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与《汉书·律历志》

《汉书》在史学史上历来被视为典范之作。清人章学诚说"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文史通义》)"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章学诚遗书》)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而其《律历志》又尤以为其艰深之最,在律学史上向来被视为圭臬。今学人阅读《律历志》,必当参以诸志及传等,则方得其门而入。

《汉书·律历志》五星“五步”研究

"五步"是《汉书·律历志》对五大行星运动规律的记录,它体现了汉代天文历算学家对类地行星视运动的认知范式,并被后代的各家新历所沿袭.《汉书》"五步"表征的行星运动特征虽已被充分认识,但具体文献的解释目前还仍有欠缺.通过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方程解析,全部特征名词均得到合理解释;就计算结果来看,所有观测数据其总体也是高度自恰的.

《史记·天官书》与诸史天文志、律历志的历史价值

中华民族向来重视记录并研究天文,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天文学史。《史记·天官书》是我国二十四史中最早开创天文志先河的历史著述,对我国天文志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与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认真学习研究并总结《史记·天官书》以及诸史天文志的主要内容基础上,从究天人之际、开二十四史“天文志”之先河,科学记载与探讨历史上的天文天象与天体运行规律,传递“天人合一”的理念、抑制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肆意妄为,探索四季季节变化与农业丰年,创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纪年方法,勘查环境、敬授民时与预测未来等方面,深刻认识《天官书》及诸史天文志、律历志在中华民族发展延续中的历史价值,这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汉书·律历志》的研究与评价

作为第一本官修本朝史的《汉书》,主要作者班固在实录历史方面,为了宣扬汉德,以儒家经学为撰写思想,结合谶纬神学,为尊者讳,其《律历志》主要是为汉德归属问题寻找理论依据。本文拟从《汉书》作者和撰写思想方面入才,澄清成书先后不同作者编写的次序与内容,梳理以儒家经学为指导,结合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谶纬学说的撰写思想,以《律历志》为例,与同为班固之作的另一篇著作《白虎通》中五经异同结论相统一,为宣传汉德的顺理成章而求寻各种理论支持。

权衡文化与两论五教初议--兼议《汉书·律历志》的权衡观

权衡博物馆与商科学校共同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并共同构建以权衡文化为特色的教育教学新方法新内容,简称“两论五教”。“两论”是指权衡从器与道、科学与文化两种取向和方法来认识和描述,《汉书·律历志》是其中道论和文化权衡论的典型;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五教”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模式包括术教、识教、法教、道教、神教等五个方面,能够为学校教育提供新内容与新路径。

《后汉书·律历志·历法》篇释解辨析——兼论中国古代历法的政治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历法与西方历法大不相同,这个不同不单是在概念与方法上,更是在根本的目的上。西方科学家对天象的探索是出于求知的好奇心,而中国古人对天象的探索则是基于政治的稳定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此源于自古以来天人感应的思想,所谓"钦若昊天,敬授人时"。中国古代历法的编制不仅是为了农业的需求,更是给国家级别的占星活动提供参考依据。不仅如此,国家乃至个人的活动也是根据天象而规定,《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即是古代以天时规定人事的代表作,所谓"君子将有兴焉,咨焉而以从事"。因此,中国古代的历法研究并不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而是有其明确的政治人文用途。

讀《漢書·律曆志》零劄

《漢書·律曆志》文辭古奥,古今多所注釋,然其中亦偶有誤讀誤解者。今就颜師古引韋昭、張晏、如淳等人注釋疑誤之處略加辨析,并訂正中華書局點校本數處校點訛誤。

探索挖掘两仪《律历志》中隐含的中国古代计量起源的历史信息

《汉书》开创了我国正史设《律历志》编纂记载我国计量历史的先河。《汉书·律历志》开篇按编年史体例概述了我国古代计量的历史起源。《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左,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汉兴,北平侯张苍首律历事……1.概述引《虞书》"乃同度量衡"证明早在黄帝、尧、舜时代,我国已从法制管理方面开展统一以"律度量衡"为计量项目的计量活动。

“卦”“数”关系的合与离--从《汉书·律历志》注文谈起

唐宋注者对《汉书·律历志》起首“卦由数起”一句的不同解说,引发了宋、清两朝易学家关于“数起于卦”还是“卦起于数”的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卦”“数”的离合关系:宋代学者倾向于两者合为一体,各有“本用”;清代学者则认为“卦为体,数为用”,把“数”独立于“卦”之外。这两种态度可以看作是古代学者对数字的认识由神秘化向工具化转变的具体表现。此外,“卦”“数”关系的合与离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易学研究的务实化趋向。

月离表初探

月离表是关于月亮运动不均匀性改正的数值表,它首见于东汉刘洪的乾象历,自此以后,历代大多数历法均列具此表,用于交食、定朔望等历法问题的计算,成为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就历代月离表的内容及有关精度作一初步的考察,并对历代月离表作必要的订正。一。

《史记·律书》律数匡正——兼论先秦管律

《史记·律书》有“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宫”的一组律数。至迟从唐代起,人们就把它看作一组弦律数据,并以为原数据甚误而不可解,从而校正勘误,莫衷一是,聚讼千年。本文经过严格推算后指出:一、《史记·律书》中这组律数根本不是弦律,而是管律;二、《史记·律书》中这组律数的原数据基本上没有错,尤其是“黄钟长八寸七分一”是完全正确的黄钟管长。由于历代校勘家不辨弦律与管律之别,他们将“七”字改为“十”字,从而认为《律书》中这段文字“误七句、衍二字”。历代的校改本质上是错误的;三、在历代传抄翻刻《史记》的过程中,律数原数据中有三律的律位与数值被窜乱。在更正被窜乱了的这三律之后,作者对原数据小作校正,并补正了原数据中遗漏和误植的二律数值,从而恢复了《史记》所载的先秦管律的本来面目。

九道术解

一、前人对九道术的解释九道术产生、流行于两汉,与月行有关,是推算近点月的一种方法。汉代对于月行的研究是发展较快的,恒星月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早期的《淮南子》,近点月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末刘向的《五纪论》,到东汉末刘洪时已有黄白交角的明确概念和数值的测定。其中较为复杂而研究也较多的是关于近点月的问题。清道光年间俞正燮著《九道论》,以为九道是用来解释日行的,为了区别四时。

西周月名日名考

一、古人对月霸的解释《尚书·周书》"武成"有既生霸、旁生霸、既死霸、旁死霸,"召诰"有既望和朏,"毕命"有朏,"顾命"有哉生魄等名称。战国以后,这些名称已不使用,甚至人们对它们的意义也弄不清楚了。这就产生了关于这些名称的解释问题。首先谈谈朏的意义。《汉书·律历志·世经》载"月采篇"说:"三日曰朏。"从朏字的结构来说,原意就是月出,应指新月初见的日子,即大约每月的初三或初二。古人对霸字的解释是有分歧的。现分两组引录如下: 1.

试探三统历和太初历的不同点

太初历是西汉太初年间(公元前105—公元前101年)邓平、落下闳等人所制定的。它以实测为基础,以乐律为外壳,定朔望月长度等于29 43/81日为该历的基本常数,分母81被说成是黄钟音调的律管长度9寸的自乘。后世称这种历法为八十一分法。太初历由于调整了历元,施行了"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这个较先进的置闰制度,因而比在它之前行用的颛顼历有较大的进步。可是,太初历的术文没有流传下来。中国历法史上现今能找到有术文完整地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历法,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作的三统历。这部历法的术文连同刘歆用它来考证历史年代的《世经》一文都收在《汉书·律历志》里。由于三统历也采用八十一分法,而且以太初历历元(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为历元,因此多少年来人们都自然地认为太初历就是三统历。

李俨与中国古代圆周率

以李俨、严敦杰的学术通信和已发表的论著相对照 ,讨论李俨对四个有争议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看法和取舍态度。这四个问题是 :(1 )刘歆的圆周率 ;(2 )《九章·圆田术注》中“晋武库”一段及圆周率3 92 71 2 50 的作者是谁 ;(3 )如何阐释《隋书·律历志》中关于量器的记载 ;(4 )祖冲之是如何得到圆周率3 551 1 3 的。李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能反映他作为一代科学史宗师的研究思路、学术风格和嘉勉后学的长者风范。他关于史料和算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科学史研究中论点的“假定”性质的看法 ,对今天的数学史乃至科学史研究仍有意义。

刘徽与王莽铜斛

王莽铜斛是新莽时期刘歆(?—23年)制造的标准量器,原器现存台湾省,其形制与《汉书·律历志》所记相同(图1),即: "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

《伤寒论》经方剂量与合理处方施量探讨

《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被后世称为＂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1]）。《伤寒论》中的所记载的处方也被称为经方,而经方中药物的剂量一直是古今医家探讨的热点。＂中医治疗的巧处在量上,中医不传之秘在量上＂,因而研究经方剂量目前仍有诸多不同见解与认识。1汉代药物用量《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历经朝代变迁、度量衡的差异,因而对其中的药物剂量古今折算问题长期以来有颇多争议。

宋元度量衡制度的发展

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宋王朝。如同隋唐一样,宋王朝对度量衡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五代时期,国家分裂,度量衡的统一也受到严重影响,呈现出紊乱状态。为了纠正这种局面,北宋政权自建立伊始,就决心整顿度量衡。据《宋史·律历志》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就采取了相应措施。

宋仁宗《景祐乐髓新经》考论

根据《宋史·乐志》记载,北宋乐制在一百多年间共有"六改作",改革之频繁和争议之持久为中国历代仅有,①因此,乐制改革兴起的原因、过程、内容乃至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关系等,引起了笔者的长期关注。而就目前研究所见,宋仁宗景祐年间进行的"李照乐"改革,实具有开创先河之作用和意义。理由在于它除了制作规模较大之外,更确立了以乐律理论之探讨为核心的乐制改革的主要方式,并由此引发了宋代历朝不断的议乐、制乐活动,乃至士大夫围绕"乐""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