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形态的划分

马克思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后人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意思提出了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是剩余劳动的占有和使用方式。据此,可以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单独划为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形成六种社会形态即原始共同体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演进序列。社会形态的跨越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发展,是要在新的实践中而不是回到旧的实践中去发展,补课论发展不了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在根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正本清源——基于马列著作的文本学考察

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上,长期存在“三种社会形态论”和“五种社会形态论”(或作“五种生产方式论”)两种主要观点及其争论,其中后者则为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省思,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或阐释。但争论依然激烈,分歧继续存在,甚至对于马克思是否提出过社会形态理论这样的问题也未能形成一致性看法。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学者狃于寻章摘句以论证预设观点的研究方法,其结果既相悖于真正的学术探讨,也背离了马列著作的原义。立足于文本学考察,可知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问题上,从未明确提出过“三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而只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社会形态”及其特征作过一些描述或设想,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明确阐述“三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长期支配中国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生产方式)论”,实为列宁和斯大林总结出来的“理论”,特别是后者将其教条化和神圣化,因而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辨识与应对:网络圈群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审视

依托新型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在追求个性化网络生存的同时,又在不断建构风格与功能各异的网络社群,形成了以个体群体化和群体个性化复杂耦合为典型标志的网络圈群化现象。网络圈群化源于主动构筑和被动构筑的综合作用,正在不断构建公众网络集体生活的新样态、新图景,也在持续为各种社会交往营造新载体、新空间。网络圈群有利于全社会的关系聚合、信息交流和情感传递,给公众带来了高效、便利的交流机制,但其内蕴的封闭性、同质化、排外性等特征也暗含着诱发不良社会舆论乃至意识形态风险的潜在威胁。相关风险主要表现为因圈内意识形态倾向难以准确把控而造成的对外遮蔽风险、因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深度融入壁垒而造成的交互区隔风险、因圈内不良思想动向难以及时化解而造成隐性传播风险和因圈内观点极化进程难以有效避免而造成的同质共振风险等多种样态,亟须通过立足网络圈群生成与演化规律推进科学引导,统筹法律、制度和道德等维度综合治理作用,协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深化与信息技术发展的双向赋能等举措加以辩证施策、积极应对。

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说理及其话语权提升

意识形态说理是党围绕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的理性沟通交流活动。通过意识形态说理的方式提升话语权,有着深刻的理论、文化、历史、实践逻辑。党通过向人民讲清楚自身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增强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进而提升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说理和话语权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内蕴说理的基本要求,而说理的方式和效果又会直接影响话语权的现实效果。面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受限、传播受阻、认同受困等问题,党必须坚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做到有理可说、据实说理、有理会说、传播说理,从构建话语内容体系、植根社会实践发展、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推动信息技术赋能等多方面入手,全方位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 引领意识形态建设探析

意识形态是一种特定阶级的精神符号,起价值引领的作用。意识形态工作旨在“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因此极端重要。1919-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和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初创时期,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形态话语超越与话语建构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表达,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具有超越和建构的双重功能:在话语导向方面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在话语思维方面超越了“历史终结论”、在话语策略方面超越了“零和博弈论”;同时又通过新话语定位、新话语语料、新话语输出等方式主动发声,建构了中国新的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的双重功能主要是通过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联通民族话语和世界话语、融通政治叙事和文化叙事、畅通理性说服性话语和感性启迪性话语实现的。

把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虽然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但仍存在不少挑战,有时斗争和较量还十分尖锐。

建构与形塑:新时代乡村意识形态认同探析——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乡村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阵地,巩固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对于国家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换言之,村民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关乎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成果,关乎我国意识形态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基于我国农业大国和农民数量巨大的现实国情,探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关于新时代乡村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意蕴.

论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统一战线的多维形态

现代化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动态的过程。现代化最先发轫于西方社会,体现了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统一战线表现出人民形态、治理形态、理论形态和共同体形态等多种形态,并以人民形态推动现代化的终极价值、治理形态契合现代化的治理逻辑、理论形态统合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共同体形态超越西式现代化的“普适”理路。

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的主要特征、实践审视与开发策略

“教材形态”是教材作为一种教学中介的外在形态与内在形态的表征形式,教材形态变化引领着课程教学的变革,进而影响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具有内容选择的职业情境性、编写体例的工作过程性、知识与技能更新的及时性、学习内容的丰富性和学习环境的可交互性等特征。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开发实践中,存在教材定位偏离起点、教材质量参差不齐、开发团队水平不高等问题。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的开发策略为:回归培养“完整人”的逻辑起点;完善教材开发团队的运行机制;践行工作过程系统化编写体例;导入学习情境化模块单元。

农业4.0背景下基于学科形态的农业工程学科建设研究

农业4.0的新背景下,农业工程学科依赖于农学、工程、生物、信息等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基于农业工程学科知识形态,探索学科组织形态和活动形态:建立“农业工程+X”的知识组织新模式,构建跨学院深融合的资源统筹平台,构建对接需求链的有组织科研模式,内培外引构建跨学科创新团队,依托学术氛围深度赋能学科成员,从根源上撬动学科建设的底层逻辑,为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江苏大学通过建立农业工程学科特区,提高学科知识的协同生产力,形成强大的农业装备创新链,建立项目牵引的团队驱动模式等实现农业工程学科高质量发展。

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生命辩证法

马克思的世界观实现了相对于旧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变革,这就是把价值论的维度引入世界观,从而不仅回答了“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价值论问题。按照马克思的世界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本质上是人类这一物种寻求永生的过程。于是,世界历史进程便表现为人类文明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文明形态的演进遵循辩证法原理,而人类通过文明形态的演进,展现了人类独特的生命活动形式,即生命辩证法。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形态实现了人类文明中“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的辩证统一,使人类这一物种的永久生存成为可能。

溶磷菌剂对玉米幼苗生长及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和磷素形态的影响

以FD11(普瑞斯特氏菌Priestia sp.)和CH07(阿氏芽孢杆菌Bacillus aryabhattai)两种溶磷菌剂为试验材料,进行菌剂灌根盆栽试验,测定溶磷菌剂施用对玉米生长、根际土壤养分、土壤微生物特性及土壤不同形态磷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溶磷菌剂可改善根际土壤养分特征和微生物学特性,增加根际土壤的活性磷源含量,对玉米幼苗表现出良好的促生作用。与不施菌剂相比,FD11处理玉米幼苗的株高、茎粗、地上部干重分别增加31.88%、36.39%、104.00%;根际土壤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分别增加了21.90%、107.67%、5.77%。施用溶磷菌剂的土壤H_(2)O-Pi(Pi为无机磷)、NaHCO_(3)-P和NaOH-P含量增加,但HCl-Pi和Residual-P含量显著降低。施用溶磷菌剂改变了玉米根际土壤细菌的群落结构,在细菌属分类学水平上,不动杆菌属、假单胞菌属、海洋杆菌属、鞘氨醇单胞菌属、节杆菌属等功能细菌的相对丰度显著增加。综合以上分析,施用溶磷菌剂显著提高了土壤速效养分含量,改变了根际土壤细菌的群落结构,增加了活性磷源的含量,从而改善了土壤肥力,促进玉米根系发育和幼苗生长。此项研究可为新型微生物菌肥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坚持“五形态说”的现实含义

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淡化、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规律的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应因过分强调某个国家历史的特殊性,而怀疑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坚持“五形态说”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从历史实际出发,科学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并根据历史实际,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防范错误思潮的蔓延。

新型工业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发展和文明形态的演变和繁荣,表现为艰难地开拓畅通之途。不同文明形态间的融合畅通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更大进步。人类文明进程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多样化的文明形态如何实现相互畅通、共存共荣?工业化的基本逻辑:机器替代人力,创新改变世界;无论“陆权”“海权”,工业能力是实权。新型工业化的经济学叙事原则就是:脱胎于传统工业化,又升华自传统工业化;扬弃传统工业化之弊端,又发扬传统工业化之张力。经济全球化多彩新格局的形成,可以获得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性支撑。同时,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也可以获得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更大空间和多样化体系拓展。中国新型工业化是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创造性力量,不仅创造中华文明新形态,而且促进协调解决了世界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存共荣问题。经济全球化需要建立和维护的是“安全畅通、规则平等、承认差异”的世界市场经济秩序。从经济学范式的底层逻辑说,必须从工具理性的一维执念变革为理性、文化、制度三维范式承诺,以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的丰富性。

适用于直流保护的数学形态学降噪与噪声干扰识别方法

柔性直流输电系统是调节我国能源分布不均问题的重要手段,直流保护是保证柔直系统安全的重要技术。现有工程中多采用行波保护作为主保护,然而行波保护存在易受噪声影响、故障波头不易捕捉等问题,制约了其广泛应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数学形态学降噪与噪声干扰识别方法,并根据直流保护采样信号特点进行参数设计,用于直流保护采样信号降噪和噪声干扰的识别。首先,确定基于自适应多尺度形态滤波的直流信号降噪方法,并设计结构元素长度和形态学滤波器类型、自适应多尺度形态滤波器的滤波器阶数和步长。其次,确定基于形态学梯度变换的噪声干扰识别方法,并设计形态学梯度变换的阈值。接着,从不同角度对形态学降噪方法与现有典型信号处理方法的滤波效果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对形态学降噪与噪声干扰识别方法和保护的配合效果进行验证。形态学降噪与噪声干扰识别方法所需采样频率较低,运算量适中,滤波效果好,对直流保护适用性好。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叙事结构及其科学内涵

唯物史观的叙事结构鲜明地赋存了意识形态批判“由破而立”的逻辑线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立足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求索导向,以确立唯物史观的叙事话语破除了以往传统旧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桎梏,充分彰显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否定性逻辑、建构性逻辑和超越性逻辑的科学内涵,并以此为思想视域,进一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立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原初语境,挖掘唯物史观在叙事层级和逻辑结构上所内蕴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科学内涵,无论是对于充实当今马克思主义文本诠释和原著探究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张力和真理伟力来说,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现状、问题、原因、对策

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备受关注。笔者带着课题组分别于2016年和2023年对北京、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内蒙古等省区市的统战部门、宣传部门、民主党派、工商联、商会等单位、部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副总经理层级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入走访、调研,结合多年的研究积累,在对比7年来的变化并深入剖析依然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从七个方面对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质效的研究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高校基层党组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质效,是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使命之一。文章阐释了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质效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同时结合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实际,提出了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质效的路径。

新时代高校党支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防控机制研究

文章在探讨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新任务、新使命、新要求的基础上,结合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新考验、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面临改革创新的迫切需求等方面,深入分析高校党支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高校党支部自身建设和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安全风险管理和预警机制、构建“大意识形态工作格局”等解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