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监察法》框架下强制性措施问题刍议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揭开面纱,加之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标志着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国试点阶段",赋予监察委员会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进行国家监察活动。强制性措施具有行政性、强制性等特点,为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需要明确监察强制措施的权力归属,规范监察强制措施的行使条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性措施是指囊括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中的"强制措施"和第二编"侦查"一章中的扣押、搜查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文章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定性模糊,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的刑事强制性措施体系,应从完善立法和规范执法两个层面入手,把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保证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受到最严格的制约和监督,实现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效果。

浅议侦查阶段对物的强制性措施

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对物的强制性措施是侦查中获取证据的一类侦查措施 ,关系到侦查乃至整个诉讼的进程和物所有人的权益 ,怎样正确认识该强制性措施显得很重要。文章从强制措施和强制性措施的区别入手 ,探讨了刑事诉讼侦查中对物强制性措施的目的、价值、分类 ,并从执行权与批准权、采取强制性措施物的范围、见证人等方面阐述该强制性措施存在的问题。

刑事合规视角下公安机关对物强制性措施之完善

在刑事合规背景下,公安机关对物强制性措施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但目前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性措施以及相关配套制度还无法保证有效促进刑事合规建设,无法充分满足企业合规发展需要。对此,公安机关应根据企业刑事合规建设的需求和特点,通过完善对物强制性措施激励企业建立刑事合规体系,健全刑事合规制度,并以合规要求倒逼自身执法规范化建设,使对物强制性措施的适用更加规范化、合理化、科学化,最终达到激励企业合规建设,确保涉案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

论我国侦查概念的理论困境及突围之路——以刑诉法第82条中“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为视角

科学界定侦查概念不仅是研究侦查程序的逻辑起点,亦有规范侦查行为之现实必要,然而当前学界囿于法律文本的规定,缺乏对我国侦查概念的应有关注。在"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与"强制措施"关系的讨论中,过去学界曾形成了"区别说"、"等同说"、"包容说"等三种学说,试图通过学理解释维护法定侦查概念的正当性。但是这三种学说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区别说"违背了侦查的基础理论,"等同说"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包容说"更是一次失败的折中。理论的困境源于立法的不足,将"强制性措施"画蛇添足地规定其中是根源所在,"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实质就是"专门的调查工作"本身。因此,我国侦查概念的突围之路不在学理解释而在立法修改:应删去"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将侦查活动仅限于专门的调查工作。

强制措施与强制性措施的区别

强制措施与强制性措施,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不同条款中字面表述极为相似的两个概念。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不仅字面表述有异,而且内涵也迥然不同。

论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强制性措施

基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下的维和行动传统上更偏重于和平解决争端,非武力和非强制性是其重要特征。冷战结束以后,国内与国际冲突更加频繁,原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联合国维和任务面临着更多任务与挑战,维和行动中越来越多地采取强制性措施是冷战后维和行动中新的趋势,尤其是当维和任务被赋予解决国内冲突时。可以看到,冷战后联合国在采取强制性措施的维和行动中遭遇了不少现实困境。联合国维和行动要实现效果最大化,不仅应审慎介入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还应注意妥善解决集体安全机制下的大国政治"瓶颈"问题,寻求合作与妥协,采取强制性措施需把握合理的度。

论对物强制性措施的功能异化和措施竞合

我国刑事对物强制性措施制度不健全,以证据保全功能定位的对物强制性措施代行财产保全功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发生功能异化现象,反映出实践对财产保全制度的迫切需求,同时,证据保全与财产保全对物强制性措施存在“交叉但不重合”的竞合关系。厘清证据保全与财产保全功能二者的关系,有利于理解实践中查封、扣押、冻结的乱象,更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刑事对物强制性措施制度的构建路径。

海环会第52次会议考虑制定有关拆船再循环强制性措施

海环会(MEPC)已经在考虑制定有关拆船再循环强制性措施，第52次会议同意可以使拆船再循环导则(Guidelines on Ship Recycling)的某些部分具有强制效果，

论强制性措施的性质——以刑事诉讼基本理念为切入点

刑事强制性措施，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昕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或财产权利的措施，包括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五种强制措施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搜查、扣押、检查、通缉等侦查措施。本文从强制性措施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一对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入手，对强制性措施的性质进行分析，得出强制性措施具有保障诉讼运行、预防犯罪的作用，并无惩罚作用的结论。

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研究——“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侦查权法律控制思考

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加强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实现对侦查权的法律控制越来越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强制性侦查措施应当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和侦查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应当构建以强制性侦查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为基础,以事前审查批准型的检察监督模式为核心,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裁判为重要内容的程序性制裁和权利救济机制为保障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控制体系。

论扣押、冻结款物强制性措施的司法控制

扣押、冻结款物措施对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但还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执行程序不健全、监督制约不到位、款物管理不规范、救济制度不完善、物证规则不合理等问题。立足我国现实及司法改革趋势,从明确宪法定位、健全执行程序、完善管理制度、确立合理的证据规则、健全救济体系、着力完善检察监督职能等方面对扣押、冻结款物强制性措施予以司法控制。

论刑事强制性措施的司法控制

完善合理的刑事强制性措施具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意义。而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性措施在实践中尚有许多立法不足和制度缺陷,应立足我国保障权利的时代呼声和刑诉法修改的现实需求,分析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存在的问题,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的司法实践成果,创新性的引入完善刑事强制性措施理应坚持的原则,从构建合理的强制性措施体系、救济制度、优化配置各措施间的立法规定及着力强化检察监督等方面以期完善其司法控制。

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存在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率过高、违法适用刑事强制性措施的现象比较突出和“法外”适用刑事强制性措施等问题。从制度层面看,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刑事强制性措施之间缺乏衔接性、权利救济制度不完善等。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强制性措施制度:将公安机关适用的搜查、扣押和拘留交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将司法审查的诉讼方式引入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中;明确检察机关适用的决定逮捕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体系和当事人权利救济制度。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运用与救济研究——以云南省实证研究为视角的分析

强制性侦查措施在我国刑事程序立法及理论言说中尚不清晰。基于实证调研和对现有文献分析可知:强制性侦查措施运行现状为审查机制不足、羁押型措施盛行、救济制度乏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审查机制定位失当、制度运用功能误读、权利救济机制虚无。由此观之,须从完善强制性措施体系、构建精密的司法审查机制、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赋予强制性措施相对人救济权等方面着手改进。

略论侦查的“强制性措施”与“强制措施”的区别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是关于什么是“侦查”的法律定义。如何正确理解这一法律定义,特别是其中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呢?对此,法学界在认识上是不一致的。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刑事诉讼法上的侦查,

论未成年人强制性教育措施——兼论与社区矫正之契合

未成年人强制性教育措施具有灵活、开放和有效的特性,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推行更是加剧了其适用方式的错位与失衡。引入社区矫正,推动未成年人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去行政化、社会化和多样化。通过两者的衔接与契合,实现对该措施的改造。

强制性教育措施法律依据初探——兼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

一个立法的过程,可以看出国家对法律的态度,这也是法律对人民的态度。治安管理处罚法在重要程度上是一个关系公民人身、财产等诸多基本权利的大法,同时在适用范围上,这一法律也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据统计,全国每年的治安行政拘留有数百万起,这一数量远大于刑事拘留。强制性教育措施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体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的规定中。强制性教育措施的规定略显含糊,不明确,与《行政处罚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诸多不同,本身存在些许问题和不足,需要逐步改进和完善。本文拟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理论和实践角度谈谈个人观点,寻找恰当的法律依据,达到学以致用,用法维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