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伦理和临终关怀

源于古希腊哲学的德性伦理在当代道德哲学中开始复兴。它关注道德行为者品性,而不是具体行为对错,但也被批评为乌托邦、相对主义、循环论述和个人主义。辩护后的德性伦理仍需结合现实分析,以得到临终关怀的德目结构。对人格德性的内容和结构讨论,更深层次涉及至今被忽略的政治德性或制度德性,揭示医生、患者和政治应有的德性,回应具体伦理问题:接受或拒绝可能延长生命的治疗,是否以姑息镇静方式减轻痛苦,如何面对死亡本身的挑战。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道德德性类型及其勘定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阐述了十余种道德德性,但他没有说明这些德性的划分依据是什么以及诸德性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从伦理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知识定位来看,道德德性的类型必须被放置于实践的相关领域,并通过实践的本原、性质与目的等完整过程来综合勘定。善的范畴是识别道德德性的基本要件,以善为目的导向,与行动相关的优秀品质在多元的实践领域展示了相同的适度标准,获得了不同的德目名称。在朝向至善的过程中,诸德性展现了内在的统一性特征。

索萨德性可靠论中的理智德性

德性可靠论中的理智德性主要指直觉、知觉、内省、记忆等认知能力,比起德性责任论中作为认知品格的理智德性,作为认知能力的理智德性更难把握。全面理解索萨的“理智德性”概念,需要从背景、定义、功能、目的和价值等维度对其进行分析。索萨提出“理智德性”的目的在于解决信念的确证问题。确证的随附性是理智德性能够作为可靠来源的关键,理智德性的内在可靠性是德性可靠论的立论基础。理智德性的可靠性与环境密不可分,这是索萨解决新恶魔问题和提出“适切”概念的前提。德性视角主义强调认知主体与环境的配合,通过理智德性获得信念的确证与适切。索萨的“理智德性”理论不仅为解决传统知识论困境提供了新思路,也深化了我们对认知过程的理解。

道德底气:儒家德性精神论

现代儒家德性论的视域中,“浩然之气”意味着一种浑然一体的德性精神,又具体呈现为志气、义气、和气、勇气和正气。儒家的志气涵盖从普通人到圣贤的理想,义气则是儒家价值观的鲜明体现,和气的意蕴指向普遍和谐的观念,勇气则展现出儒家道德的精神力量,正气的内涵则不仅关乎个体身心秩序,也涉及群体社会秩序。对于增强当代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而言,儒家德性精神——志气、义气、和气、勇气和正气,依然可以提供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滋养。

德性认知:中国人独特的认知模式

将传统心性论中的“德性之知”命名为德性认知,不仅与强调“认知本质是计算”的西方物理认知模式形成对比,凸显中国本土心理学独特的认知模式,也便于借助西方物理认知的信息加工语境,拟构一个路径清晰的德性认知心理机制模型。德性认知是区别于信息加工的高级心智机能,强调对心性本质及精神本体的自证自明,具有“向内的加工方式”“非对象化的认知加工”及“内生的道德属性”等三个主要特征。德性认知的提出凸显了中国人认知模式的文化特色,有利于对人类认知与心智本质作多角度解读。

亚当·斯密美德思想对医务人员德性培养的启示

市场经济下人们对私利的追逐必须要有道德约束,如何帮助医学界走出道德困境是必须直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亚当·斯密的美德思想,探讨德性伦理在医务人员德性培养中的重要性。通过审慎、正义、仁慈和克己这四种个人具备的美德,将其与医务人员品行培养实际联系起来,得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美德思想对医务人员德性培养的启示,即用审慎之美德提升自身业务能力、用正义之美德维护患者健康利益、用仁慈之美德增进患者幸福感以及用克己之美德学会自我管理等,旨在为医务人员的德性培养提供智识支持以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哲学视域下教师发展的德性存在、构成与实践

教师德性是教师发展内在、自主的驱动力量,是教师得以实现持续性发展的逻辑起点。这一德性存在根植于关系视域,以教师的社会性存在为基础,呈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教师在发展过程中要具有时代性的德性知识、审辩性的德性能力、超越性的德性信仰。只有在人自觉、对象性的活动中,综合性的德性品格才会生成,因此还要关注教师发展的德性实践,了解教师生活活动样态中内在善的生成与外在善的实现。只有在哲学视域下建构起对教师德性的存在、构成和实践的整体逻辑认知,才能促进教师发展的自主和持续性发生。

人民本位、共同体追求与德性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意涵

政治哲学旨在以筹划和设计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哲学意涵。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地纠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人”与“物”关系错位,实现了人民本位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高度肯定主体间与主客体间的交往意义,积极推动各层次共同体建设,彰显了对共同体的实践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近代以来政治领域去道德化的弊端,坚持发扬德性政治的价值感召力,实现了对政治道德的理性重建,展现出鲜明的道义性。

赫斯特豪斯对“德性利己”命题的客观性论证路径

“德性利己”命题源自赫斯特豪斯使用该命题与“德性使其拥有者成为好的人”以及“德性的上述两种特征是彼此关联的”建构自己的规范德性伦理客观性论证框架。赫斯特豪斯将这一命题的歧义性分为“特殊问题”与“一般问题”,并采用归谬论证在不同语境中为德性有利于其拥有者的主张辩护。同时,她指出德性者与恶德者虽有不同的伦理视域,但在死亡、损伤和享受等情感的触发上有共通性。赫斯特豪斯对“德性利己”命题的论证为其伦理思想客观性的证明提供了坚实基础。

教师德性的主体建构:新时代师德建设的理论基点

师德因教师这一特殊职业身份的卷人而表现出对学生的高示范性和强影响性特征,也由此被社会公众赋予高期待性和强关注性特质。师德建设虽是整体道德教化的组成部分,但也因其作用对象——师德的独特属性而表现出独特的客观规律性。进入新时代,师德建设始终是教育系统乃至党和国家实施战略部署的重要领域。

图像时代中小学电影教育中的儿童德性养成思考

一、现实问题:视觉图像时代的德性建构及其影响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以视觉图像占据主体感知地位的时代,大多数人都以视觉作为主要的感性经验渠道来体察彼此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建立仰赖于视觉所确立的“真实性”原则。不同于语言的多义性,视觉在某种程度上总是让人们感知到一种“所见即真实”或“所见即正义”的事实存在状态。这就导致了视觉中心主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交流中真实性建构的依据。而视觉或者说观看也成为约翰·伯格所言的“先于语言”的“前在之物”。某种意义上,视觉统辖了人们所能体察的一切动态之物。

营销渠道成员组织德性与机会主义行为的关系——以OTA与酒店的关系为例

文章从商业伦理层面出发,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道德推脱理论将组织德性和道德推脱引入在线旅行社(OTA)机会主义行为模型中,探讨渠道成员组织德性、道德推脱、关系质量及OTA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文章选择酒店作为OTA供应商,通过调查酒店相关渠道边界人员对OTA道德与行为的感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组织德性、道德推脱、关系质量及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OTA供应商感知角度来审视,OTA的组织德性负向影响该OTA的道德推脱;OTA的道德推脱正向影响其机会主义行为;道德推脱完全中介了组织德性对OTA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关系质量强化了组织德性对道德推脱的抑制作用、弱化了道德推脱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从商业伦理道德的层面丰富和深化了渠道机会主义行为的相关研究,同时对企业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快乐与德性:西方幸福观的发展理路及当代省思

幸福作为生活的目的统摄人的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追求。然而,对幸福的解读却见仁见智。快乐主义幸福观以乐论福,认为幸福在于欲望的满足与快乐的感受。德性主义幸福观则关注幸福与道德的关联,主张德福一致,幸福存在于德性之中。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深刻,幸福既不是单纯的物质享乐,也并非纯粹的道德体验。幸福是人的物质、精神双重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愉悦感受,是集感官层面的愉悦情绪反应和心理认知层面的愉悦享受的统一。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相互依存构成幸福的完整内核,从幸福的本体而言物质幸福是基础性的,精神幸福则占居形上地位。人的本质是具有精神理性的存在体,人对精神幸福的追求赋予物质生活以生命根基,也为人的现象存在确定永恒价值。

导航德性实践的单元作业评价创新——小学道德与法治实践作业评价的校本开发

立足《小学道德与法治综合评价指南》的导航德性实践单元作业评价,关注道德思维提升、行为习惯养成、实践能力发展过程,设置养成类、议题类、项目式类单元实践作业;相应开发“习惯养成卡”“议题探究单”“项目实践袋”等作业表现记录工具,为学生德性实践提供方向指引和方法指导;组织“随心交流站”和“单元评价课”等阶段评价课,以单元作业评价导航学生德性实践,发展核心素养。

从公理到德性:伦理与道德的差异化同构

伦理与道德彼此关联,又相互区别。在实践理性的思维逻辑中,伦理与道德不是同一个概念;在经验世界,伦理和道德承担的社会责任存在差异。伦理是关于自由本身以及一切与自由相关的事物应该如何才是完善的道理,以及在完善原则得以确立的前提下人与各种社会组织的行为应该如何才是正当的道理。伦理的核心内容是公理化的伦理基本原则即完善原则和正义原则。道德是“道”和“德”的总称,核心内容是德性,涵盖了理论理性德性、实践理性德性以及伦理德性,体现为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自主行为的完善性与正当性。准确理解伦理与道德的辩证关系既是伦理学理论演绎的逻辑基石,又是明确道德哲学与伦理学理论任务以及实践使命的重要条件。

自制何以成为一种德性?——美德伦理学视域下自制的发生、演进与价值

自制问题是反思、批判、预演生命个体行为与实践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美德伦理学复兴的奠基性问题。人类非理性因素在由外到内的占有与由内而外的表达过程中,天然地存在着僭越的倾向。自制即原始发生于生命个体内部理性对非理性因素的妥善安置,构成了个体成为德性的存在者并在生活实践中选择德性行为的重要前提。随着现代化运动的不断推进,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嬗变使得自制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了冲突性、复杂性和整体性样貌,这极大地加深了人类行为能否自制所面临的知识论困境与实践论难题。现代化运动既为人类带来了能够快速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组织模式,通过激发欲望、扩大需要的方式促进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却也在资本逻辑的嵌入中不断地消解精神公共性,摧毁着人类神圣而崇高的精神家园。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自制是人们走向精神富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德性,无论人们是否认识、理解、承认、掌握,人的自制能力时时刻刻都给人以精神力量,帮助人类走上最符合其“类生命”的道路,帮助个体成为自由而自觉的目的论者和正当的行动者。

祭礼与性情:德性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础

中国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显著特点,祭礼是透视中国文明深层特质与演变脉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功能学派与年鉴学派侧重以“自然需求论”“社会中心论”等理论视角探讨祭祀的起源与社会团结之道,当这两个学派进入对中国祭礼的考察时,发现祭礼中包含的人性、伦理内涵与西方的思想传统极不相同,并由此推动中国走上了独特的文明之路。祭礼在商周时期经历了一个人文化、道德化的演变,最终认识到人性中以爱和敬为主要内容的仁义特质。内在性情与祭祀之礼相配合构建起中国社会中从家到政治社会秩序的深层基础,并形成了中国文明中强调仁爱忠恕、和谐共处的思想特质。

西周的德性政治与合法性构建

自周人以小邦之地取代大邦殷后,西周竭力塑造的是一个集天命、道德于一体的理想王朝形象,其尤为重视在政权的合法性论证中凸显“德”的因素。西周之德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外在之德系由天所降,为周王所垄断并代代承袭;内在之德通过修为事功、“有勋于周邦”获得,并可降至诸侯贵族。“周德”衰败与否与周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息息相关,有德周王即可合法地治理天下,而其他诸侯在服从周王的前提下获得某个具体区域的统治权。这是一种崭新的合法性论证模式,表明西周时期统治阶层合法性论证的焦点不再局限于“天命”,“人事”已成为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实质要件,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史,形成了一种具有广泛心理基础的德性主义的合法性信仰传统。

对苏格拉底德性是否可教的误读与澄清

有不少学者提出苏格拉底的德性可教命题充满悖论,理由是苏格拉底反对从实践(σκητν)获得德性。然而从σκητν的古希腊文原义出发,σκητν所指的并不是“实践”而是“训练”,那么学者们基于“实践”推导出的结论就不可靠。基于苏格拉底的哲学立场可知,他的结论实际是:真正知识的德性可教,非知识的德性不可教。且结合柏拉图的诸多早中期对话,发现苏格拉底不但没有否认通过实践可以获得德性,而且认可通过训练可以获得德性。苏格拉底的德性教育不只是一种启发式教育,更是引导学生进行理性“训练”的过程。对σκητν的词义追溯和文本分析可知,《美诺》中的德性可教并非矛盾,由此澄清了苏格拉底对理性训练的重视和对实践的真实态度,回归到苏格拉底德性可教的本意。

医学道德的式微与重建——兼论德性伦理、机构伦理和制度伦理关系

从胡卫民、张曙、兰越峰、张煜四位医生面临的困境,以及当前的医疗反腐态势分析,提出当前医学道德式微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对于利益伦理研究的缺失,同时微观层面个人道德主导地位的式微,中观层面机构伦理建设阙如,宏观层面制度伦理建设亟待加强。当代社会亟须加强医德重建,首先需要充分重视利益伦理的研究,利益必须加以限制,同时要加强制度伦理、机构伦理和德性伦理建设,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由内而外的伦理系统,让伦理遍布医学各个领域,引领医疗行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