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坛》与上海沦陷时期汪伪政权的电影政策

在中国电影史上,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是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存在,但却是如今研究中的一个短板。主要原因,除了观念和立场上的局限之外,更有史料匮乏方面的原因。因此,从影片研究走向电影刊物研究,就有理由成为拓展沦陷时期上海电影史写作空间的一个可行路径。《新影坛》作为当时一份官办的御用电影刊物,刊载着大量的电影信息。这些电影信息,特别是其中那些替官方电影政策摇旗呐喊的文字,恰有助于我们接近这段历史,一窥沦陷时期汪伪政权电影政策之真面目。

“电戏”的最初输入与中国早期影坛——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而作

19世纪90年代,“电戏”传入中国。1897年9月5日李伯元所办的《游戏报》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电影评论”文章。1905年秋,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片断,至今已整整100年。中国早期电影工作者主要与通俗作家合作编剧,拍摄一些中国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默片”,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电影的教化作用。1931年由中国电影工作者、进步的新剧艺工作者与通俗作家通力合作,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9.18”、“1.28”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促使我国的电影事业在国难声中很快步入了一个左翼电影主潮期。

从电影刊物看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抗议性”——以《上海影坛》为中心的考察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中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存在,以往的研究围绕其"抗议性"做出了长期的讨论和富有洞见的揭示。本文通过对以往较少为学者所提及但却畅销于沦陷时期上海的一份电影刊物——《上海影坛》进行解读,对学界热议的"抗议性"再度做出考察,据此提出一个观点,即所谓"抗议性"更多的是来自于电影评论者在接受层面上对沦陷时期的电影现状作出的一种"有限度的批评"。

’93国际影坛热点追述

93年是世界影坛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希望和危机、苦酒与鲜花并存的一年。回顾过去一年里国际影界的风风雨雨。

光影五十载,华彩溢人间——中国影坛风云录

自从人类产生电影这门艺术至今,影坛上那些光轮四射的明星们,就与老百姓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与之挥泪悲泣、振臂兴呼、抑郁思考、宁静遐想,所有这些情感上的思绪,都与那个鲜活灵动的银幕形象有关。于是,粉丝团队产生了,在慕名成功和拜金的今天,电影所铸造的神话,不可低估。

20世纪国际影坛俄罗斯电影书写轨迹

俄罗斯电影在20世纪国际影坛上有开拓和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有过辉煌的时期:20年代苏联著名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突破传统电影的表达手段,把戏剧、绘画、文学、音乐结合起来,使电影语言作为艺术形象化的语言令观众耳目一新,达到了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为以后电影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表达手段;30年代以后,在国际电影节上苏联电影以其独特的美学特征不断书写其光辉的历史,在国际上得到了不少奖项,成为20世纪国际影坛一道绚烂的风景线。

日本影坛新秀崭露头角

明亮的灯光,频繁转动的摄像机,摄影棚里一片忙碌……人们发现,日本新一代年轻的电影人,正在把镜头对准他们这一代人最关心的问题:在一个日新月异,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中,个人扮演着什么角色,这些年轻的电影编导们在谨慎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日本影坛对他们成功的探索给予很高的评价,随之而来的是,他们连续摘取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国际电影大奖的桂冠。

风云变幻 波澜骤起——98之春再看美国影坛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多元化发展的世界里,美国现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业也在发生着激烈的剧变和异化,或许这种变化与发展正是世界经济起伏动荡的一个缩影。 如同当今美国经济状况一样,美国电影业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中发生了一系列急骤的震荡。

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

民国影坛上的广东电影人大都有侨乡背景。广东侨乡电影人与浙江宁波电影人在拍片宗旨上明显不同,宁波电影人多把电影当商品来做,广东侨乡电影人则把拍电影与公益文化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当成责任与使命。广东侨乡诞生的一批电影女演员,在民国影坛留下了不朽的声光影像,侨乡开放的文化环境对她们心理的塑造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谢·波德洛夫:俄罗斯影坛中的文化跋涉者

作为当今俄罗斯卓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谢尔盖·波德洛夫身兼导演、剧作家、制片人和演员数职,以其清新自然、流畅诗意、意蕴深刻的影片而在俄罗斯和世界影坛上享有较高的盛誉。他多才多艺,功力深厚,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俄罗斯与欧美文化之间穿行跋涉,探寻着俄罗斯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趋向,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和个性诉求。

论风行世界影坛的“政治电影”

今年是世界电影诞辰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在这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电影从“杂耍”成为一门艺术,是以美国默片大师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为标志的。如今,电影作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重要传播媒介,已对整个社会生活与文化艺术等领域日益产生着巨大影响,它不但进入了大学课堂,而且进入了科研机构。电影题材呈现多样化,色彩追求更自然、更逼真,风格趋向纪实性,电影语言更丰富。当代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政治电影”正是这种新的电影样式,如意大利的《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法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教父》

批评香港影坛气氛沉闷——徐克与美、日、中国大陆合作寻找新火花

“如今本地电影圈不是闷,”徐克说:“是非常之闷。” 但94年以来,本港电影题材可谓百花齐放,新人辈出,“怎么还说闷?” “香港的影片,同一题材的,都用相同的手法,完全没有想过变化,不怕闷死人！” 为了有新意,徐克的脑筋经常转动,永远在变;由于刻意求新,他拍戏比别人慢,因为改了又改。

美国演员挤入欧洲影坛成一势斗

当今世界影坛除跨越国度的联合拍摄已经越来越受到广泛采用外,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日益突出的新势斗,即美国演员争相进入欧洲影坛。当然,外国导演愿意同美国演员合作,有其经济上的因素,更有艺术上的因素。 《早安,巴比伦人》,《恋爱男子》这两部外国影片就是这种合作的成果。

台湾影坛：两极化的1993

台湾影坛：两极化的１９９３梁良１９９３年可能是台湾政府花了最多心力在电影上的一年。除了把这一年定为“电影年”之外，还特别拨出了５千万台市（约１，４００万港元）的专案预算来举办各项电影年的活动，加上原有的每年５千万“国民辅导金”，近一千万的“金马奖”活...

中国电影发展忆旧——《影坛钩沉》序

因为中国电影是由上海哺育成长起来的，它势必与这个十里洋场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本文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史料，并叙及中国现在电影与上海的关系，与美国电影的关系。

台湾影坛 每况愈下

1988年是世界影坛极不景气的一年。那么,远在海峡彼岸的台湾电影界又如何呢? 为了刺激电影业的发展,近年来,台湾当局采取了开放电影政策、放宽电影检查尺度等措施,似乎扩大了电影业施展拳脚的空间。其实却不然,1988年的台湾电影界仍是处于一个处处挨打、日子难过的尴尬境地。当局的那点措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根本于事无补。

影坛姐妹们大胆朝前走哇

前些年,大陆影坛“阴盛阳衰”,成为女影星的一统天下。不少的影迷心里打闷:男演员都干什么去了?！近两三年光景,人们不再疑惑了,从老谋子执导的《活着》的男主角葛优。

影坛“三红”闹春

’95之春,大陆影坛春意盎然。《红粉》、《红番区》、《红尘》犹如三朵报春之花,使疲软萧条的电影市场透出一线的生机与亮色,电影界人士喜称为影坛“三红”闹春。 1月:《红粉》红火 今春,京城电影市场传来喜讯:“《亡命天涯》不敌《红粉》。”这真让国人扬眉吐气。要知《亡》片乃好莱坞几千万美元的高科技制作的追杀巨片,难怪北京的电影圈内感到“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论实力、论制作的精细,区区300多万元的《红粉》

写真影坛怪才冯小刚

从《编辑部的故事》,到《一地鸡毛》,再到《月亮背面》,冯小刚的每一部电视剧都让人们有一种新感觉。早些年,曾经有人间起在电视剧领域成绩颇丰的冯小刚:“你为何不进军电影界?”他当时却含笑未答,时至今日,人们才发现,冯小刚在影坛的能量远远大于他在电视剧方面拥有的,电影《大撒把》、《遭遇激情》、《甲方乙方》、《不见不散》使人们在欣喜之余,更多的则是一份惊奇。影界怪才冯小刚,从剧到影的转变是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这段经历也恰恰是他在中国电影界奋斗的一种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