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致伯父两函暗含的时间标记和感官特质

《徐志摩全集》中一些书信系年不确,存在整理者混淆阴阳历和擅加落款的情况。最早两通致伯父信的写作时间,整理者意见不一,判断依据均不可靠。其中一函记录了乘津浦车进京的行程,根据津浦铁路不断修订的行车时刻表可锁定乘坐的车次和日期。另一函录文有错漏,信中提到购买有正书局《三希堂法帖》的价格,从这套书不同版本的售价可推知年份。早年这两函体现出徐志摩怕冷、对季候变化特别敏感等身体感受,这些感官特质在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有充分展示,是解读徐志摩作品的一把钥匙。

人文主义视野下徐志摩非抒情散文的现代国家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但主要在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其杂感、游记等非抒情散文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些散文所隐含的现代国家意识的深入分析。在人文主义视野下重读徐志摩这些散文,可以窥见其现代国家意识的演变轨迹和基本内涵。从中学投稿校刊开始,徐志摩就表现出忧患国运、希望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出国留学后,他受英伦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向往和提倡民主制度。欧游归来,他论辩苏俄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他对现实失望又不甘于失望,大胆批评时政,追求自由和理想。他的现代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愿景,与此同时也存在理想主义的局限。

沉浸他者文化而生的民族自我批评:狄金森、徐志摩与赛珍珠

狄金森、徐志摩、赛珍珠不仅是万众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重要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的创始成员,是跨国文学共同体网络的一部分。他们与自己国家格格不入,却在异国他乡建构身份认同,都在自己的祖国和海外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促进了中英之间和中美之间极具活力的文化交流。他们对本国的批评之所以令人信服,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曾长时间生活在他者文化中,由此获得审视故土道德标准和国家政策所必要的批评距离。以对位视角来看,他们是早期移民作家和学者的杰出代表,他们相信多元交融的必要性,相信促进多元世界文化遗产,尤其是鼓励批评性文化以及民族自省的必要性。

自由主义文人对左翼作家的审视--以徐志摩和邵洵美的《珰女士》为中心

由自由主义文人徐志摩创作、邵洵美续作的小说《珰女士》以“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被捕、营救和牺牲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故事背景,并对丁玲、沈从文等文坛著名文人故事加以融入和演绎。这部小说体现出自由主义文人对左翼作家人道主义层面的同情、意识形态维度的质疑及爱国主义立场下的理解。《珰女士》作为徐志摩创作的重要小说,不仅是全面认识徐志摩不可或缺的一部作品,亦是洞悉20世纪30年代文坛与文学思潮的重要窗口。《珰女士》的成书背景、故事影射及背后创作动机,反映出3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因启蒙话语的失落、政治身份的错位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而产生的信仰危机和生存焦虑。

论徐志摩的宋词今译与郭沫若、胡适的关系

1924年左右,徐志摩以现代白话文翻译出至少十二首宋词,这些宋词大都出自李清照的《漱玉集》。现有资料表明,徐译宋词是在两位古诗今译的先行者郭沫若、胡适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即:郭沫若的《诗经》选译集《卷耳集》在“非直译”译法上启发了徐氏,胡适的五代宋词选集《词选》在今译素材的选择上为徐氏提供了方向。此外,受惠于郭、胡二人寄托在译事中的新诗试验精神,特别是对诗人个体的尊重,徐氏的今译尝试又不乏个人特色。在今译时,徐氏秉持其“宋词乃杂技艺术”观,一方面因诗人之生平、诗歌之音乐性等选取了李清照词,另方面则将原词里的多种情感统一为恋而不得的爱情,以实现自己的创作主张:“情真即是诗真”“心理冲突即创作之母”。

重审徐志摩致胡适三通佚信

2009年拍出的三通徐志摩致胡适信札被《远山:徐志摩佚作集》辑录,编者考证写作时间为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其中两函记述的徐志摩和胡适行程与二人有案可考的行踪不合。另一函谈及茅盾应允参加笔会,背离了历史情境。三函中的其他人事及称呼、书法、来源等方面亦有疑点,不应视为真迹。

论徐志摩早期诗歌创作中的“以译代作”现象

在新诗创作资源匮乏的“五四”前后,很多诗人依靠翻译外国诗歌来获得创作灵感或习得艺术表达方式,故“以译代作”成为早期中国新诗创作的特殊方式。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徐志摩早期的诗歌创作同样存在“以译代作”的特殊方式。本文从“以译代作”的时代风尚为切入点,首先呈现了徐志摩诗歌创作中的“以译代作”现象,进而讨论这种创作方式如何使其部分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模仿、改写甚至是抄袭外国诗歌的烙印,这也许是成为他否定自己早期创作成就的原因之一。对徐志摩“以译代作”创作方式的讨论,有助于进一步廓清中国新诗创作的丰富形式。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诗歌主题展览的策划与延展——以“又见新月——徐志摩与卞之琳联展”为例

在国际视野下,诗歌主题很适合作为国际交流的媒介与桥梁,作为早期新诗主要流派的“新月派”“现代派”,其本身就带有国际渊源。“又见新月——徐志摩与卞之琳联展”向观众展现了这两位诗人的人生境遇与文学理想,纪念“新月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本文以“又见新月——徐志摩与卞之琳联展”为例,探究诗歌主题展览的策划与针对不同城市的交流展策划的多种可能性,旨在加强国际博物馆之间的深入交流、拓宽博物馆国际传播的新视角,从而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激发文博事业赋能城市发展。

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 微妙的悖谬:约翰·拉特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说起“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这一话题,听众一定都会联想到普契尼的《图兰朵》。其实,“中国情结”在西方作曲家心中由来已久。在西方音乐作品中,类似这般以中国主题为立意的作品还有许多,它们凝聚着作曲家对遥远而古老的中国的几许好奇与遐想。

论徐志摩散文中“浓得化不开”的色彩景观

徐志摩是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其散文结构自由、文风艳丽,具有诗化色彩,在文坛大放异彩。徐志摩散文建构了丰富多元的色彩景观,包括暗淡苍凉的冷色调、浓烈宏阔的暖色调,以及植根日常的中间色调。徐志摩散文中的色彩具有状物造境、写人记事等功能,形成了艳丽的文风。徐志摩散文的色彩表现力一方面来源于作家的想象力与充沛的情感,另一方面来源于剑桥大学的自然及人文环境。该文分析了徐志摩散文中的色彩景观建构,然后分析徐志摩散文中色彩的表现功能,最后探讨其色彩表现力的来源,旨在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曾经沧海”之后的精神涅槃——徐志摩《再别康桥》情感逻辑解析

《再别康桥》问世前,徐志摩曾陷入深度的精神困境,爱情、理想“双梦”破灭。诗人在作品《再别康桥》中是怎样摆脱精神困境的呢?厘清此疑问乃是领会此诗精髓及教学此诗的难点。笔者认为从“情感逻辑”这一视角来剖析诗人的内心之旅,洞察其思想流变,并追溯诗人从陷入困惑,到积极追求、陶醉以至最后清醒觉解,摆脱了心灵的“双重”困扰,进而揭示作者在篇章中构建的情感逻辑链,以此深刻理解和评析《再别康桥》的情感深意,这才真正切中了徐志摩创作《再别康桥》之主题肯綮。

来自域外的远音——论西方诗学与徐志摩的互动

徐志摩与域外文化、西方诗学的交往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在这种理解、包容的对话姿态中,英国浪漫主义、法国象征主义与英美现代派等代表诗人们深刻影响到他的价值观念与新诗创作。站在中西诗学交互点上的徐志摩,不仅主动汲取西诗的精华,推动中国现代新诗的转型与发展,而且在新诗的民族化上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民国文人情书美学意蕴探究——以徐志摩和朱生豪为例

徐志摩与朱生豪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人,两人在文学创作上均有卓越成就。基于此,文章通过对两位文人生平、思想境界和文学背景的介绍,揭示了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相似和差异;分析了两位在文人情书作品中的意境表达、情感体现和艺术手法,探讨了他们在情感表达和文字表现上的美学意蕴;对比分析了两位在文人情书创作方面的共同点和个性特征。通过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两位文学大家的艺术成就,也能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徐志摩新诗对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影响

中国新诗艺术歌曲的歌词以徐志摩的诗歌作为主要代表,其诗作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结合徐志摩诗歌艺术歌曲及其创作特征与演唱研究等谈谈其对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和发展的影响。

徐志摩与中国诗歌传统

徐志摩与中国诗歌传统李成希谈到徐志摩的诗歌，人们一开始就认定它是在西方尤其是英美浪漫派诗人影响之下创作而成的。与徐志摩同时代的人常把他比作雪莱；卞之琳说徐志摩没有超过１９世纪浪漫派的一步①；梁实秋也曾说过，徐志摩的诗“在艺术上大半是模仿近代英国诗，有...

初恋失败的咏叹调──读徐志摩《再别康桥》

通常的说法是：《再别康桥》是徐志摩因物而发抒写了再别康桥时的依恋之情。事实上．这种说法见物不见人，于诗的理解有些隔膜，只有将诗与作者独特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理解．才会把握住感情的脉络，彻底弄清诗的底蕴；《再别康桥》与诗作者同林徽因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首爱情诗而非咏物诗。

徐志摩诗歌艺术的独特性新论

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成就，在于他将性灵、意象、意境、韵律共同组成其诗歌的艺术整体，这使他的诗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在中国新诗的发展里程中，他在探索诗的性灵美、意象美、意境美、韵律美等方面，取得了前人没有的成就。

“五四”文化语境与徐志摩的翻译

本文拟以“五四”文化语境为视角,从翻译选材、译语选择和翻译方法三个方面对徐志摩的翻译活动进行了探讨,目的在于说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的,从而对徐志摩的翻译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最后就文化语境提出我们进行翻译批评的策略。

徐志摩与林徽因诗歌互文性意象探微

意象缘情而生,通过蕴含丰富的象征形式,能表达出难以言传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意味。在徐志摩与林徽因的诗歌中,"云"与"水"、"莲"与"灯"、"琴音"与"钟声"等一系列典型意象以及"山中"和"秋天"等意象群,存在着相互生发、相互对应以及相互阐释的"互文性"关系,其中蕴含着诗人难以言表的心理体验和情感交集。分析这些互文性意象,有助于深刻揭示徐志摩与林徽因诗歌丰富的情感意蕴,深入理解二人情感交往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