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挑战下的艺境创构——从与徐悲鸿的对照看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

“写实”作为引发“美术革命”的重要概念,不仅是徐悲鸿借以进行中国画改良的工具,也暗中构成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的起点。虽然同样对罗丹雕塑的“写实”风格盛赞有加,徐悲鸿重视的是“写实”手法,而宗白华却运用了“使物质而精神化”的解释思路。正是通过将此思路运用于对徐悲鸿作品的评论,宗白华开启了对中国画的理论探索,所谓“能空灵而能写实”,便是他对中国画写实原理的初步表达。在抗战“写实”强化氛围下,二者的差异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徐悲鸿把专注点从肌肉组织扩展至社会生活,提升了“写实”手法的现实主义品质,而宗白华则通过将既有思路运用于对“常人欣赏艺术的形式”的阐发,拓展了围绕文人画展开的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写实、传神、妙悟三境界的提出,标志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的达成。

徐悲鸿肖像画的图像功能与儒家精神的现代转化

儒家哲学是徐悲鸿美学观念与艺术追求之所在。徐悲鸿自幼随父习读儒家经典、摹写绘画,青年时期留法,这些学养的积淀,使他秉持的传统“求真”美学思想在其肖像画中皆有呈现。徐悲鸿一生画过无数肖像画,有圣人先贤、民族英雄、官僚巨商,亦有诗人学者、眷属师友,也关注劳动人民、伟人领袖、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与知识分子。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徐悲鸿,所作的肖像画具有鲜明的西方学院派的写实造型和中国的“求真”意蕴,不但蕴涵了他留法前后对助其积极拓展交游网络与身份建构的“朋友圈”的感恩意识,而且体现了儒家优秀传统“感恩怀德”文化的现代转化,更彰显了作为图像的肖像画的颂德扬善、崇孝表行、慎终追远的图像功能之时代强音。

徐悲鸿和林风眠艺术主张之异同和影响(上)——兼谈“中西分璧”“中西合瓦”

徐悲鸿教育体系下主要发展的是中国画林风眠教育体系下成名者几乎都是西洋画艺术主张不同,艺术作品和培养出的人才也不同。徐悲鸿主张借鉴西洋画,改良发展中国画,但一定是中国画,以期证实中国画有内在的发展潜力。林风眠主张“创作时代艺术”,不管是不是中国画。

徐悲鸿和林风眠艺术主张之异同和影响(下)——兼谈“中西分璧”“中西合瓦”

徐悲鸿批评“中西合璧”实为“中西合瓦”林风眠主张东西方艺术相糅合以登高峰徐悲鸿的爱国主义似乎更强。1947年,他在《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一文中说:“……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不亡,而艺术必亡;艺术若亡,则文化顿黯无光彩。起而代之者,将为吾敌国之日本人在世界上代表东方艺术。诸位想想,倘不幸果是如,我们将有何颜面以对祖宗。”

徐悲鸿的人物山水题材中国画创作分析——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

近代以来,中国画艺术一度陷入“衰败论”的悲观氛围中,彼时美术界受救亡图存思潮影响,涌现出一批志在革新的艺术家,其中又以提出“改良论”的徐悲鸿为知名代表。纵观徐悲鸿中国画创作视域下的言论行为,基本都是围绕“国画改良”这一目标展开的,他所创作的一系列人物及山水题材作品,充分阐释了“博采西方绘画所长”的理念,但又不盲目崇洋、全盘从之,同时呼吁对传统中国画优秀之处坚守、冠绝之处继承,由此奠定了“以西润中”的改良思想基础。

论“写实”在徐悲鸿绘画中的道德意涵

徐悲鸿将美术看作在造物形态方面追求“真理”的学问,认为须以“诚笃”的道德态度,“致广大,尽精微”的追求来写实,否则即是“不爱真理”和“道德败坏”。徐悲鸿多次引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来诠释以上这种科学主义态度,即是程朱理学式格致思维的体现。徐悲鸿将美术上追求“科学的写实”的行为视为“新天道”,其主张“写实”为体“写意”为用的艺术观,也源自程朱理学式的思考。

论徐悲鸿的色彩观

徐悲鸿先生师法自然的绘画思想在其色彩运用上得到了深入的贯彻,体现在油画上尤其如此。他虽然基于古典主义的绘画技法,但是并不拘泥于一种流派的绘画技法,而是兼顾不同技法,将色彩的自然属性在绘画作品中予以细腻而真实的表现,在尊重自然物象的同时也体现了用色的概括和结构转换。徐悲鸿先生认为,中国绘画色彩发展的方向既不能简单使用纯色,也不能将纯色混入灰色,而是要结合色彩表现的需要回归自然选择和艺术创作的结合,最终以宁静淡雅的视觉效果为准则,形成系统的色彩观。色彩虽然依附于造型,但是亦有其自足的视觉塑造能力,结构和色彩的完美结合才是表现物象最为主要的艺术创作途径。

从“英雄”到“人民”——抗战时期徐悲鸿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艺术转向

徐悲鸿同时浸润于五四运动新思潮与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之中,思想和艺术具有一定的“过渡性”。抗战时期,其艺术思想发生了多重转变,这归因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面对抗战时局对艺术家的召唤,徐悲鸿开始在艺术作品中将“英雄”的救赎愿景寄托于现实的“人民”力量。以徐悲鸿抗战期间图像叙事的重要节点作为研究对象,延伸其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依据与个人主张,剖析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自身定位的多重面向,将有助于今人完成对徐悲鸿其人、其艺的现代阐释。

徐悲鸿《愚公移山》中的广大精微与民族精神

徐悲鸿的历史画《愚公移山》是20世纪中国大型历史题材油画创作的杰出代表,填补了民国时期大型历史画创作的空白。这幅画作中蕴含的“致广大,尽精微”艺术主张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使其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该文旨在通过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深入了解徐悲鸿的成长经历,挖掘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梳理其艺术主张的形成,探究与分析其作品中蕴含的艺术主张和民族精神,以更好地理解其艺术思想和作品内涵,以期为当代艺术研究提供启示。

徐悲鸿绘制风景油画的动因研究

对徐悲鸿的风景油画进行统计与归类。统计显示,目前能够确定为徐悲鸿所绘制的风景油画暂且认定为20幅。将徐悲鸿的风景油画从总体上区分为写生类、创作类和习作类,也有不少风景油画作品介于写生与创作、写生与习作之间。着重论述徐悲鸿绘制风景油画的动因,一方面在于变革中国山水画,另一方面在于锤炼色彩语言与搜集素材。从他的言行和作品中,均能找到有力的佐证。

徐悲鸿的工艺美术理念探微

徐悲鸿是近现代著名的画家和教育家,然而其颇具特色的工艺美术理念却鲜为人知。徐悲鸿以“国势急需、用求其实”作为学习和引入西方现代工艺美术的主旨,其工艺美术理念的内容包括从为学之道和国势之需来提倡工艺美术,以纯正美术为参照阐述工艺美术的实用性特性,以用求其实的态度指出发展工艺美术策略三个方面。这些有关工艺美术的认知是徐悲鸿倡导的“智之艺术”的有机组成,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史以及教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徐悲鸿和林风眠的艺术与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徐悲鸿、林风眠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主张与教育思想,如徐悲鸿提倡通过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强调科学严谨的绘画技法,林风眠则强调“调和中西”,在保留中国画意境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精髓。徐悲鸿和林风眠的艺术主张推动了中国传统绘画走向创新和多样化发展。他们不仅在各自的创作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也为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并培养了大批艺术家,深刻影响了中国绘画艺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

徐悲鸿古典题材人物画体现的美学思想探究

作为中国近现代艺术领域的大师,徐悲鸿以其丰富的创作产出著称,尤其在古典的人物画领域,他的作品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徐悲鸿画作的精髓在于巧妙地融合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之美与西方艺术的严谨逻辑,开创了一种极具时代标志性的艺术风格和理念。徐悲鸿不但打破了当时中国艺术界的一些固有观念,而且重构了中国绘画理论体系,给今天的艺术家和教育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该文以个案研究和精神内涵为切入点,探讨徐悲鸿古典题材人物画蕴含的美学思想。

从气韵观的角度看徐悲鸿的油画作品《愚公移山》

本文以中国艺术理论中的气韵观念为核心,探讨了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在现实主义绘画中的气韵之美,分析了气与韵的起源、演变和相互关系以及在画中如何体现生命力和形态美。文章还研究了画作反映的创作者生命气质和精神世界以及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旨在从气韵观的视角深入理解《愚公移山》的艺术魅力。

论徐悲鸿新国画——以《愚公移山》为例

20世纪初期,中西方艺术发生碰撞与交融,在中国画坛中掀起一番浪潮。徐悲鸿是中国近代艺术史上“中西合璧”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他的“新国画”理念为传统中国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作用值得探究。本文以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为切入点,对其美学思想及其背后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首先,对徐悲鸿的生活经历以及求学经历进行了解,以此分析徐悲鸿新国画风格形成的原因;其次分析徐悲鸿新国画风格的特点,以《愚公移山》为例展现徐悲鸿“中西合璧”“新七法”思想;最后论述徐悲鸿新国画风格对后世画家及美术教学的影响。

徐悲鸿美学思想对当代美术教育的影响

徐悲鸿具有两次出国留学经历。第一段留学经历是在1917年,徐悲鸿远赴日本进行半年时间考察和学习。在此过程中,他虚心向日本艺术家请教,刻苦钻研,了解到日本画家们的创作精髓与理论成果后,立志回国振兴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美术文化。在日本学习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半年,这半年的时间形成了徐悲鸿以写实派改良中国画的艺术雏形,初步形成了徐悲鸿美学思想。1918年,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致辞中表达了他艺术追求的新方向:“中国的美术界已经消沉到了极点,是因为很多不足以称之为美术的元素被误称为美术,并且大多数人视为正常之态,国人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后我们的画法研究会应当率先让中国美术步入正轨,希望将来能多培养出一些纠正和振兴美术界和教育界的人才。”

水墨艺术中的现代元素与中国元素之融通--从工业时代的徐悲鸿到数字时代的朱炳仁

当前,数字化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潮流。没有哪个领域无视数字化还能继续生存。无论是艺术大师还是体育冠军,都要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冲击与挑战。光躲已经躲不过去了,唯有求变才能持续生存。但怎么求变,却是各行各业未来十年的最大谜题。本文比较徐悲鸿与朱炳仁,是想借个案帮助大家分析,大师在百年大变局面前是如何变通求道的。

关于徐悲鸿现实主义画家身份的思考

美术界对徐悲鸿的评价经历了从写实主义画家到现实主义画家的变化,究其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其一是徐悲鸿晚年有一些倡导现实主义美术的论述;其二是徐悲鸿有少量属于现实主义的美术作品;其三是徐悲鸿有很多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精神,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现实主义精神的评价标准;其四是徐悲鸿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

“致命的倔强”——徐悲鸿绘画美学思想探微

徐悲鸿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扛鼎人物,他秉持的写实主张以及改良中国画的策略,对现代中国绘画和美术教育产生了深邃的影响。以往学术界许多研究认为他是“中西分野”,讨论多集中于造型语言方面,致使徐悲鸿的“融之”理论不断地被遮蔽。本文拟以徐悲鸿留学前后的艺术成长经历为线索,以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为抓手,系统梳理其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审美旨趣,通过考察分析不同时期的文献史料和艺术作品,阐释他在“古今、中西”双重张力中的美学涵义。

回望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三巨头”·徐悲鸿篇

主持人语:在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美术风云中,办新学以兴美育,引西画以变传统,且兼擅中西画学者,以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影响最著,堪称“三巨头”,皆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他们于艺术多有主张,分别提倡写实主义、文人画与表现主义、西方现代主义。他们虽有共同的事业心,艺教生涯无不坎,爱情经历浪漫波折,却并未结成团结的合力,甚至于有些纷争和误会,成为美术界热门话题。本期推出刘曦林先生的“三巨头”回望之徐悲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