不要妨碍正常的工作。毛泽东反思的最大不足是肯定了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斗争,最终没有为彭德怀平反,留下了历史遗憾。

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后果及其教训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至8月16日,历时45天。会议的前半段气氛比较轻松,可后来却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从前期的纠"左"变成后期的反右,发生了完全转向,最终造成了一场政治悲剧,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反倾向问题上的一次重大曲折。这次转向,是由对历史纷扰的不同认识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给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影响,也给今后党的建设工作带来了一些深刻教训和启发。

直道而行为真理——关于张闻天参加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的思考

张闻天同志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尽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曾犯过“左”的错误,但他与王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作风民主,工作踏实,在革命的危难时刻毅然决然地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坚定地站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他实事求是,敢于直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刻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纠正党内“左”的倾向,维护毛泽东思想而得罪毛泽东同志本人。张闻天同志对我们党这两次重大的贡献。

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

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坚持真理、犯言直谏,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共产党人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倾错误时的心境。历史记载着他们的忧虑、沉思、努力和抗争,也记载着他们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试析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悲剧的必然性

1959年庐山会议由纠正“左”倾转向反对右倾。这次逆转对中国当代的建设事业,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场悲剧,对会议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更是一场悲剧。本文从毛泽东的决策权、彭德怀在人际关系上的弱势等方面,论证了悲剧的产生绝非偶然,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