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变为灯:张爱玲性别意识研究的文化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张爱玲以高度自觉的性别意识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下女性最本原的存在状态,她以“地母”般的热诚对人性做了深入的探寻和言说。她站在女性性别文化立场上审视与展现了人性之恶,这使得她的性别意识与哲学意识相互参照,呈现出恢宏和艳异的诗意气象。对其进行探索与研究能有效地为当下性别观念的合理化提供强有力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当代女性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实践路径。

消失的“她”——新一代女作家作品中的性别意识

在《“她”字的文化史》一书中,历史学家黄兴涛曾经深入考察了现代汉语中“她”字的成形过程,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与政治含义。作为一种性别观念的载体,“她”字的出现最早来源于英文翻译时“she”的对应词的缺失,在经历了诸多争议,尤其是与当时颇为盛行的“伊”字的竞争之后,与“他”同音的“她”字最终胜出。在书中,黄兴涛道:“从‘现代性’的历史内涵角度来看,‘她’字的产生和社会化认同的实现,与男女平等、女性自主的价值原则,以及大众至上的民主想象所参与起到的作用,也不无关联。”

儿童性别意识的现状调查及策略研究

儿童自我意识和社会化发展着重体现在性别发展,性别相关议题越发受到人们关注,国家也颁发实施了关于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开展小学低年段一二年级儿童的性别教育,不仅有利于提高儿童的性别意识,帮助儿童更好的认识自我,还有利于提升教师、家长对儿童性别教育的意识,为构建更完善的性别教育体系打基础。而我国在性别教育方面的研究多存在于幼儿阶段,对过渡到小学低年段学生的相关研究较少。本论文基于以往儿童性别相关的研究,结合现状调查,完成了对儿童性别意识的现状调查及策略研究。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补救策略,提升家长、教师的性别教育意识。

“私人化”写作的超性别意识

作为对20世纪90年代部分女性写作的一种描述,"私人化"一度成为评论界的热点。时过境迁,冷静观之,"私人化"写作从女性的自觉指向对生命个体与弱势群体的关怀。这种关怀基于性别意识,又超越性别对立,体现了文本的超性别意识。

社会性别意识偏差对女大学生成长的制约

作为脱离性别平等平台来观察两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它使女大学生遭遇来自社会环境的种种压力与限制,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女大学生的认知系统和成就意识,形成女大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障碍。因此,重视社会性别意识教育成为女大学生成长教育中不应缺少的文化策略。

超性别意识写作的现实可能性

超性别意识写作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人的共同感情。探寻中国女性写作中的超性别意识的产生及意义,并探讨了当代女性写作中实践超性别意识创作现实的可能性。

论女性写作中性别意识的两个问题

女性写作需要真正属于自己的经验世界,但不能将其绝对化,它更应该是一种"双声话语",即在表达自己经验的同时,也表达主流意识,这种双重信息的提供,是成熟女性文学应该采取的超性别意识的写作立场。因为"真正的爱是超于性别之上"的,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是脱离了性别来看他人本质的。这就为第二个问题消除"双性对峙"而达到"双性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超性别意识写作的现实可能性

超性别意识写作就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人的共同感情。文章探寻了中国女性写作中的超性别意识的产生及意义，进一步探讨了当代女性写作中实践超性别意识创作现实可能性。

女性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

利用2000年全国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福建样本的相关统计资料,描述女性性别意识的时期变动及其与男性性别意识的差异,并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释性别意识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对工作的满意度、社会流动经历以及家庭婚姻状况对女性性别意识产生显著的影响。

已婚妇女社会性别意识和家庭地位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我国农村地区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家庭地位状况，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04年11～12月在河北、湖北和四川的3个人口基金项目县，对1227名有0～7岁孩子的妇女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获得。结果：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80％的妇女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70％的妇女能够参与到家庭决策过程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已经越来越少。但调查妇女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仍然较弱，男性仍然在家里占据主导地位。家庭资源较为贫乏时，绝大多数妇女都选择首先将家庭卫生资源和营养资源分配给丈夫、儿子和丈夫的父母，而将自己排在最后。男性在妇女生殖健康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教育程度对妇女社会性别意识有重要影响。结论：我国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家庭地位状况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加强社会性别平等和男性参与生殖健康方面的宣传教育，真正实现社会性别平等。

用社会性别意识审视中国的女性教育

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透视了我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教育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分析了教育领域性别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只有克服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障碍、认清教育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现状与问题、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观念,才能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实现两性和谐发展的观点。

公共政策决策与社会性别意识

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性别正义也是其重要内容。从横面上看,总体上公共政策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乏,导致了女性的利益边缘化和歪曲化;从纵向上看,在公共政策的内部层次上社会性别意识的缺乏产生了元政策的贯彻不力和元政策中性别的隐形化等问题。要使社会性别意识在决策中主流化,必须在决策结构中增加女决策人的比重,强化男性决策人的社会性别意识,加强各平行领域性别政策的衔接。

女性主义教育思潮与教育研究的性别意识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主义教育思潮以其富有个性的教育主张和研究方法引起了教育界的注意,其理论的特征在于对性别化教育的批判、对所有涉及女性及性别的教育主题的关注以及提出了富有个性的教育研究方法。研究女性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在教育研究当中反思研究者的性别身份,关注性别和女性问题、借鉴女性主义教育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更好地为教育研究服务。

论乡村治理中的妇女参与与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意识

为什么在政策和文化环境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全国农村仍有相当多的村委会是清一色的男性?本文认为,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程度与农村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能力有着直接并且深刻的关联,这是本文提出并且要加以论证的问题。本文从村级党支部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核心地位、农村女党员的发展等问题切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应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内容中。

性别意识与女大学生就业质量——基于福建省五所高校的调查

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和身份、性别歧视,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力,是坚持共享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运用福建省五所高校大学生就业问题调查数据,从社会性别意识和女大学生个人性别意识两个层次,探讨性别意识与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关系。回归分析发现,社会性别意识和个人性别意识对女大学生就业质量均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平等的性别意识有利于提高女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另外,社会性别意识对客观测度的女大学生就业质量影响更为显著,而个人性别意识对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主观测量作用较为突出。

女翻译家沈性仁与《遗扇记》中的性别意识——“五四”时期《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汉译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20世纪初叶女翻译家群体中的杰出代表，沈性仁对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剧的译介，开启了该剧在“五四”时期的译介热潮，多个汉译本展现着译者对性别问题的不同思考维度。本文从性别视角比较沈性仁、潘家洵、洪深的三个翻译剧本，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剧本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考察女性译者的性别意识对译介悖逆中国传统性别秩序的女性形象时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女翻译家自身的文化立场。

个体性别意识与女大学生就业质量——基于五所高校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福建省五所高校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个体性别意识与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性别分工观念、性别自信及性别权利意识等因素对女大学生就业质量均有重要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性别平等意识对男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呈反向差别。

中国农村社会性别意识量表的发展与验证

本研究基于中国农村的现实背景,采用了文献研究、访谈、专家评议和心理计量的方法,经历了界定概念、建立题库、题项筛选、量表心理计量学特征的验证4个阶段,发展了社会性别意识量表(Gender Ideology Scale,GIS),用于测量中国农村背景下意识中的社会性别公平程度。2005年6月在中国东部某县的农村人群样本中的验证结果表明GI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

北京市幼儿教师性别意识现状研究

采用社会性别视角,对北京市幼儿教师的美德和性格特点、家庭分工、收入、智力和思维能力、领导力、婚恋观以及幼儿教育实践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幼儿教师具有一定的性别平等意识,但由于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其性别平等意识还有待提高。为此,必须对幼儿教师进行职前和职后的性别平等教育与培训,以推进性别平等意识的主流化。

中国女译者性别意识研究——一项基于《喜福会》中译本的个案研究

选取《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的四个中译本(分别由男、女译者所译),从语言和内容两个层面探讨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探究女译者是否在语言使用和翻译策略方面会体现出其女性身份。研究发现:《喜福会》的女译者无论是在语言层面还是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都未凸显其女性身份,未对翻译过程进行女性主义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