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当代底层叙事的物质性维度

随着底层写作到底层叙事概念内涵的变化,底层从一个事实性存在转变成一个事件性存在。底层叙事中人与物的分离书写,以及由虚构性生产导致的虚假性认同和由现实性忠诚导致的想象阉割,限制了它在接受中的积极认同。物性书写的匮乏与超越性存在的缺失,是底层叙事在创作上的局限。对底层叙事的主体性、当下性和永恒性三个问题的追问,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叙事还原为物、忠实于物和开启于物的价值和意义。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记忆构建与底层叙事创新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重工业小城桦林的时间跨度长达18年的悬案追凶故事。该剧通过严谨缜密的悬疑逻辑铺排、真实细腻的集体记忆书写、隽永深刻的主题设置、温暖含蓄的人文关怀与“离地半米”的诗性表达,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东北重工业转型时期底层工人群体与普通百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展现了创作者对于时代变迁中小人物个体命运与人性人情的关切与思索,确证了国产悬疑剧集的品质提升,亦为未来国产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艺术创作与推陈出新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经验。

空间·越轨·自由:华莱坞现实题材电影中的底层叙事研究

不同于传统的二元空间建构,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核心主流文化的叛逆与霸权话语的反抗,因此在“第三空间”视域下研究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底层叙事,可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提供创新视角。本文基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基础,对华莱坞现实主义题材中的底层空间的塑造以及底层人物的“越轨”行为进行分析,使被排斥和底层化的内容能够在这个空间中得以解读,进而为现实中的弱势文化借助影像传播,助力自身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底层叙事逻辑——以陈为军作品为例

陈为军在纪录片的创作中聚焦于社会现实,关注于底层人物的生存境遇。他力求真实客观,在静默式的观察中发掘细节,凭借自己独特的叙事逻辑创作出了多部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作品,为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底层叙事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媒体时代下,底层叙事的传播现象浅析——以“二舅”为例

“底层叙事”是一种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其多以社会底层群体为主要叙事对象,描绘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虽暂未构成流派,但也是新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新媒体时代,短平快的传播方式给予了普通人在互联网中的表达机会,使得底层叙事不再成为专业者的特权。但由于题材的特性,这类内容的传播往往也伴随着一定的传播乱象。为更好地理解当下底层叙事的传播现状,本文选取2022年热度较高的“二舅”事件进行个案分析,探讨民间底层叙事的特征、传播效果、火热原因、传播机制以及传播实践之中的注意事项。

对网生代纪录片底层叙事的思考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网生代纪录片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摆脱了宏大的叙事逻辑,主要运用底层叙事逻辑,但在底层叙事上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对底层人物或边缘人物的消费;娱乐因素瓦解严肃内容;商业属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纪录片的社会属性。文章从网生代纪录片的叙事策略、网生代纪录片底层叙事呈现的娱乐化和泛商业化以及网生代底层叙事应该坚持的底线进行分析,探究网生代纪录片底层叙事应该坚持的方向和底线,希望能够推动网生代纪录片的良性发展。

论新世纪中国城市移民电影的底层叙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迁徙、流动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于是城市移民问题便成为影视媒介关注的焦点。作为城市电影的重要亚类型之一,城市移民电影对底层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及悲剧命运进行了揭示与思考,如对城市移民面临的欲望与精神的溃败、身份的焦虑与文化的认同以及女性的失语与妥协等问题都有所涉及,表现了电影人对底层移民群体的悲悯情怀。城市移民作为底层弱势群体,他们既渴望成为城市中的一员,又很难融入其中。城市移民电影以影像的方式回应了城市移民与城市、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晋新锐作家群小说的底层叙事

关注底层、书写底层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当今的文化视野和社会背景下,底层文学在学界热度不减。底层叙事是20世纪逐渐兴起的文学潮流,是对底层小人物或底层社会的一种关注,它可以表现出传统与现代、道德与金钱、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性,从而可以与广大读者产生情感共鸣。三晋新锐作家群继承了山西历代作家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他们有着贫穷的乡村生活体验,耳濡目染山西独特的地域文化,再加上底层阅读经验的启蒙,使得他们眼光向下,专注书写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家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示了乡村、城乡交叉带、城市三个空间里的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境遇及精神困境,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底层小人物形象,为底层人物形象注入了时代内涵和新的元素。

表述的新可能:论林白《妇女闲聊录》的底层叙事

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是林白的一次创作转型,也是底层文学的一次颇具变革意义的实验。它以“口述实录”这一全新的小说文体形式,呈现了木珍这一迥然有别于传统想象的农妇形象。此外,它颠覆了传统的小说叙事秩序,以一种碎片化的叙述形式颠覆固有的文本秩序,并重建了一个迥然有别与传统想象与文化思维定式的底层世界,为底层的自我表述及其真实性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途径。

神话原型批评视域下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的底层叙事解读

《平原上的摩西》是双雪涛的一部作品,通过描绘底层社会与人物的生活,展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本文从神话原型批评视域出发,对《平原上的摩西》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对作品进行了基本概述,深入探讨了小说中的神话元素如何与作品主题相互关联。通过底层文学的视角,分析作品中的社会与文化批判,探讨神话原型在底层叙事中的作用与影响,揭示小说中神话原型与底层生活经验的结合,不仅能丰富作品的主题深度,也能反映作者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洞察。

当代文化视野中的打工文学与底层叙事

底层作家们描写底层人群的生存境遇,反映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艰辛,对底层民众内心的困惑、焦虑,精神上的漂泊,文化上的边际性,身份认同的危机表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悲悯情怀与"为民担当"的责任意识,并最终上升为对底层的终极人文关怀,但同时精英分子们自身亦需要进行自省与反思。从历史范畴与文学继承性来看,"找工文学"与"底层叙事"二者之间又有区别。

乡村工业化背景下柳村的底层叙事——兼质疑宏大叙事

笃信农村工业化的宏大叙事,先入为主地将农村和普通农民界定为整体落后及需要工业化去带动和发展。底层叙事关切底层的具体生存遭遇,反对采用经济的、简化的、单一的视角将底层群体进行"数字化"后的"为权势代言"。实地研究表明,在工厂场域,作为农村工业依赖主体的当地兼业农民,隐忍于资本和权力结盟带来的苦难和社会暴力;在社区场域,资本借助权力汲取土地等资源,"扰民"抗争曲消解为"夹缝中的表达",无法彻底维权。在乡村工业化背景下,应抛开主流话语建构的共赢幻象,警惕村庄权势阶层借助"公"话语的合理性掩饰实现"私"获益,重新审视如何保障底层农民实现"安所遂生"。

农民工底层叙事:讲述苦难与记叙幸福

苦难研究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工的主旋律。通过讲述农民工的苦难,揭示个体苦难的社会根源,从而破除某种个人宿命论,倡导社会性的解决方案。苦难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向苦难的消解与幸福的达成,要建构完整、全面的农民工形象,在苦难研究的同时,幸福研究理应成为农民工底层叙事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改变自身境遇的"文化想象"正是农民工日常幸福的重要表现,它既是农民工对自身劳动意义甚至是对所遭受苦难意义的理解与阐释,同时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机制。通过记叙、理解这种"文化想象",得以了解农民工在底层奋斗中超越苦难的坚韧与满足,由此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底层奋斗趋向成功的积极"正能量"。

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媒体策略——以情感动员与底层叙事为视角

本文主要借鉴社会抗争研究中的情感论,以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媒体策略为分析基础,论述促成特朗普大选获胜的情感因素及其产生的现实影响。本文认为,特朗普熟练使用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的传播策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时代自主传播的特点,并借助不同媒介的差异传播扩大影响范围。其对社会议题简单粗暴的言论极具情绪感染力,显然引起了美国传统中产阶级的共鸣,激起部分选民对美国现实社会存在的愤怒、恐惧、希望等复杂情绪,进而获得认同。这种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的剧目是在西方历史的社会抗争中逐步发展成熟的,但是当情感因素成为政治表决的关键时,不仅有碍选举政治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是造成社会"撕裂"的根源。

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

当“底层”成为一种“叙事”,说明文学已经形成一股思潮,而这在实质上是惯以社会良心自命的人文知识分子正被迫对他们生存其中的严重现实作出了反应。知识分子为弱势群体表达集体诉求以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的平衡稳定,有两种表诉方式:“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两类写作的主体有“知识分子”与“作家”之别。两种“底层叙事”的小说代表作有《那儿》、《负一层》、《锦衣玉食的生活》等。

21世纪以来主旋律基调下中国电影底层叙事探析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底层叙事掀起新的高潮。主旋律基调下中国电影底层叙事以道德叙事为特点,以回顾式自述、诗性讲述作为叙事策略,以被代言或被拯救者和代言或拯救者的设定作为修辞策略,肯定传统伦理,弘扬真、善、美,使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主旋律基调下中国电影底层叙事以宏大叙事呈现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存在故事情节不合理导致逻辑裂隙、缺乏运用意识形态“腹语术”导致僵化说教的问题。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论新世纪底层叙事中的三个问题

随着中国城乡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底层文学如何结合时代的特点拓展叙事的现代性内涵,实际提出了现代性视角下如何建立底层叙事的艺术范式的新课题,值得深入探讨与理性反思。本文就新世纪底层叙事中底层人格的现代塑造、悲剧审美的现代超越以及底层叙事的现代追问三个问题展开论述,探讨上述问题。

道德优胜与道德失败——论新世纪底层叙事道德倾向的言指

评论界通常认为渲染底层道德优胜是新世纪底层叙事根本道德倾向。事实上描述底层道德失败也是底层叙事的重要内容。两种道德倾向都有现实依据,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都有"文以载道"性质:即强化某种道德倾向实际隐含着不同"言外之意",都是经由道德现象而指向特定社会和文化思想。

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底层叙事

"底层叙事"是近年来学界盛行的一种文学理论,用以解读文学创作中对底层的关注。但是这一文学流派的源头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斯坦贝克无疑是这种"底层叙事"的代表人物。由于受"非目的论"和普世情感哲学观的影响,斯坦贝克不愿意将自己的创作用于表现"劳资冲突"的政治宣传,而是对各类阶级中的底层人物的命运进行关注,从而被誉为一个伟大的具有普世情感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