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日新报》的中国内地报道--以张学良相关报道为中心(1924-1933)

《台湾日日新报》对近代中国内地的报道以政治人物与政局方面内容居多。这些报道有特定的对象,其中关于张学良的报道数量仅次于蒋介石。这一现象主要不是源于中国台湾民众关注张学良,而是日本对东北的侵略野心。该报试图通过塑造张学良的“亲日”形象抵制东北易帜;易帜后张学良形象的捩转,是该报反对中国统一的表征;“九一八”事变后,该报又以“暴虐将军”张学良粉饰日本侵华。由此观之,贬抑、诋毁甚至妖魔化中国,抬高、粉饰日本是《台湾日日新报》相关报道的核心目的,借以为殖民当局割裂两岸、同化中国台湾乃至战争动员等图谋服务。

九一八事变中的张学良财产送还事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抢夺了张学良的财产,本庄繁最初顾念与张学良的旧谊,对财产予以保护。张学良虽然心疼财产,却不便公然索取。在日军大肆侵略的背景下,本庄繁公开送还了张学良的财产,张学良不断辟谣,最后断然拒绝。张家女眷却有不同主张,索取财产的诉求当主要源自她们。张学良财产送还事件反映了张的义利之辨,其间不无舆论的压力,也折射了本庄繁的险恶用心。在不抵抗政策下,张学良也要面对可能失去财产的窘境,而财产则成为日军辅助侵略的工具。

皇姑屯事件后奉系的老辈辅政与代际交替——以杨宇霆、张学良为中心

皇姑屯事件后,奉系出现老辈辅政的局面,张学良成为弱势领袖。其间,杨宇霆在整理军政和易帜谈判中出力甚多。但杨宇霆的“勇于任事”却使张学良的猜疑日渐加重,在劝导无效后,张学良发动了杨常事件。事件善后中,张学良努力营造事件的“合法性”,奉系内部与国内外舆论却并不认同。杨常事件后老辈辅政无形瓦解,张学良也在东北上层确立了权威,这深刻影响着东北政局的走势。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 ,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 ,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 ,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 ,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 ;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 ,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 ,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 ,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 。

论张学良的体育理念与实践

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在国势危亡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体育思想,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五育并重、注重体育"、"抵御外辱、复兴民族"、"体育走进社会"的"体育救国"理念。在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他将其体育理念付诸实施,为东北大学制定了完备的体育发展规划,完善了学校体育设施,引进体育人才,组建各种运动队并组织参与众多的体育活动。发掘、培养、资助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是其体育理念与实践的重要结晶和标志。张学良的体育理念与实践为我国体育发展史和东北大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阐明了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的发展与变化;着重分析了张学良从执行不抵抗政策到逼蒋抗日和联共抗日的爱国行为与举措;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对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意义。

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的“不辩”之辩

九一八事变,让张学良背上"不抵抗"的骂名,张学良对此曾表示:不辩不争,毁誉由人。而在张学良的口述中,他谈的最多的是九一八事变中有关"不抵抗"问题,他既反省自我,也为己辩护;他辩驳细节问题,对还原历史至关重要;他承认"判断错误",却否认"不抵抗"。这种"不辩"之辩,不仅颠覆诸多历史观点,化解重要历史疑点,也让人们看清了张学良作为当事人的心路历程。

张学良体育情源探究

分析了张学良终身热爱体育、积极倡导体育、竭力发展体育的深深体育情结之渊源;提出"以健全之身体,求精妙之学问"是张学良体育情源之基点,"健身强国,抵御外侵"是张学良体育情源之核心,"倡导体育,造成复兴民族之生力"是张学良体育情源之根本三大基本观点;得出张学良决不是单纯地关注体育,而是站在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救亡的高度,从战略的意义上来认识体育、倡导体育、发展体育,是要通过发展体育来为振兴中华、复兴民族奠定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之结论。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 ,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 ,致使沈阳失守 ,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 ,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 ;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 ,所以 ,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 ,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 ;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 ,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 ,非为不抗日 ,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张学良体育观及其对东北体育近代化的影响

采用内容分析等方法对张学良的体育观及其对东北体育近代化的影响展开研究。主要结论:张学良早期的体育启蒙为其后期体育观的形成和体育实践奠定了基础;张学良的体育观主要体现在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重视发展学校体育;提倡"健身强国,抵御外侮""倡导体育造成复兴民族之生力";其体育观及体育实践对东北近代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均有影响,促进东北体育近代化的进程。

张学良教育救国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张学良教育救国思想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分析了张学良“教育为民族存亡所系”教育思想重要性的基础上,论述了张学良“教育救国”思想的基本内涵,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持“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注重“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提倡“兼收并蓄”开放式的办学理念等。特别强调了教育在中华民族振兴中的战略性地位及张学良教育救国思想的现实意义。

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的回忆,提供了研究不抵抗主义的新证据、新视角,也引发了不抵抗主义谁之过的认识分歧。揆诸史实,张学良关于不抵抗命令出自自己、蒋介石并无此令的回忆,是确实的;但他关于对日军侵略情况误判的回忆,以及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张学良服膺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和蒋介石在万宝山事件后的相关指示,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九一八"事变前后,张蒋在"力求避免与日人发生冲突"上达成高度共识,其实行结果就是不抵抗。实际上,不抵抗、诉之国联是国民党当局应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基本方针。

对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几点思考

指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位真正朋友。论述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基础、形成及其实现联共抗日的途径。同时,对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与行动进行了评析,从而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和评价张学良将军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提供了借鉴。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 ,张学良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因素。张学良不仅组织发动了西安事变 ,而且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并采取有力措施促成其实现 ;张学良被囚禁后 ,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 。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历史文化观

张学良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到青年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自己认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晚年在接受访者访问时,他谈到了传统文化,认为是宋儒理学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谈到人生的意义时,强调人要有理想信仰,没有理想信仰就没有根。在谈到做人做事时,他说要尽力想到他人,要凭良心。在谈到他追随蒋介石"剿共"时,他说国民党不能战胜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的向背。在谈到他在囚禁期间研究明史问题时,他说是想通过研究明清历史,探索中国由盛转衰的原因。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再探讨

依据台湾公布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加上诸多其他材料的佐证和推导,可以得知:发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虽然早有释放蒋介石的筹划,但是在国共谈判成功之后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当然,这些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电报的有关内容还有些矛盾,需进一步研究。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一直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在新形势下,应如实研究西安事变,弘扬其内在精神。

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困惑——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困惑是现阶段口述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解决之路径首先是选择一个亲身经历事件且自己感兴趣的采访对象;其次是多方搜集并掌握口述者与所处时代的相关史料,尽可能寻访与口述者及其所讲事件相关的历史见证人,形成多视角、多侧面的记忆材料;再次是精心准备采访提纲与掌握一定的采访技巧;最后是保持口述历史的原貌,对于不明白、不甚详细、有歧异之处,采用加注解的形式解决。尽可能保持历史的原生态,预防"前知现象"的发生。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日本观

在考察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基础上,对其日本观进行了梳理与探讨。早年,他通过赴日考察加深了对日本政治、军事特性的认识;主政东北后,在与日本进行外交斡旋的同时,以敌为师的观念占了上风;经过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从欧洲归来,"抗日观"最终形成;晚年,他特别关注日本将侵华战犯移入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忠告。他的日本观既富有对历史回望时散发出的沉重,又充满着因企盼中日友好而萌生的放心不下。由于他的日本观来自于和日本的直接接触和长期思索,因此,他的回望是有分量的,他的放心不下是值得沉思的。

张学良的平民观

张学良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位富有平民情怀的军人。他厌恶"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的恶习,提倡平民生活,同情内战下普通百姓的痛苦遭遇,希望青年不慕官场,求学上进,做有益于国家的有用之才。认为国之兴衰匹夫有责。这些都体现了他精神世界里的平民意识。围绕着"自身本愿为平民"、"对战争下受难平民的同情"和"希望青年人做一个好平民、好国民"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其平民观的内涵及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