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论述和现实启示

历史主动精神植根于唯物史观,是指无产阶级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前提下主动创造历史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在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得更为鲜明,其本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主动的论述使用了“历史主动性”“主动精神”“历史首创精神”等核心概念。围绕这些核心概念,马克思、恩格斯以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为主体展开了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论述。其内涵主要包括主动斗争精神、主动创造精神和主动引领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传播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论述有助于在新征程中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激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两种生产”与中国式现代化之家——恩格斯家庭观的理论方法及其启示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阐述家庭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两种生产”与家庭的辩证关系,这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家的建设具有现实启示。中国家庭观受到儒家文化长期形塑和影响,当前家庭呈现出多元复杂、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之家的建设,要自觉运用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批判吸收儒家“仁”“爱”“孝”“亲”等优良传统,尊重家庭成员主体性,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家庭生活的向往。

三维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科技观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发展提供根本理论支撑。从社会生产维度、自然维度和人的发展维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观,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强化科技生产力思想、发展绿色科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科技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技价值取向有着深刻启示。

论恩格斯的道德进步思想

在历史哲学中发现道德进步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不同于思辨哲学在启蒙理性运思之中“发明”道德进步,恩格斯在对文明的道德考古学之中“发现”道德进步,并得出私有制形塑了“最伟大的道德进步”这一结论。这一具有“猴体解剖”方法论意义的伦理发现直接构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文明道德进步中止的重要证据。遭遇中止,道德进步正在沦为意识形态幻象并呈现出概念的通货膨胀怪象,但恩格斯否认了进步中止的宿命论意义,指明了“真正人的道德”的进步方向。在此,道德进步的价值排序并非自然主义抑或法权性质的,而是在同时空的阶级道德特性比较之中得到澄清和证成。恩格斯将重启道德进步的希望从宗教神话与思辨理性之中转移到现实的人,重新唤起人们对道德进步的信念。宏观的道德进步在微观上表现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恩格斯的道德进步思想所揭示的不仅是道德进步的内在规律,也是人的价值实现可能,它奠基了人类走向未来文明的伦理信心。

论恩格斯对生态观的阐述与论证方式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创立了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全面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指出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会导致生态危机,并论述了产生生态问题的认识论和社会根源。恩格斯的生态观的先进之处不仅仅在于结论的深邃和高瞻远瞩,更在于阐述和论证生态观的手段和方式,对我们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对生态观的论证和阐述方式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第一,从劳动本质透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根源;第二,用因果分析法阐述生态危机的认识根源;第三,以阶级分析法阐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第四,用辩证思维阐述人类改造自然的两重性;第五,用系统论思维阐述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评诺曼·莱文对晚年恩格斯的两个质疑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一文中论证了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所谓原则性分歧,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予以高度赞扬,而对恩格斯则予以尖锐批评,称其为“机械唯物论者”。在莱文看来,恩格斯的社会发展观认定,所有各种社会都必然经历“一种单线性分阶段发展的过程”;在恩格斯那里,生产力这种“经济力量”是“外在于人的力量”,“最初的原动力是存在于人之外的经济力量。这种经济力量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而人本身只不过是对这种原动力的简单反应”。莱文这两个质疑是其制造“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对立论”的重要论据。依据深入、透彻的文本学分析足以确定,这两个指责均建立在莱文对晚年恩格斯历史观的误解之上。事实上,恩格斯高度重视不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差异性,坚决反对简单按照“经济必然性”,用抽象、单一的解释框架、分析模式,对各民族、各具体社会的历史轨迹、演进过程作出单调齐一、毫无差异的描述。与莱文的片面理解不同,晚年恩格斯与晚年马克思一样,在人类不同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轨迹问题上,充分展示了“辩证法学者”的特点。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生产力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人类整体及其中的每一个体都参与了生产力的创造,“生产力”既是人们面对的既定事实、客观环境,亦是他们共同活动的产物,他们继承和面对前人创造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以此为起点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历史的真正主体”不是与人无关的僵硬的外部力量,这个主体就是“人”自己。

恩格斯的“历史观点”与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兼论“历史观点”的翻译

恩格斯的“历史观点”翻译为“史学观点”是不大妥当的。在恩格斯两篇涉及“历史观点”的重要文献中,“历史观点”的核心内涵都是“现实”。恩格斯的“现实”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当下的现实;二是过去的现实或者说历史上的现实;三是作者、批评家的思想与认识立足当下的现实,同时符合历史的现实。其基本指向是“真正的现实”。恩格斯的“历史观点”与其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其一,“历史观点”促进了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现实主义转向;其二,二者相互契合;其三,二者相互促进。

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批判的三个维度——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解读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重要文献。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经济批判是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三个重要维度。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政治批判的出发点是揭露充满欺诈和伪善的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批判的立足点是构建“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的理想社会;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经济批判的三个切入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劳动和科技。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启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中国人口政策,坚持用大历史观来评价中国人口政策,坚持科技创新并推动科技成果惠及全体劳动人民。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是“马克思口述、恩格斯笔录”的产物——驳黑泷正昭对大村假说的批评

黑泷正昭曾撰文批评大村假说,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不是“马克思口述、恩格斯笔录”的产物,本文尝试对此批评展开反批评。黑泷指出,他仔细检讨了笔者对假说的证明过程,发现笔者并未能成功证明此假说。但是黑泷对其中两大关键性证据的批评无法令人信服。第一大证据在于,手稿中出现了许多即时异文,这在恩格斯单独执笔的手稿中较少发现,而在马克思单独执笔的手稿中却屡见不鲜。事实上,该手稿中即时异文的出现频率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黑泷对此并未加以考察。第二大证据在于,手稿中出现了许多德文同音异义词的混淆错误,笔者给出了6处例证。黑泷认为其中4处不应视为对同音异义词的替换更正,黑泷的这一看法要么以假定一份原本并不存在的手稿存在为前提,要么以否认恩格斯替换更正同音异义词这一事实为前提。因而笔者无法承认黑泷的批评是基于学术检讨做出的。

青年恩格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契机及其启示

国民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以往的研究对于恩格斯率先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契机及其意义阐释得尚不够充分。文章在回顾以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通过对恩格斯青年时期求学、经商和政论活动的文本进行分析,阐明恩格斯在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获得了汇通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和国民经济学的灵感。只有经历了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契机,恩格斯才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德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并意识到哲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性,进而发现了推动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

“凝视”青年恩格斯:唯物史观溯源的另一种视角

尽管学界普遍认同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道路是不同的,但同时存在一个常见的思想倾向,即从“关系论”的视角出发,认为青年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青年恩格斯只是其中的配角。与之不同,“自主性”的研究视角要求“以青年恩格斯来理解青年恩格斯”,通过将青年恩格斯看作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特殊个体,考察青年恩格斯如何凭借自身的理论和实践而独立地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由此,青年恩格斯研究将被赋予一种非凡的意义:打破唯物史观前史研究的三阶段说,即“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呈现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中的四个重要阶段即“青年德意志—黑格尔主义—经济学批判—共产主义”,从而为追溯唯物史观的起源提供更为立体和丰富的阐释空间。

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述要(1921—1927)

在1921至1927年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备受瞩目,它是唯一以连载的形式发行的,又是第一部该著正文的中文全译文。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论述以节译、摘译等形式出现在当时的红色期刊中,包括著作、时评、书信和讲话。恩格斯的著作在1921至1927年间的传播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确证了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权威来源;二是展现了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三是突出了恩格斯著作的论战特性;四是启示了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这些特征同时表明,恩格斯著作的传播已经由零散译介发展到自觉和有组织的译介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历史图景及其意义与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从经典作家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图景,集中表达了他们对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观察和思考,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初与中国单向相遇五十年所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一成果不仅是中国历史图景的真实展示,而且对经典作家本人思想的丰富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今日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我们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双向互动中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有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比较方法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世界各国的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基本国情、阶级状况、革命前途等进行了深入比较分析,形成了关于国际比较的科学认识和系统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比较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在理论上可以归纳为通过国际比较来分析各国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分析把握国家社会一般发展规律、阐发重大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等,在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处理好一般原理与各国实际的关系、处理好本国斗争与国际联合的关系、处理好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的关系等现实要求。全面深入地挖掘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比较方法的丰富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有助于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与国际比较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论及其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究资本主义走向和人类解放进程时,对东方世界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进行过比较精深地剖析,深度分析了鸦片战争的实质及其对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重大影响,强烈谴责了英国等列强侵略中国的无耻行径,热情颂扬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并深刻分析了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经典论述,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要坚持人民立场、胸怀天下,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稳走好,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提升经济质量,要坚持全面扩大开放,要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路径思考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独自承担起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重任。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情况下,恩格斯强调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定党纲,发挥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同时维护党的权威,要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和创新方式,既坚持铁一般的纪律同时又要进行适时调整等方面为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解决“如何统一思想和行动”的政治方向指引。这些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频发和工人革命浪潮日益汹涌的背景下,密切关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包括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批判,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公德、宗教清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等方面的内容批判,以及对资产阶级教育脱离生活实际、强制灌输、操纵媒体和控制舆论的方式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对科学认识和理性对待当代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文本研究以及在国际视野下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特征、效用价值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的文本考察

用典是文章写作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用典既具有用典的“共性”,同时也有其“特殊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用典的效用中,根据用典的不同维度分别包括“典故的功用”和“用典的修辞效果”两个方面;在用典的价值导向中,主要包括相似历史语境下“批判的重现”以及从“用典实践”到“指导实践”的演进两大类型。《习近平用典》系列目前已经成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读本。因此以用典研究为契机,新时代我们既要不断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新视角,也要深刻认识到用典在社会历史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要积极发挥用典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作用。

恩格斯对杜林自由观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基于《反杜林论》的分析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撰写的一部具有论战性质的经典著作。他立足于唯物史观厘清了杜林自由观的实质限度,指认了杜林自由观的内在矛盾,并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内在意蕴进行系统阐释。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重新审视恩格斯对杜林自由观的批判,澄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要义,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科学性、价值优越性、客观实践性,科学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在列宁革命思想中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是列宁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著作,也影响列宁下定决心去研究黑格尔从而构建起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提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列宁革命思想中的重要环节。从列宁的笔记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情况上看,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领导人问题”“正确把握共产主义”三个重要问题上。列宁革命思想的灵魂仍然是辩证法,《提要》同时也是列宁对辩证法的理解深入到实践的历史的领域的重要环节,列宁的革命思想正确运用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学习和理解列宁思想,对于在当代焕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有着重要意义。