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藩府书家群体在元代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群体,汇聚了元初北方经济、义理、词章各类人才,其中,怀卫理学家姚枢、许衡和郝经,邢州学派刘秉忠、张文谦,从汉族世侯幕府进入忽必烈藩府的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王鹗、王博文等人,以及方外文士至温禅师等书家,构成了元初北方重要的书法家群。元初书法家群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对元代文化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使得他们的书法观念、书法理论与书法活动影响了有元一代的书法发展和书法教育,在元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借鉴研究——以忽必烈与八思巴在甘肃多地驻会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离不开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王朝的历史建设经验尤其值得借鉴。以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的先辈“凉州会谈”为背景,以建元前的六盘山会晤为开端,分析他们作为帝王和帝师以临洮为驻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贡献。具体贡献表现在:选择临洮作为长期驻会之地是经过凉州和六盘山的比较后确定的管控中国西部疆土的战略远见;以临洮为参照促进甘肃行省的设置、细化及与周边行省的连接;以临洮为枢纽细化青藏高原嵌入元朝版图的方式方法;以临洮为中心促进文化互鉴、民族交融与维护元朝大一统。以上贡献为我们今天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的借鉴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建设,离不开中国内部不同生态区域的地理枢纽和节点的连接,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基层化和精细化,离不开不同区域、职业、民族在大一统背景下的迁徙、交流、融合,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代表的文化书写符号的建设与普及,离不开文化互鉴过程中包含的共有价值观。

八思巴为忽必烈授喜金刚灌顶的史实及意义新探

1253年,受命管理西藏的忽必烈与吐蕃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在六盘山进行了会晤。这一会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谈判对话形式进行的直接谈判,因忽必烈的苛刻条件以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是以萨迦派喜金刚灌顶法会为名进行的间接政治谈判,最终取得成功,并促成了二人结盟。这为后来元朝处理宗教、民族关系确定了方向,对于藏传佛教传播、蒙古族与藏族民族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宗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柯勒律治的忽必烈书写

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一诗,选择历史人物忽必烈汗作为诗的题目,是有明确的意识导向的,他对忽必烈是敬畏的。诗句内的忽必烈的形象书写,引起人们不同的认识与评价。作品中的“他”是指诗人受到别人作品影响创作出来的“国王”形象。这样的“国王”形象,不应是指某个具体的“国王”,而是指代“国王”形象类别。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研究成果的相关问题,本文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九州海底的马鞭——从民族学角度对忽必烈征日战争失利的探析

13世纪的蒙元军队远征日本是是亚洲大陆上的统一帝国少有的大规模跨海作战,也是日本本土第一次面临来自大陆压倒性力量的直接威胁。学界多认为元军失败是因为舰队遭遇强台风所致。实际上,征日行动还存在一些隐患。以民族学的全新视角诠释蒙元军失败的原因,文章从民族角度对军心、作战方式以及双方最高执政者的个人因素一一分析,指出蒙元军队内部民族矛盾重重,自身优势被极大遏制,以及忽必烈急于攻克日本,存在准备不足的战略失误,军事实力对比的优势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优势,而日本方面则逐渐占据天时、地利和人和。但是,这场战争加剧了日本国内的矛盾,间接促成了幕府的倒台,也使得终元一世,中日之间交往停止,对整个东亚的历史发展都有影响。

《忽必烈汗》中的象征意义初探

利用弗洛伊德"释梦"的观点,结合英国诗人柯尔律治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他本人的生平经历,分析其著名诗篇《忽必烈汗》中的象征意义,试图证明《忽必烈汗》是柯尔律治的潜意识愿望的表达。

论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

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 ,高丽国对元日关系的态度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高丽元宗一方面出于中韩长期交往的经验 ,另一方面由于害怕蒙古军队进入高丽及日本“倭寇”入侵便反对元朝与日本交往。而其后的高丽忠烈王面对蒙元的强权政治 ,为了巩固王位、铲除“倭寇”,并争取更多的国家主权 。

元世祖忽必烈草原领地考

贵由汗时期忽必烈在漠北的领地“禹儿惕”大体在西起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东到忽兰赤斤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的范围内。蒙哥即汗位后,包括哈剌温-只敦的漠北草原领地依然长时间保留。位于漠南爪忽都金莲川的新“禹儿惕”领地,是随着忽必烈奉命总领漠南军国庶事的使命而增加的。爪忽都金莲川与哈剌温-只敦,无论地域概念抑或实际空间范围,都是两回事。忽必烈在和林以西不远处拥有领地“禹儿惕”,显示了拖雷家族在夺取汗位以前已经具有的权势实力和战略眼光。此举直接占据了和林以西的站道冲要,又可以从东南方拱卫或监视和林。一定意义上,它似乎又是拖雷系与窝阔台系争夺漠北本土的产物和表现。

论忽必烈政权“汉化”进程中的士人政策

忽必烈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和完善。此主要表现在:征用儒雅,量才擢用;兴举学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优渥士人三个方面。这些政策中虽存在民族歧视、科举废弛、"重吏轻儒"等不足,但仍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巩固政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柯勒律治《忽必烈汗》的主题形象

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的诗歌《忽必烈汗》 ,充分体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创造特色 ,他所选用的“dome”一词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意象 ,传达了该诗的深刻意义。

论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的原因

中统元年到五年,忽必烈和其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进行了长达4年的战争,从战前双方的力量对比看,谁都没有取胜的把握,但忽必烈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使他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占据优势,加上他的政治智慧,能够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终于战胜了对手,蒙古民族和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证明,谁代表先进生产方式,谁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忽必烈平大理国问题国际性再辩论——揭穿《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的谎言

本题国际性辩论的对方,是日本冈田英弘著《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它用宏观魔幻式精巧伪造的方法,捧忽必烈为"现代"世界史的创造者,中国随之变为蒙古帝国的"殖民地",进而实现日本军国主义50年侵略中国未曾达到的"去中国化"的迷梦。它是当代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新现象,但它惧怕故全面排斥司马迁《史记》之后的中国两千多年史书记载的历史事实,这会促使我们对中华文明五千年史学文化瑰宝的系统性深入研究,日本名家名著的"去中国化""一家之言"将难以在世界立足。

试论13世纪后期忽必烈对丽、日政策及其反应

忽必烈对高丽、日本关系,一方面采取蒙古人传统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也运用汉人儒家的天下秩序观来规范与上述二者的关系。日本却以维护它的国际地位,希望与元平起平坐;高丽则试图在二者之间扮演一种调节者的角色,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也与元联合,对日与元统一行动。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鸦片隐喻——以柯勒律治的《忽必烈可汗》为例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不仅是诗歌创作的黄金期,也是英国国内鸦片消费迅猛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与鸦片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文章以最著名的瘾君子之一柯勒律治为例,解读其作品与鸦片的关系以及鸦片意象的隐喻涵义。在诗人的笔下,鸦片对身心的负面作用被弱化,相反,鸦片成为浪漫想象的源泉与诗情的催化剂。

试论忽必烈、杨琏真加与江南佛教

忽必烈经略江南佛教有明显的政治意图。通过设立地方僧官系统对江南佛教实施系统管理,任用僧人杨琏真加废毁故宋宫室陵墓以建梵刹,实现畅国威、隆国势之目的;压制作为江南社会思想文化之重要代表的禅宗,利用江南禅教寺院归属之争,易禅为教;通过杨琏真加主导的禅教廷辩使得教冠於禅;设置江南御讲三十六所,扶植教门,压制禅宗。尊教抑禅使江南禅宗地位下降,发展受到抑制,元初禅宗出现衰落气象,扶植了佛教其他宗派在江南社会的力量。

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

值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周年，本文概说其重大史义三题：一是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衰亡的大趋势，使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二是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尤以影响深远的土官制度为著；三是留下了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

元朝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及其失败原因

13世纪元朝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忽必烈屡派使节要求日本臣服,接受与元朝的朝贡关系,但遭日方拒绝,甚至斩杀来使。忽必烈试图以武力征服日本,然而两次东征均以失败告终。东征失败的内因主要是东征军对日本自然环境缺乏了解、元军不善水战、内部矛盾重重、将帅指挥不当,以及中朝民众的厌战情绪和反抗活动等。另外,东征失败也存在突遇风雨的偶然性,但完全归咎于此,鼓吹"神风"所致,显然是不科学的。

忽必烈汗治国思想研究

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是元初兴盛和繁荣的理论纲领,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确立了蒙古贵族治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家的民族文化、儒学伦理、依法治国、经济兴国和国家信仰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充分体现了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也是认识和研究忽必烈汗的有效途径。

试论忽必烈时期蒙元政权对汉文化的吸收及其影响

忽必烈时期是蒙元政权吸收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阶段,在汉族儒臣和忽必烈本人的共同推动下,蒙元政权从文化主导思想、典章制度、教育制度等角度全面吸收、利用汉文化的成果,这对此后元朝统治的安定和理学的兴盛、元杂剧的繁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忽必烈幕府文人与元代教育及对文学的影响

忽必烈幕府君臣对有元一代的儒学教育贡献很大。藩府谋臣刘秉忠、王鹗、许衡、姚枢等多次向忽必烈提出征用儒雅、崇学校、议科举、崇经术、尚节孝、厚风俗、美教化等建议,并建议在各郡县普遍建立学校,使皇子以下及庶人子弟均能入学校接受教育,忽必烈在他们的影响下,办学兴教,崇儒兴学。在儒学推广和教育发展的前提下,元代科举制度得以实施,不仅刺激了地方官学的发展,各类学校数量骤增,而且为元代文学与儒学的全面融合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